新诗史中的“两岸”

洪子诚

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中国新诗史怎样处理“两岸”的诗歌现象，另一层是“两岸”的学人如何对待新诗史的写作。

先谈后面一个问题。

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中国大陆还是文学史生产大国，这个情况的产生，和大陆教育/学术体制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诗探索》开辟专栏讨论“重写新诗史”，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重写新诗史？》，说首先是要有新诗史，然后才能讨论“重写”——那时候，新诗史确实不多。20多年过去，大陆学人编写的新诗史已成批涌现，成果斐然，粗略统计，各种冠以中国、台湾、香港等的或全面系统，或专题性质的新诗史著应该有20种之多 。

相对于大陆这边在著史上的“或老骥伏枥，奋不顾身”，或“初生牛犊，身手矫健”（陈平原语），台湾的研究同行却显得相当沉寂。记得2005年8月在北京圆明园的达园宾馆，有规模宏大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举行，会上，台湾学者孟樊、杨宗翰宣布了他们合著“台湾新诗史”的计划，并公开它的结构大纲。因为关切这部著作，10年来我常在网络上搜索，标示的总是“撰写中”三个字。当年，杨宗翰在《台湾新诗史：一个未完成的计划》 中，对台湾在“新诗史撰述的毫无表现”有这样的描述：

笔者敢斥为“毫无表现”，正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一部由自己执笔、完整的“台湾新诗史”，有的只是关于诗史的后设批评（meta-criticism），以及自我催眠用的最好借口：（无尽地？）期待与盼望。大陆学者古继堂早在1989年“替”我们写了一本《台湾新诗发展史》，出版后虽毁多于誉、骂声不绝，却迟迟未见本地学人独撰或合写（哪怕只是一部）诗史撰述来取代古著。唯诗人学者向阳（林淇漾）曾尝试以“风潮”的角度切入，自1950起用十年一期来“断代”，写出了一系列的“现代诗风潮试论”。不过，向著偏重文学外缘研究（这当然与切入角度关系密切）且尽为单篇论文，体例不类文学史著作，迄今亦未涉及日治时期的台湾新诗史，殊为可惜。在向著之外，另有两场学术研讨会必须一提：一为文讯杂志社于1995年举办的“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一为世新大学英语系于2001年举办的“台湾现/当代诗史书写研讨会”。两者在设计上都有希冀结合众学者之力，集体撰述台湾新诗史之意图；不过就会议论文集的成果来看，其实践与目标间恐怕还有很大一段落差，故此构史共图不幸只能草草落幕、不了了之。

这篇文章还预告了古添洪、陈慧桦、余崇生的《台湾诗史》，但至今也仍是“写作中”。虽说2006年有张双英的《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 出版，但杨宗翰勾画的情形似未很大改变。造成这个情况，杨认为主因缘于“集体合撰式的文学史观点应该统一”这一迷思在作祟。这当然有道理，但其实应该有更广泛，也更重要的原因。其中的一项是，对于诗史撰写，不论是台湾部分单独论列还是与祖国大陆、香港等地集合评叙，在诗歌史观念、架构、体例，以至起源、断代分期、传承、诗质与诗型等方面，都离不开台湾诗歌的定位。说古著的《台湾新诗发展史》是“‘替’我们写”，对《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台湾当代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说法斥为“武断”并“愤恨不平”，都牵涉到台湾诗歌“主体性”或“本土性”这一令撰述者有时感到困惑的问题。

另一原因是，诗歌史撰述与学术/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杨宗翰用“在野性质”来描述台湾的诗歌史/文学史研究与祖国大陆的“最大不同之处”，他说，台湾文学史/诗歌史研究还未被教育机构“彻底收编”，因此，也较少出现“注重体例、叙述、结构、配置是否符合教学上的要求”的撰述。这个观点值得重视。确实，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台湾有关新诗研究的论著数量一点也不少，“从文士学者的个人专著到研讨会的集体发表”，“台湾新诗研究虽然称不上热门或丰收，但从来就不曾冷僻或枯槁”，只是相较“正统”、体制化的新诗史撰述显出差距而已。这里引发的问题是，这种为学术/教育制度所“收编”、规范的新诗史撰述是否那么重要？在一些诗人、批评家和读者那里，可能更倾心于那种多样鲜活的、“不规范”的研究论著，这种倾向也存在于祖国大陆的诗人和读者中，最近，《一个人的诗歌史》 受到的欢迎说明了这一点。就如这部书的推荐语说的，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柏桦），而写作者个人感受积极参与，也是重要特色。这一从爱伦堡的《人，生活，岁月》获得启发的撰述体式，显然与通常意义的诗歌史有很大不同。十多年前出版的《持灯的使者》和《沉沦的圣殿》，也属于这种“另类”的诗歌史性质。汇集当事人有关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和《今天》创办情况的回顾文字的《持灯的使者》，编者就称它为与体制化文学史不同的“边缘化文学史写作”。对这一“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诗歌史，刘禾认为：

我觉得《持灯》和正统文学史写作的关系应该倒过来看，不是《持灯》为文学史提供原始文献，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文学史的内容，而是恰好相反，《持灯》的写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因为它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

奚密在论述“现代汉诗”的性质的时候，将“边缘性”特别提出 。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与制度化的语言、情感、思维方式保持距离，加以质疑和再造，应该看作是现代诗歌存在的意义和它获得生命活力的主要保证。相对于诗歌的这一特质，诗歌研究和诗歌史写作的“边缘性”，就不应被看成是缺陷，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毫无疑问，寻找“规律”，全面、条理化的诗歌史有它的价值，但是，能容纳、有效处理感性细节的能力，呈现为抽象概括所遗漏、遮蔽的情景、思绪、精神氛围的著述，包括认真编著的作品选和文本解读、赏析读本，其重要性一点也不比正规的诗歌史差。这是因为，事实不仅需要聚拢，也需要扩散；历史不仅是中心，也有不可轻忽的边缘；不仅有必然，也有众多的偶然和碎片。

况且，比起小说等来，现代诗是一种特殊的，甚至是更“专业”的手艺和知识。在我看来，较为成功的诗歌写作经验，是有成效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史写作的必备条件，像我这样毫无诗歌写作经验的人，常感只是隔靴搔痒。只要粗略看看新诗历史，就会明白“诗人包办一切”的说法也并非狂妄，因此，台湾诗歌研究界和诗人大幅度重叠的情况，也是导致欠缺体制化诗歌史的原因。对此，说是应该忧心也对，但绝对不必忧心忡忡。

接着是新诗史中如何处理两岸的诗歌现象。

基于目前已出版的这方面论著的情况，谈论这个问题只能以大陆学人的诗歌史著作作为对象。在此，大体上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对两岸的诗歌分别单独处理。因为目前大部分冠以“中国”的诗歌史著作，如王毅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潮史论》、刘扬烈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李新宇的《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流变史》、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张新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等，都以祖国大陆的诗歌现象作为评述对象，未涉及台湾、香港等部分。这种处理方式，或者是研究者尚难顾及，或者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整合架构，或者根本就不信奉把什么都往里装的“大筐子主义”，因此在一些学人那里，收缩评述范围也暗含着对这种“主义”的抵制。

第二种方式，是虽然将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诗歌都纳入其中，但采取分别叙述的结构。如我和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就是这样；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以编年的方式将两岸诗歌现象聚拢并置，大体上也是分别叙述的格式。另有带有文学史意味的一些选本，如近年出版的《中国百年新诗大典》 也属于这一类。“大典”共30卷，台湾、香港部分单独在第9、第13、第21、第26卷中，另有第14卷是马华中文诗歌。在这些著述、选本中，祖国大陆和台港诗歌的关联性难以得到充分显示，有的论著、选本，因为侧重点在大陆，台港部分给人以附录、补白的印象。

第三种方式，是将两岸新诗作为“中国新诗”中既相对独立，也密切关联的对象进行“文学史意义”的整理，这是基于两岸拥有历史、文化、语言的深厚渊源，也面临相似的诗歌问题。不过，这方面的成果尚不多见，目前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值得重视的是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另外，在谢冕担任总主编、多人合作编选的《中国新诗大系》 ，以及将这一“大系”的导言抽出集合成书的《中国新诗史略》 中，各卷也有程度不同的整体考察的尝试。

王光明的《演变》是史论性质的论著，这有助于解决（或避开）诸如历史分期、诗人位置分配等棘手问题。我在一篇书评中指出，他对“百年新诗”做了全景式关照，时间上贯通近代和现当代，“空间上将祖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诗歌纳入论述范围。其中，台湾、香港诗歌首次在新诗史论述中，与祖国大陆诗歌得到‘整合性’的呈现”，而对“在社会、文化等‘时势’变迁（或者叫‘转型’）中，‘新诗’有何文学史意义，怎样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是否完成了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的重建’，‘能否作为一个环节体现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 的思考，成为观察两岸诗歌的贯穿视角。这部论著在处理两岸诗歌问题上提供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分析。

其实，是否将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台湾的诗歌变迁都囊括进一本书里，并不是一个十分紧要的事情。有意义的可能是，让有关联而又互异的因素产生比较和碰撞，能否对新诗的研究有实质性推进，是否会激发诗歌实践的能量。正像王光明说的，与其“规划版图，分出时期，排定等级，颁给荣誉，建造文学的纪念碑”，不如通过不断自我质疑，开放诗歌史中的问题，延续我们对当代问题的思考 。

在将海峡两岸暨香港、台湾诗歌设定为对比、互为参照的对象的时候，浮光掠影之间会容易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比如，容易发现新诗与旧诗，个人与社会，意识与语言，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外来影响与本土传统、情感与知性、自由与秩序、明朗与晦涩等，都是经常在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浮现涌动的问题，它们也经常被诗人和学人处理成对立的两项。这样，就加强了我们有关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诗歌“同质性”的理解。但是，深入的考察其实需要揭发同中之异，差异不仅表现为程度、范围，不仅表现为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更是某种带有实质性的条件和特征。

比如，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现代诗在社会文化空间上都存在“中心”与“边缘”的选择，对台湾、香港诗歌来说，进入“中心”殊属不易，而让祖国大陆诗人摆脱那种“中心”的情结，倒是相当困难——因为诗歌作为一种“动员”的手段，仍盘踞在诗人和批评家脑中。不错，诗歌的“现实感”、现实关怀是中国诗歌的共同关注点，但在今天，台湾有的诗人和诗评家可能觉得祖国大陆的写作整体上过于紧张、坚硬，少有放松和幽默，而祖国大陆又可能认为香港、台湾的诗在重量和视野上存在欠缺。

又比如，在诗歌语言方面，虽然海峡两岸暨香港、台湾使用的都是“现代汉语”，但其实在质地上有许多差别。20世纪50年代起，祖国大陆诗歌就强调以乡村生活经验和大众口语来整合、规范诗歌的个人意识和语言，并在艺术资源上向着本土乡村民歌靠拢；同时，国家大力推行的“汉语规范化”也让诗歌/文学语言发生很大变化。这些举措为诗歌接近大众、表现大众生活创造了条件，但也窄化了诗歌语言对更多资源的吸取。冯至20世纪50年代在《冯至诗文选集》中修改了他20世纪20年代的诗，北岛修改戴望舒翻译的洛尔加的《梦人游谣》，都从语言角度可以窥见汉语规范化在当时的重大影响和留下的“后遗症”（根据黄灿然的相关分析 ）。

在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上，一般会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祖国大陆诗歌是在重复台湾走过的路子，这被解释为“现代”诗歌“后发地域”的必经历程。因此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祖国大陆“现代派热”的时候，一位台湾著名前辈诗人访问北京大学，他在与学生座谈的时候，以过来人身份好意劝告“后来者”要避免陷入“西化”的误区，而引发学生批评性的反应。的确，前人的经验必须重视，以史为鉴嘛；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不大明白，路要自己去走，他人经验不可能简单取代。更重要的是，同是所谓对“现代派”的接受和反思，如果仔细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和20世纪80年代祖国大陆的具体情形，如动机、亲近的对象、接受的方式和语言策略、调整的方向等，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设若人们只关注那些相似性的表象，虽然可以为“中国新诗”的概念提供证明，却无助于对20世纪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文学院） xX1ajmRL4vPG/mgZsKt9uCd4TSV/56anZiaoCjQUZ/FJ90aN8UYpNmYHeNIHbm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