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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共同居住的高级形态，城市的产生先于国家。城市的角色由内聚性地汇集周边事物到外向型地连接其他城市和地域，沟通交流是其本质，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从古到今，城市都是人类居住生活的重要集中地。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从其起源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传播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累积起来的社会遗产。
然而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除了其角色与功能不断加入新的内容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交换与交流外，逐渐成为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行为体。
东方与西方各自发展的城市，汇集并代表了一定的地域文化，同时也形成不同文化的连接点。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这样记录他一路探险的见闻：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沿途经过中亚诸国，土库曼省和它管辖的科格尼、恺萨里亚、塞瓦斯塔等城市，大亚美尼亚王国及其阿津甘、阿吉朗、达尔吉兹等城镇，伊拉克境内的壮丽城市陶里斯、亚斯迪城及其手工业，卡曼杜城、花辣子模城等往返途中的几十个城镇。
东西方交流路线上许多城市不仅因为商品交换而繁荣，而且成为文明交汇的中心，例如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世界的耶路撒冷、巴格达，明代中国的泉州、扬州等。
工业革命后，城市化作为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社会变化形式首先在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步扩散到世界各地。世界范围的交流愈发频繁，城市的作用则愈为显著，成为国与国之间连接的基本点。与此同时，与其他城市、地区和国家的交往也成为每个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19世纪后，英国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之都，和美国纽约构成大西洋经济的两个贸易中心；法国的巴黎和德国的柏林作为世界性制造业和工业生产基地的中心地位也因此奠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通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带来了第二次国际城市时代的崛起，即以法兰克福、苏黎世、旧金山、洛杉矶、东京、香港、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当代国际化城市群出现。
自古以来，人类所围绕的战争与和平以及政治外交关系均与城市密不可分。古希腊城邦留下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等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其城邦政治至今仍然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以及国际关系实践中留有深深的烙印。现代外交体制源自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威尼斯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迅速取得海上贸易的控制权，在14世纪末成为欧亚两个大陆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富有城市。
以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动，不仅促进了欧洲近代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现代外交的规则和体制。
城市外交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并非新的现象，最早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城市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城市，城市与国家是合而为一的。古希腊的城市国家被称为城邦（Polis），通常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加上周围村社组成。古希腊城市从功能上来说，主要是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创建城邦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商业和物质上的繁荣。城邦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每个城邦都需要建立起一种制度，让自己能够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和获得政治权力。
希腊城邦之间竞争激烈，不仅体现在常规的战争上，也体现在商业、艺术和体育各个领域。柏拉图曾经说过：“无需使者正式来宣战，每一个城市都同另外的城市处在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而且永无休止。”
作为政治实体，古希腊城邦的城市外交活动制度化，不仅使希腊城市之间交往频繁，而且形式多样，城市之间形成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城市间体系。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外交活动表现在频繁的外交谈判、代表团互访、召开会议、签订条约等方面，逐渐产生了机制化的城市外交组织、方法和手段。古希腊的城市外交制度和方式对后来古罗马外交、拜占庭外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欧洲外交最早的传统是从古希腊城市外交开始的。
近代欧洲的城市外交则兴盛于中世纪晚期。在14世纪，欧洲形成广泛跨越国界的城市间网络。巴黎、科尔多瓦、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城市是这张网络的核心，它们可以说是欧洲中世纪的大都市，都有10万以上的人口。另外，还有着一大批人口在5万左右的城市。
与此同时，欧洲的日耳曼城市还形成几个著名的城市同盟。一是莱茵城市同盟：为了使麦滋同盟的帝国境内和平法得以贯彻实施，此同盟于1254年成立，后来发展成为城市之间的政治外交同盟；二是莱茵-史瓦本城市同盟：最初为对抗金印宪章禁止城市结盟的规定，保持城市的帝国属性、否决对于领邦主权的附属的主张，各城市于1376年结成此同盟，1388年与诸侯作战失败而解散，但属于此同盟的瑞士城市却击败了奥地利军队，获得瑞士盟约的独立地位；三是汉萨城市同盟：成立于1350年，直至15世纪开始衰落，
在汉萨同盟的保护下，波罗的海沿岸形成一个多国城市网络，网络中的城市以贸易为生，但也对当时的欧洲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确立之后，以城市为行为体的外交活动在欧洲逐渐变得微不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城市外交再度兴起。当代城市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国际友好城市。国际“友好城市”（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ty）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省、州、市、县）之间通过协议形式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联谊与合作关系，是“友好省州与友好城市”的简称，在西方又称“姐妹城市”（Sister Cities）或“双胞城市”（Twin Cities）。“友好城市”最早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战争给欧洲各国带来巨大的创伤，在战争结束之后，英国的约克郡凯里市官员访问法国的普瓦市，看到市内到处断壁残垣，深深为之触动。为了医治战争创伤，英国官员便向法国人提出两市结好并希望能协助普瓦市进行重建。随即两市结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友好城市首先在西欧蓬勃发展。法国和德国为了消除战争带给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仇视，倡议以友好城市的方式增进了解和促进交流，从而推动建立两国城市之间的广泛友好合作关系。迄今为止，法德两国依然是世界上建立友好城市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早在1931年就有美国城市托莱多与其同名的西班牙城市结成友好城市，其动机主要是出于文化和历史感情上的联系。1956年，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白宫会议上提出，要推动美国城市在世界上发展姐妹城市的合作关系。艾森豪威尔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应该结合地方层面上的个人参与，要将姐妹城市和国家关系联合起来，以提供解决世界冲突的更多机会。
与此前的西欧友好城市相比，艾森豪威尔所提倡的姐妹城市关系超越了仅由市长个人倡议或城市层面上的人员交流，他将姐妹城市活动与美国在国家层面上的外交活动和解决冲突联系在一起，更具外交意味。1967年，美国的国际姐妹城市协会（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SCI）脱离国家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NLC），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间组织。
在欧洲，随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友好城市活动也得以加速发展。欧盟推动友好城市发展，旨在为居住在欧洲国家的人民提供日常交流机会，提供相互对话平台共同发展项目，讨论共同关心的议题。为了推动友好城市的发展，欧盟还提供奖励和参与合作项目建设，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地方层面上奠定基础。欧洲议会自1989年起就编制预算来推进友好城市项目。至21世纪初，已有8万欧洲民众参与友好城市活动，欧盟已有超过1400个友好城市计划。
在亚太地区，日本城市长崎于1955年和美国城市圣保罗最早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当时日本国内开展反战和平运动，而美国的姐妹城市倡议则给日本城市提供了发展国际联系、推进和平运动的契机。此后，日本政府大力发展日本城市与美国城市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其目的是更好地维护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促进“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日本城市效仿长崎，与美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发展城市之间的人文交流。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70%的日本国际友好城市是美国城市。 [4]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际友好城市主要是西方国家之间的一种城市外交现象。但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友好城市的范围大大扩展，出现了两个新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西方国家的城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另一方面，国际友好城市突破了此前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建立友好关系，开始在发达国家城市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之间建立友好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发展问题，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心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特别关注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情况。在此背景下，与国际关系的“南北合作”趋势相同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友好城市也出现了“南北合作”现象。在这些合作中，发达国家的城市显示出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主流社会发展理念的变化。1983年10月，地方政府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IULA）、联合城镇组织（United Town Organization，UTO）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了一个城市间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发展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友好城市活动，以推动南北合作。大会报告指出，“地方上的居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在增多，希望让他们的城市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这导致城市领导必须面对，发展合作越来越成为城市政府的工作议程”
。北欧、比利时和荷兰的许多城市都通过友好城市的方式为南北合作做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城市外交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随着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关注外交议题，城市政府也日益参与到外交事务中，并对国家层面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例如，在西方社会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浪潮的影响下，很多城市层面的地方政治家以反战作为其选举诉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欧美城市推动无核区运动的发展，城市政府组成联盟、举办活动共同呼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冻结核武器。1983年，核武器冻结倡议计划，美国有240个城市、466个镇、63个郡参与其中，其签名书在美国50多个城市传递。1987年，禁止核试验运动，美国就有154个城市参与。在英国，192个城市发起和参加核裁军运动，覆盖了英国60%以上的人口。在全世界范围，有4222个城市和地方宣布为无核区。
城市化作为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社会变化形式，逐步由发达国家蔓延到世界各地。尽管城市化带来了人口、资源、环境、交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在欧美一些“后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城市空心化、去城市化的现象，但是伴随着交通与通信的便利、工业化的转移、经济的聚集效应以及社会的福利化，城市仍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地球表面扩展。2007年，联合国宣布世界进入城市时代，65亿地球村村民中，一半人居住在城镇。
2014年7月，联合国发布《世界城市化前景报告》，全面展示了当今世界城市化的现状。2014年，世界5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1950年这个比例只有30%，预计到2050年前后将有66%的人成为“城里人”；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已从1990年的10个增长到现在的28个（亚洲16个，拉美4个，非洲3个，欧洲3个，北美2个）；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仍是北美（82%）、拉美（80%）以及欧洲（73%），亚洲（48%）和非洲（40%）垫底。
该报告还指出，亚非的城市化速度和总体人口增长将会非常快，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城市人口增长量未来30年预计占世界、城市人口增长总量的37%。到2050年，印度将增加4.04亿城市居民，中国将增加2.92亿城市居民，尼日利亚将增加2.12亿城市居民。
尽管世界各地城市化水平不相同，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但总体来看，快速发展的全球城市化趋势必然对城市国际角色带来直接影响。
首先，城市的经济聚集效应推动城市的国际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是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而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必将影响城市化进程。美国的三大都市圈，大纽约经济环圈、五大湖经济圈和洛杉矶-旧金山经济圈的GDP占到全美的68%；日本的环东京经济带GDP则达到全国的70%。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前53个大城市的人口总和仅占全国人口13.3%，土地仅占国土总面积0.2%，却创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产出。印度前100个大城市的产值占国民产出的43%”
。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全球性城市的动荡必将对全球经济金融和产业链造成巨大影响。例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纽约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两座大楼的倒塌导致全球股市暴跌；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造成全球精密光学仪器价格大幅波动。经济的聚集效应也给城市本身带来就业与发展的压力，迫使城市政府主动走出去招商引资。在城市对外交往的实践中，经贸合作占到最大份额，将继续成为城市国际化的“助推器”。
其次，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增强了城市发展的外向性。城市化的直接指标是人口的流动，而人口在都市的聚集，必然带来一系列政治后果。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城市人口直接影响政治权力的分布。在美国，由于城市的空心化与贫困化，大量低收入人群聚集城市中心，使得主张福利制的民主党在大都市拥有天然的选举优势。而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城市化发展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大量平民聚集城市，造成政治民主化、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利益分化等问题集中爆发，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城市政治一方面会通过国内政治博弈影响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动荡直接形成外溢效应。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量的外来移民在城市的聚集带来许多城市外交问题。
再次，城市管理与环境问题促使城市加强国际合作。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面积与人口急剧扩大和膨胀、就业严重不足、贫民窟盛行、城市基础设施滞后、基本服务短缺、治安恶化、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在世界各地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建筑历史学家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认为，人类“被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地方引诱堕落”
。“城市病”就是城市化硬币的另一面，它们隐藏在市中心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的阴影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和折磨着在城市生活的人群。如何高效管理城市，创造美好的城市环境，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市政服务，是摆在全世界所有城市市长面前的首要任务。城市管理与环境治理一直是城市外交的主要关注议题，特别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日益升温，这些问题在城市外交中的分量日益凸显。
最后，城市的知识、文化与人才聚集效应为城市外交提供了智力支持。城市的魅力不仅表现在钢筋水泥堆砌而成的高楼大厦上，也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累积和人口的密集，而是体现为建立在这些物质基础之上的知识、文化以及艺术的汇集。古往今来的中心城市都是知识与文化的创造地、储存库和传播交流节点。信息技术推动的“知识经济”时代，更使城市成为汇聚知识与人才资源的宝地，加上多数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学和智库汇聚大城市，无疑成为城市外交巨大的智力支持网络。
全球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即各国经济均被卷入世界市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呈现出某种整体化、一体化趋势。
而广义的全球化不仅包含经济方面，还包括信息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竞争全球化、观念全球化等多方面。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经济当然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除此之外，全球的军事、技术、环境、移民、政治以及文化的流动模式也在塑造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过程”。这个“大规模变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一些国家、社会和社群日益卷入全球秩序，而其他国家、社会和社群则逐渐边缘化。
吉登斯和赫尔德将全球化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空间的组织变革过程，产生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
。其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流动，展现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过程急剧加速的特征；二是网络，体现了全球化冲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制度结构。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流动。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沟通亚欧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这些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就已经出现。但是在张骞、阿拉伯商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时代，这些要素的流动强度和速度十分有限，一头骆驼背负丝绸到欧洲需要几年的时间，要素流动的广度和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区别于历史上跨空间和时间要素的流动，今天全球化各种要素的流动强度、速度、广度和影响力均达到空前水平。例如，加勒比海湾的一场飓风直接影响上海商品交易所的成品油期货价格；身居美国中西部某个小镇的普通居民，曾经认为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神秘的国度，与其生活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于是对中美关系无须有任何见解。然而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当他们每周去沃尔玛超市购物都躲不开“Made in China”标签的时候，中国就进入美国中西部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看法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全球化推动的物质、信息、人员的加速流动使得被地理空间与民族国家隔绝的世界政治日益融合在一起，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时空压缩”。 [5] 在时空压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政府官员失去了外交的绝对垄断权。信息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加速扩散，普通公众能够在几乎同步的状态下获取来自遥远地域的信息，与此同时，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反应也可以通过相同手段向全球传播。18世纪欧洲古典国际关系时期的宫廷政治、秘密外交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变得难以想象，各国外交官在处理一项国际事务的同时往往处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
全球化使行为者已不仅仅是国家，地方政府、城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宗教、跨国毒品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跨国行为体，通过密切的、有规则的、模式化的互动行为，形成了一系列的跨越国界的共同体，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相互依赖，编织成一张巨大的复杂网络。国家间的多渠道联系和问题领域的分化打破了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并且使国际政治中的总体权力结构解体。在这种状况下，权力的主体更趋多元化，权力的结构更为分散化，权力的运行更加复杂化。
首先，跨国行为体分解并重新塑造了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相互依赖不是国与国之间互动的结果，而是大量的次国家、非国家行为体跨国交往的产物。国家间贸易、金融、投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的主体不是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代表国家政府，而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这些次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不仅加深了国家间相互的依赖关系，而且也成为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的重新塑造者。
其次，相互依赖的国家间政治更多地表现为政策互动基础上的讨价还价过程。由于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国家间政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言的“双层博弈”模式，即“很多国际谈判中的政治”是在“两张桌子”上进行的。在一张桌子周围挤满了国内团体，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张桌子则是政治家和外交官代表国家竭尽全力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以最大限度满足国内团体的要求。 [6] 全球化看似一个全新的概念，很多理念和思维都在重构，但是它依旧是一个描述人类交流形式与方式的词汇。全球化没有弱化城市的节点作用，反而更加强调了城市的使命作用。从城市本身的特点看：①城市是大部分人的生活聚居地；②城市是通信、交通的枢纽地，而这种枢纽不仅表现在硬件设施的建设上，更多表现在信息咨询的汇集处理方面，正是这种全球化成为世界得以高速运行的基础；③城市是辐射并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心所在地。
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态势看，尽管全球化反映的是一个全球趋势，但这个趋势并非均匀平铺式地展开，而是呈现出网络状波浪式扩展且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从社会角度看，全球化把全世界区隔成两类人的生活方式：一类为“全球人”（Globalman），这类人每时每刻都与全球关联，全球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另一类为“地方人”（Localman），这类人生活的空间与认知范围不超过方圆100公里。从地理空间看，全球化信息与资源流动更多地集中在一个个节点组成的网络上。因此，无论从社会还是地理角度看，城市都站在全球化的风口浪尖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城市的全球化。通过城市，全球化才能把世界有力地联系起来。
城市借助先进的交通工具和信息交流手段，使其沟通联络不断加强，范围不断广阔，客观上促成了不同地区及国家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光纤技术和互联网科技使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递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城市的触角伸向了更远的地方并且相互之间紧密交织在一起。全球化既是世界物质资源交汇分配的全球化，更是信息交流的全球化。全球化刺激了全球城市的发展，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支撑世界城市脱颖而出，推动全球化赋予城市以进化使命。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城市外交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城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城市倡议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显现。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加剧了世界各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合作，“全球思考，行动当地”的口号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等机构设立了一系列有关城市的研究项目，如“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Sustainable Cities Programme），“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项目”（WHO Healthy Cities Programm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和生物界项目”（UNESCO’s 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 [7] 1992年，地方主导的可持续会议在柏林召开，首次肯定了基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呼吁市民、非政府组织和城市政府多方协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消除国际不平等而进行国际活动。
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的合作与联盟组织大量涌现，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城市之间通过城市外交网络分享治理经验，提升和促进城市发展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迄今为止，城市参与全球治理主要通过如下四种途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的美国，其参议院拒不批准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美国136个城市市长代表3000万市民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批准《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改善地球环境。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尼克尔斯宣布，尽管美国政府尚未加入《京都议定书》，但他和其他135位市长愿意按照这一文献要求，承担相应义务，减少可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同全球变暖现象做斗争。
到2004年11月15日为止，美国东北部9个州加入“区域温室气体行动”组织（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实行一个州一级的温室气体交易机制。人们相信，即使联邦政府没有通过《京都议定书》，通过州一级的项目，也同样实现减排，这将会对联邦政府构成压力。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一些西方城市积极参与巴以和平进程，以自身独特的优势帮助该地区缔造和平。当欧洲国家不能和哈马斯政权达成合作的时候，欧洲和加拿大的城市参与到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对话，帮助该地区发展。海牙还举办“巴以城市和平会议”。这一系列的举动使这些城市参与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C40城市集团是一个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城市联合组织，由前任伦敦市市长肯·利文斯顿提议，于2005年成立，围绕《克林顿气候倡议》（The Clinton Climate Initiative，CCI）实行减排计划，并以CCI推动C40城市的减排行动和可持续发展。
2012年4月12日至13日，由日内瓦市政府和世界与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日内瓦市市长论坛，邀请城市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城市在全球治理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议题包括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健康、移民、安全等。与会者提出，世界人口、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城市，但城市在国际决策中的发言权却十分有限。日内瓦市市长皮耶·毛德特先生特别强调，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相比，城市在适应性和灵活性上更加具有优势。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