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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注意到城市与国际体系互动理论的是城市学中的“全球/世界城市理论”。传统的城市学研究大多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范围的城市问题的分析，也包括研究国家内部的城市间关系。但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城市学的理论范畴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无法全面分析处于广泛国际联系之中的城市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需要以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全球/世界城市理论。
1915年，苏格兰城市学和区域规划学家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首次提出“世界城市”的概念，他把商贸活动概括为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认为世界城市是那些能够容纳绝大部分世界最重要商务活动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城市学者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7个世界著名城市从政治、贸易、通信设施、金融、文化、技术和教育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指出世界城市是那些已经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世界城市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产物。
而真正将城市与国际经济体系变迁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把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和世界城市体系联系起来，指出新国际劳动分工是沟通国际经济和城市的重要桥梁，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
此后，美国学者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指出：①一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形式和程度以及它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所担当的职能，将决定该城市的任何结构转型；②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城市均是全球资本用来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点，由此导致的各种联系使世界城市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等级体系；③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直接反映在其生产和就业结构及活力上；④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汇集的主要地点；⑤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目的地；⑥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产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即空间与阶级的两极分化；⑦世界城市的增长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可能超越政府财政负担能力。弗里德曼还研究了世界城市的等级层次结构，并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评价一个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主要看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和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据此，他将世界城市分为核心国（或地区）第一序列、第二序列和边缘国（或地区）第一序列、第二序列的等级结构。
美国学者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在1991年又提出“全球城市”假说。不同于弗里德曼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宏观角度来研究城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萨森注重从微观即企业的区位因素来探讨全球城市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萨森分析了城市中主要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集中度和强度，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服务公司的分析来研究全球城市。萨森把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心，其本质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不是它的具体管理。
弗里德曼和萨森的理论是公认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全球化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成果，两者虽有很多不同，但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他们的研究将城市置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中加以审视和具体分析，对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多个学科的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信息化不仅重塑了城市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城市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特质。在信息化时代，城市成为国际交往网络中的节点。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信息城市的理论，他认为，“要理解当今时代的城市，我们就必须把它置于信息化时代的社会进程中来看。在信息化网络社会中，没有中心，只有节点，通过吸收更重要的信息并进行有效处理，节点增加了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网络社会才是真正的全球社会”
[19]
。他还认为，“在信息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社会里的支配性过程的物质支持应该是支撑这种流动，并且使这些流动在同时性的时间中结合，在物质上成为可能的各种要素的整体。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
。
由此，城市的空间逻辑发生了转化，即从地方空间转化为流动空间，这个流动空间是一个全球流动的空间；而且，城市之间的联系超越了物理性的距离限制，因为节点间的接近性并非网络结构组成的必要条件。
卡斯特认为，作为世界信息交流节点的城市，必须保护好自己的文化，认清它在新的信息经济中的角色，并且地方政府在组织城市社会对信息空间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必须担任主角。“通过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使公民社会参与决策，可以加强国家的合法性、联结人们的认同。”在参与全球事务方面，卡斯特提出：“次级政府也应该参与到高层的国际合作和谈判中。”
[20]
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路径，英国学者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学说。泰勒认为，全球性的企业创新经济活动通过城市建立起全球网络。在世界经济转型期，世界城市的网络不仅对于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全球治理网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泰勒与合作者收集了海量数据，包括100家全球性服务企业在全球315个城市的网络分布数据，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泰勒的研究及其建立的世界城市网络评价指标对于考察全球范围内的城市互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探讨包括城市在内的次国家行为体与国际体系互动的理论主要有多层外交和平行外交理论。这两派学说的理论渊源均发端于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提出的“两枝世界理论”。
罗西瑙认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政治同时出现了由次国家行为体推动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趋势和由主权国家推动的一体化（Integration）的趋势。碎片化趋势将世界划分为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和多中心的世界，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多中心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这种碎片化趋势不断演化，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世界：私人事务世界（Private Worlds）、地区事务世界（Local Worlds）和全球事务世界（Global Worlds）。这种图景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两枝结构（Bifurcated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即所谓的两枝世界理论。 [22]
在此基础上，平行外交理论（Paradiplomacy）指出，地方政府的国际行为与中央政府的外交是平行展开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地方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现象打破了传统国家行为体的单一形象，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多声音的行为者” [23] 。
而以英国学者白里安·霍京（Brain Hocking）为代表的多层外交理论（Multi-layered Diplomacy）则平衡了中央与地方外交的作用。该理论指出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国内化造就了多层的政治环境，不同层次行为体之间的博弈造就了多层外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也是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因此，对于制定外交政策来说，一方面决策者要尽可能控制自己的内部社会和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他国内部的结构特征。 [24]
上述几种理论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分析了城市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但是如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城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并探讨此种互动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和城市外交的本质属性，则需要结合宏观（国际体系）和微观（城市）的不同层次，建立理解和分析城市外交的理论框架。由此，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认识论难题，即所谓的“施动者-结构”（Agency-Structure）二元对立问题。
在“施动者-结构”的二元对立中，持结构观点的学者认为，结构是独立于施动者的外部客观存在，对施动者具有制约作用；而持施动者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行动是结构形成的基础，所有的社会现象可以由施动者的动机和行动来解释。“施动者-结构”二元对立问题在社会科学诸研究领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个体与社会”、“施动与结构”、“行为体与体系”、“部分与整体”、“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与宏观”和“自愿主义与决定主义”等等。 [25]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施动者-结构”问题也长期困惑着研究者，也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上争辩的焦点。持结构观点的学者称，全球化作为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彻底改变和塑造了国际体系，以国家为代表的行动者相互依赖，其行为表现呈现趋同的倾向；而持施动者观点的学者则辩驳称，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动因和行动改变国际体系的状态。
另外，在讨论城市与国际体系问题上，同样存在类似困惑，到底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体系的转变导致城市行为的改变，还是城市或由城市推动的包括城市外交在内的各种行为改变了国际体系？因为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城市既被全球化进程改变，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
为了建立分析城市与国际体系互动的理论框架，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城市外交，本研究借鉴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G.Cerny）分析全球化的理论框架，以“相互建构”的结构路径来分析城市在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 [26] 塞尔尼指出，结构和施动者是在持续进程中相互建构的，而这个进程本身吊诡的是：施动者的行动在加强结构的同时也在使结构分裂，结构既限制施动者又为其提供机会，它们是互惠、互动的持续进程。 [27]
结构分析具有结构和施动者两个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与结构有关变量的解释力在于它不受时间限制和人类意识限制的事实，结构是社会与物质性嵌入，本身并不因自身而变化；与施动者有关变量的解释力在于，虽然结构限制或为施动者提供条件，但只有施动者在一定的结构条件下行动。因此，塞尔尼提出，运用结构分析的关键是要确定一系列分析模式，包括结构和施动者相互联系的要素并展示其互动模式。结构-施动者互动进程有两个维度：一是行动的结构背景，如根据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结构的限制是紧密还是松散；二是施动者的特点，其结构是限制型还是变化型。 [28]
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施动者指的是民族国家政府，包括城市在内的次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等，结构化的国际体系因为施动者的行动而存在和发展。
以城市作为施动者来考察，其面临的结构化条件主要是指：①全球化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悖论的是这种影响是双向并行的，一方面是一体化的深入，另一方面又出现碎片化趋势；②国际格局的特点，如两极格局、多极化格局和无极世界格局给予城市参与国际事务的限制与机会是不同的；③地区一体化的跨国机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协定等多边机制对城市的国际活动空间具有重要影响； [29] ④民族国家的国内条件，如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或者城市具有影响国家决策的资源和条件等。所谓结构限制型的城市行动者主要是指这类城市受到结构化条件限制比较多，其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受到制约；而变化型城市行动者则是指这些城市本身具有很多资源，能够发起和推动国内国际体系的变革。
表1-1 结构化进程 *
类型1：如果结构限制型施动者处于十分紧密的结构环境中，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进程相当缓慢甚至停止，如果出现变化，那也是一种被动和常规性的适应过程。在这类情况下，城市参与国际事务大多是被动适应性，不会主动寻求改变国际环境。
类型2：如果结构限制型施动者处于松散的结构环境中，则是一种增量适应的变化，施动者的机会较少，像传统达尔文主义所展示的，施动者只能是随机的自然选择。在这类情况下，一些城市可能由于某些先天优势而在国际体系转化中发挥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某些沿海城市，在推动国际体系转化中发挥了作用。
类型3：如果变化型的施动者处于紧密的结构环境中，则会出现间断平衡现象，即长期的平静发展进程有可能被短暂和突发的变化所打破，从而导致结构出现革命性的改变。在这类情况下，一些具有很多资源和优势的城市可能主动去推动国际体系变化。
类型4：变化型的施动者处于松散的结构环境中，则有可能出现非常明确的结构重组。在这类情况下，国际体系可能会由于城市间的互动而重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类型的城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从未发生过。
在各种形式的互动中，施动者是在结构当中嵌入的（embedded），其活动虽然追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效用，却不得不受到现有结构的限制。如果结构出现松动现象时，施动者会寻求改变自身环境去突破限制。 [30]
当代国际体系正处于结构转型时期，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必须在一系列变化的限制和机遇条件下活动。一个新的体系变化特点是，国际关系发展出一种“跨国机遇结构”（Transnation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为次国家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提供了更多的改变空间，而这些行为体的活动又反过来增强了体系的脆弱性。
因此，未来能够对塑造国际体系发挥重大影响的行为体一定是那些能够最有效操纵以及使机遇和限制条件效用化的行为体。例如，从前那些在经济上紧密地与领土、民族国家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体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来设计和组织其活动。
[31]
在此背景下，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城市越来越多地与私人领域的行为体相结合采取跨国行动，这也被看作是当代城市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旦国际体系有重大变化出现，那些有资源和实力的城市就会寻求改变其外部结构性条件。
总的来看，作为施动者的城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国际体系结构转型的影响力取决于三方面的能力：一是作为经济行动者，即通过参与改变全球生产过程、跨国公司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而影响全球化进程；二是作为政治行动者，即采取政治决策和行动的能力与意愿；三是作为社会行动者，即联合其他社会行为体实施共同行动的动员能力或协调能力。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理解和分析当代城市的城市外交行动则需关注城市是如何整合运用其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行动者的资源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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