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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近代史，足以令观者眼花缭乱，令智者从沉重的苦难中看到东方醒狮的后发力量。纵观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各式各样的救国方略乱花迷眼：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纷纷碰壁了，破产了。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最终，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勇敢地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开辟了一条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路。经过90多年艰苦奋斗，中国已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成就，先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并经过60多年的建设实践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铸就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其中，遵义会议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担当中国梦历史使命的精神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关键节点。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外国列强的压迫加深，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还是人们思想上的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王朝所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等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仍处于世界的前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曾经的辉煌。
然而，从明代后期开始，中国封建势力固守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并长期闭关锁国，致使中华民族沉睡在万邦来朝的梦境之中。反观西方的英国，本来不过是欧洲边缘的蕞尔岛国，由于18世纪60年代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一下子变成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到19世纪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侵占了比本土大140倍的殖民地。鉴于资本主义强烈的扩张性，加上工业革命又为其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推动力，资本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闭关锁国中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殖民强盗眼中的“肥肉”，成了它侵略的下一个目标。而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已经危在旦夕。
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近代饱受屈辱与磨难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了。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除了赔款2100万银元之外，香港岛被迫离开了祖国的怀抱。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的签订，致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贪婪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国家侵略中国获利，各国列强也都不甘落后，纷纷要求“利益均沾”。接下来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强加给中华民族以深重的灾难。《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使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无恶不作。
鸦片战争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推行殖民主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这些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一个曾雄踞世界东方，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中华民族，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下，遭受深重苦难、付出重大牺牲，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中华民族辉煌不再，尊严难立。在百年苦难历程中，中华民族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其中，尤其几场战争，更成为中华民族的噩梦中的噩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不仅获得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中国还被迫割让台湾岛，并被狮子大开口地勒索了2.3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两个中国人出一两银子。结果日本一夜暴富，打下发展资本主义、称霸亚洲的基础。《马关条约》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全国为之震动。以前我们败给西方大国，现在却败给东方小国，且败得那么惨，条约那么苛刻，这成为中华民族的空前耻辱。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向中国索要了4.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每个中国人要给人家一两银子。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对北京分区而治，2万余人连日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为资本主义列强侵吞。中华民族是带着八国联军攻占首都的耻辱迈入20世纪的。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一切都是听从外国的支配，不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更为可悲的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两国发生了战争，战场就在中国的东北，实质就是两个强盗争抢中国的东北领土分赃不均的战争。当时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说两国都是我们的友邦，我们保持中立。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几乎让中华民族遭遇灭顶之灾。在西方文明的冲击面前，日本与中国同处劣势，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早于日本“明治维新”早八年开展，但结果是日本后来居上，成为进军世界列强的第一支东方力量。八年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在神州大地上犯下的累累罪行，令人发指。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便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奸淫烧杀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游戏，30余万同胞惨遭屠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悍然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见人则杀、见物则抢，无法带走之物则烧。丧心病狂的“三光”政策更是烙下了中华民族百年创伤中难以愈合的伤痛。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和巨大牺牲。
显然，自国门洞开以来，中华民族在惨遭“列强瓜分之祸”后，又被推到了另一个绝境：亡国灭种的危机开始威胁着千年古国！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灭亡。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充满灾难的屈辱史，是一部抵抗侵略以实现民族独立、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解放的斗争史。中国梦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孕育、生发和彰显，并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有两个主要的矛盾：一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二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而前者又是主要矛盾。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斗争，将民族矛盾化为民族独立，将阶级矛盾化为人民当家作主，改变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这两个任务就是中国的独立梦和解放梦，是中国梦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
为了实现中国梦，早期的仁人志士作了探索和努力。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自强梦。19世纪末期，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梦。但是，这些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破碎了。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从而也决定了辛亥革命没有一个完整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最终革命成果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随后中国舞台上出现的是北洋军阀、革命派、立宪派并存与争斗的极其复杂的局面。中华民族的两大任务均未实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之前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以及义和团运动一样以失败而告终。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被操控在愚昧腐朽、闭关自守的统治者手中时，就是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赢的；由农民领袖及资产阶级导航的战船，也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彻底解放的彼岸；要使中国真正富强繁荣起来，必须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和制度。陷于苦闷和迷茫之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觉悟到既然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那么就必须另外去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谁来逐梦，怎样逐梦，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复杂，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坚强的领导力量，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没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因其自身所具备的无产阶级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性这一理论品质，决定了它能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众多需求。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尽管此时社会主义名号下的各种主义之间相去甚远，但对于为中国寻找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理，每一种“主义”周围都汇集过有志于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被民主和科学唤起的成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到1920年下半年，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试验都失败了，但这并没有使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心灰意冷，反而促使他们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主张走俄国人的道路，从中产生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摆脱了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又一次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介绍和传播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新方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播到中国后，立即引起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都失败，俄国人却成功了？李大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他更热情地讴歌，“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并提出“宣传理想”与“研究实际”“并行”，不“偏于纸上空谈”，应“誓向实方面去做”。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并下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李大钊经过潜心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完整的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胡适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他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办时就指出，资本主义带来近世文明的缺点，是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进而认识到要求这种不平等状况的改变，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应当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实际活动于社会的革命。他明确指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而绝不应当是当作一种赶时髦的装饰品。瞿秋白以亲身的考察写了《赤都之心》等专题报道，系统地介绍了苏维埃这一崭新社会制度所具有的不可阻的伟力，从而得出“十月革命”的“一线光明”，必将照遍我们的同胞，照遍大千世界的结论，从而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迟缓，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的指导思想。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持续一年多时间的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提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成立共产党组织。
经过反复分析、比较推求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问题有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上的认识飞跃，一大批在工读互助运动中因失败而感到迷茫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荆棘丛生的政治领域与各种错误流派甚至敌对观点的激烈论战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唯一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领导人民革命的科学理论，找到了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并立即接受了它，形成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为共识。他们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一步一步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例外”；认识到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一大批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和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应运而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一批革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在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基础上，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陆续建立。通过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他形式，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后，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构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以实现成为可能。这是一种郑重而理性的历史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运动在五四运动后，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为了支援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泰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工人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斗争的内容也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第一次成功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政治威力，也说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由自在阶级逐渐向自为阶级转变，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危难之际，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最先进最革命的工人阶级肩上。中国的工作阶级之所以能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革命重担，是因为他们不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具有特殊的优势：他们受压迫最深重，因而有最坚定的革命性；他们集中在城市从事工业生产，因而有更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因而与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有天然的联系，不但能更好地领导人民，而且具有更加深厚的为人民服务的感情。
工人运动进入这个阶段便有了建立自己阶级政党的需要，因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当然，工人阶级要想真正解放自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政治斗争，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工人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只会是自发的、零散的、限于经济的斗争，不会有政治意义。而马克思主义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仍然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对于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但是，工人的文化素质决定其不能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这就说明，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迈出了从事工人运动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与自发的工人运动才能统一为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此时建立这种革命运动的核心——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随即被提上日程。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条件趋于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
从1920年6月开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步伐。1920年8月，陈独秀、陈望道等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各地也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组织准备。经过充分的准备，1921年7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既坚持和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最高纲领，又提出了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到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这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梦的实现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以幼年之身匆匆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历史地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沉重使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成功与挫折的反思中，中国共产党逐步从幼年走向成熟，而这个标志就是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经历精神的涅槃，铸就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
马克思主义一传到中国，就被赋予了强烈的中国使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梦的历史担当，必然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既要坚持，又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死板的教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解决中国具体的实际问题，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了实现“中国梦”而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大程度地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使命的历史。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使命实际上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其外在的力量激活中国社会先进的内在动力，使中国革命能建立起代表本国先进生产力的政党，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起来。而对于这一点的清晰认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得以提高的。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中，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使命的必然性认识，曾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在前进与倒退、胜利与失败的分歧和斗争中，以血的代价换取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逐步觉醒，而后取得全党的共识。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教训中，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中共二大后，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成为党的工作重点。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以后，在苏联支持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与此同时，国共合作也促进了工农运动的重新高涨。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发生的标志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工人大罢工相继爆发，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的结果。共产国际执委和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等曾共同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与东方被压迫人民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工人运动给予充分肯定。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下，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一路凯歌，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势力，占领了长江流域大部分省份。
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半途夭折。蒋介石和汪精卫以“清党”的名义大批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各地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大会亲自给予指导。会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次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实现工作转变和中国革命的复兴起了积极的作用。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相继建立起了赣南、闽西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让中国共产党从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下宣告成立的。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之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的这13年半时间里，党的工作方针、组织人事任命等，都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有自主自决的权力。党内对俄国革命的模式、经验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顾问、代表等多抱着迷信式的崇拜；最先接触、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大多缺乏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信仰中多盲从。能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意见和做法，在党内、军队内并不被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虽然在政治思想理论、组织建设、军事斗争、经济、社会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体上还比较幼稚，所以导致大革命出现严重挫折。大革命的失败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怀疑，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和探索如何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但真正彻底地认识到必须独立自主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之后，这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正如杨尚昆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
这是遵义会议取得的最重要的精神成果。
今天，在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背景下，遵义会议精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984年1月，廖汉生同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91年2月，李鹏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其2010年以来，更多的领导和专家开始阐述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2010年9月，栗战书
在遵义考察时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2011年7月，刘云山
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2012年，石仲泉撰文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
从历史上对遵义会议精神的探索和课题组的研究来看，遵义会议集中体现了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精神，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可贵精神力量。
坚定信念： 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人数锐减、敌军堵截、环境险恶，随时都会全军覆没。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临危不乱，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开辟正确战略方向，引领长征走向胜利。在此期间，身处危局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表现出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而且彰显出在困境中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实事求是： 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风范，体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体现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而这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同时还是自我觉醒、自我革新的过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正自己错误的伟大传统。
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国际指示奉为经典，没有真正的自主性。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正如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敢闯新路： 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熟起来，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真正形成了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披荆斩棘、攻坚克难、绝处逢生，终于从挫折走向胜利，全面开启了不同于俄国道路的中国道路，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民主团结：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对持不同意见者残酷镇压、无情打击。遵义会议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残酷斗争，在危急关头避免了党的分裂，维护了党的团结。会议成功地把群众路线运用到党内生活，召开了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最终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表现出高度的党性，表现出顾全大局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