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有关此事的缘起及其背后各种原因本文不想做全面讨论，只就许寿裳与“二二八事变”的关系及其对此事的看法做些探讨。

“二二八事变”发生时，台湾省编译馆也受到一些冲击。《许寿裳日记》载：2月28日“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至馆见馆门已闭，对面之永安堂、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赖子清送便当，馆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直至第二天早晨六点才“搭交通车回”；馆中一名编纂在3月2日归途中“被击数拳”等。 事变发生后，许多亲朋好友都来信问候，许寿裳也在信中多次提及了编译馆的遭遇，其中以3月23日写给许世瑾、许世璿的信讲得最完整：

廿八日下午，本馆同人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暴徒声称打中国人，以中国与台湾对称，其悖可推知），待遇有否不公，幸本省同仁告以“公”，始一哄而去，如是者三次。是夜困居一宵，翌晨始送同仁各回其宅，馆中同仁打伤者二人，皆在路上，公私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并望转告亲友为要。

尽管编译馆所受的冲击并不大，但此事对许寿裳和编译馆的影响却不小。事变发生以后，有关此事发生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补救立即成为岛内外热议的话题。3月26日，许寿裳致朱文叔的信说：

台省情况，即京沪大报所记所论，亦未详确。总之台胞受日本侵略教育之毒太深，补救之功，倍形囏巨。本馆同仁职司编译，亦惟有尽其在我而已。

许寿裳感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编译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大，必须加倍努力。4月2日，许寿裳给王泽民复信，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性质做了更加完整的说明。他说：

此次变故，纯系奸人有计划暴动，与普通民变迥殊。溯其远因，当系受日本侵略教育之遗毒太深，语文隔阂，祖国文化，懵无所知，近因则系昔日为日寇征用之浪人流氓，悉被遣回，彼辈素无国家观念，惯于捣乱，益以日人暗中策动，以致肇此巨变，其愚可悯，其悖可诛。当日情状，即京沪大报所记所论，亦未详确，兹已渐次明了。此后治本之方，端在教育。弟忝司编译，自维力薄，亦惟有尽其在我而已。

许寿裳的这段话，是针对王泽民的来信而写的。王是共产党员，1947年1月、2月间刚到台湾，停留将近一个月，受到许寿裳、杨云萍等人的接待。 当时他已看到台湾经济、政治情势不稳，并与许寿裳有多次交流。王泽民写给许寿裳的原信是：

连日报载台北各地发生事故，虽语焉不详，要可想像得之。台民处特殊环境，抱过奢希望，原不难开诚相与，共谋福利，逐渐消弭其隐患，从事于一切产业之复兴，政权之争执，究不若经济压迫为重要。弟留台不及一月，观察所得，久已视为隐忧，仍不以为无补救之方，曾与先生一再言之，初不料其变如此之速也。

纵观王泽民与许寿裳之间的交流，不难看出，王泽民更倾向于“二二八事变”是由于百姓深受经济压迫之苦而起的（民变），而许寿裳则强调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遗毒太深并有日人在暗中策动（奸人有组织的暴动）。

事实上，许寿裳的这些看法与陈仪等有关系。事变发生以后，许寿裳即给陈仪写信，并往长官公署寻求见面，可是因为客人多，连续几次都“未得见”，直至3月7日即事变发生以后的第七天才与台湾商学院院长李季谷一起见到陈仪。而在此前后，许寿裳还经常与陈仪周边的学者、官员接触。 因此，他给王泽民的回信说对事变发生的原因“兹已渐次明了”，即这是经过多方求证的结果。

由于许寿裳认为“二二八事变”与日本殖民统治的余毒远未肃清有关，因此他对当时台湾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有了新的看法。1947年5月4日，许寿裳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提出，为了把日本殖民统治的余毒全部肃清，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文章说：

谁都知道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然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从这几个要点看来，它的价值和任务是要比从前那个运动更大，更艰巨，更迫切啊！

许寿裳提出，台湾需要的新的五四运动有四个任务，除原五四时期提出的提倡民主、发扬科学外，还有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后面这两个显然是根据“二二八事变”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

所谓“提倡实践道德”，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孔、孟、墨子等倡导的仁爱。他认为日本是没有这种美德的。“他只想自己如何可以有利，怎样可以独霸，至于别人的死活，倒不是不管，是一心一意希望对方死掉，才能从中取得利益。所以日本的穷兵黩武，就是因为缺乏利他兼爱的美德而养成的。”现在台湾既然已重归祖国，就必须完全消灭“日本那些有己无人、讲利忘义的毒素”。

所谓“发扬民族主义”，就是要增强民族意识，热爱自己的祖国。由于台湾遭受日本长期的殖民统治，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使得台湾同胞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文字，无法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所以台湾同胞要加紧语文和史地的训练，达到能够自动看懂祖国的名著，然后对祖国起了崇敬之心，爱国心有了源泉，滚滚不绝。于是民族意识增强，民族主义也自然发扬光大，到了强不可折的地步。”

在许寿裳发表这篇文章以后不久，陈仪离台，新上任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将台湾省编译馆撤销，许寿裳转往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尽管许寿裳对编译馆突然被撤销深感不满，认为这项工作“外露为山才一篑，内潜掘井已多寻”，如今却“坐看前功付陆沉”， 但他仍对台湾的文化建设倾注很高的热情。

8月3日，许寿裳又在《和平日报》上发表《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心》一文，再次宣传台湾需要新的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实践道德和民族主义问题。文章强调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从古代孔子、墨子一直到现代孙中山所倡导的仁爱。“中国民族的精神是仁爱”，它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几千年来虽屡经外患，仍巍然独立于天地之间。这种民族精神值得很好地继承和弘扬。

许寿裳从一开始就很注意国语、国文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台湾的教育已有基础，只要加紧进行中国语文和史地的训练，就能使台湾同胞尽快看懂中国名著，接受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摆脱日本侵略教育的影响。1947年1月，他亲自到师资讲习班去讲解“教授国文应注意的几件事”，并把它整理成文发表。 4月，由许寿裳亲自撰写的通俗读物《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列入“光复文库”第一种正式出版，这本小册子的重点是谈如何从日语基础转入中国语文的学习，显然很适合台湾同胞阅读。 当年12月21日，尽管许寿裳已经到台大任教，但他仍然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专文，谈“对于本省今后语文教育的一点意见”。 可见对于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这样的大事，许寿裳一直挂念于心，倾注了大量心血。 hKKPB0uZorj+gDx8qyFNGOAAu4C9ZNjWJQlEdxY9wf/y0vMbuwjt7yjPUagof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