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台湾设立编译机构是1945年初陈仪主持编写《台湾接管计画纲要》时就已经提出来的。10月25日接收台湾工作开始，1946年陈仪在《施政方针》报告中即将设立编译馆列入该年度的工作计划。
陈仪之所以要在台湾设立编译馆，其目的就是要在台湾光复以后，尽快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重建中华文化。5月13日，陈仪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一开始就谈到了设立编译机构的重要性：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
为此，陈仪提出了编译馆工作的五项具体任务：（1）编中小学文史教本；（2）编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3）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4）编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5）翻译西洋名著。陈仪认为前四点是“台湾的应急工作”，而最后一点翻译西洋名著则是他的夙愿，他认为，如果能在五年之内译成西洋名著五六百部，“对于促进学术，帮助很大。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与大藏经媲美了”。
可见陈仪对设立台湾省编译馆寄予很高的期望。他的设想既着眼于当前，又观照长远；既考虑台湾文化建设的需要，又希望能服务于全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许寿裳对陈仪的这些设想是赞同的。如前所述，许寿裳在战后最大的愿望是寻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振兴民族、建设国家出力。陈仪的这些想法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
6月25日，许寿裳从上海飞抵台北。临行前，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编译馆开展工作。抵台后又密集地与当地文人、官员交流，工作思路更加明晰。他认为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既要服务于当时台湾所急需，又要服务于全国。8月27日，他在写给叶作舟的信中说：“本馆工作，以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提振全国学术空气为中心，不仅为省当局所重视，亦且为文化界所注目。”
而在此之前的8月10日，许寿裳在一次记者会上清楚地表达了对设立编译馆目的的理解。他说：三个月前接到陈仪长官电报和长信，拟设一个编译机构，“长官的志愿是很宏大的，一方面要使台湾同胞普遍的获得精神食粮，充分的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一方面更要发扬台湾文化特殊的造诣，造成孜孜不倦的学术风气……开创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因此，他认为设立台湾省编译馆的要旨不外有两点：“第一、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第二、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示范研究的责任”。
其实，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并没有涉及如何“发扬台湾文化特殊的造诣”的问题，而是强调设立编译馆翻译西洋名著，对促进全国的学术进步有重要意义。而许寿裳正是抓住陈仪的这个思想，提出要在编译馆开展台湾研究。他认为光复以后在台湾进行文化建设并不是单方面的，除了向台湾同胞输送“精神食粮”，即编译大量教科书、辅导教材和公众读物之外，还要发挥台湾在学术文化上的优势，为促进全国的学术研究树立榜样。这是一个同时、双向的过程，是在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建设中一个实事求是、充满爱国情怀的理性思考。
台湾在日据时期已经有较好的学术研究基础。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将台湾研究、南洋研究作为该校两个特色的学科领域，积累了大量人才和成果。许寿裳认为对日本人积累的学术成果不应该排斥，而应予以接收并发扬光大。他在8月10日的记者会上说：
台湾的学术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有为各省模范的资格。……过去本省在日本统治下的军阀侵略主义，当然应该根绝，可是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却也不能抹杀其价值，我们应该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把过去数十年间日本专门学者从事台湾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译和整理，编成一套台湾研究丛书，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
9月5日，许寿裳在一次讲演中，对日据时期台湾在学术领域的成绩以及当下应该采取的态度，有一个更加充分的表述。他说：
诸位都知道抗战是胜利了，现在是建国的时候，建国第一重要是学术。科学与技术——学术的真义：是为人类造福。过去我国虽然提倡学术，但进步很慢。台湾有研究学术的风气，可以说是日人的示范作用，也可说是日人的功绩。日本虽然是侵略国家，但他们专家的学术成绩我们需要保留，需要全国学者继续研究，把它发扬光大，作为我们建国之用。日人对台湾的研究很多，他们的著作也很丰富。……这不但是我国各省所没有，就是世界各国也很少有。这种宝贵的材料，我们不能不注意的。而且要好好保持，继续发展，这是我国学术的光彩、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台湾文化的第二点特色。
十分明显，许寿裳之所以强调要接收日本人的学术成果、开展台湾研究，是与他关注战后国家民族振兴的理想抱负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理解的光复以后台湾文化重建，就不仅是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重建中华文化这个方面，而是要同时发挥台湾的文化优势，为国家建设服务。他把当时的台湾文化重建与整个国家的建设联系了起来。许寿裳的这些想法和作为，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有重要意义。以往很多学者都只强调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建设就是重建中华文化，对台湾同胞进行“心理改造”，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对主持编译馆工作、为台湾文化建设呕心沥血的许寿裳来说，他的目光是着眼于整个中国的发展，在输送祖国文化的同时也关注台湾学术文化优势的承续和发展。
许寿裳来到台湾以后，就开始多方延揽人才，包括各门学科的编译人才和台湾研究专才。杨云萍作为台湾本地的知名学者，很快就进入编译馆工作，并一直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当时一些即将遣返回国的日本学者也被许寿裳延揽进入编译馆，如著名的语言学家浅井惠伦、民俗学家国直分一、昆虫学家素木得一等。至1947年初，台湾省编译馆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许多教材、通俗读物、名著翻译等在编译中，并拟出版“光复文库”。台湾研究发展迅速，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的翻译都有显著进展，《台湾学报》和“台湾研究丛书”均已计划出版，即将刊行。
可是没过多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这个重大事变改变了编译馆的命运，对许寿裳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