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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黼（或季茀），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9年归国后，曾在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任职，其后又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授、中研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育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与鲁迅、蔡元培在早年就结为挚友，感情特别深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寿裳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四处奔波，颠沛流离。先与数位同人冒险前往西安，曾任西北联合大学商学院院长，后来又前往昆明，再转往成都、重庆，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华西协合大学庚款讲座教授、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职。抗战八年期间，许寿裳一直在奔波中度过，妻离子散的困境是他生活的一个写照。1939年10月底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在途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家寄鸳湖劫火空，流离妻子各西东。无端唱出香山句，一夜乡心五处同。”并自注云：“内子暨琠、玚、玮在沪，瑛在平，琯在九龙，瑮在成都，连我亦五处。”
许寿裳共有六个子女，全家八口人分在五个地方，战争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抗战期间的困苦经历和所见所闻，对许寿裳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抗战胜利后，许寿裳于1946年初从重庆返回南京，继续在考试院任职。同年5月1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给许寿裳发来了一封电报：“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希电复。”
以此为标志，许寿裳的人生经历与台湾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陈仪是许寿裳的同乡，也曾留学日本，两人很早就有交往并关系密切。陈仪为什么会邀请许寿裳赴台？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深入涉及。其实如果细读资料，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许寿裳的努力应该都有关系。1945年10月间，当时还在北平的长子许世瑛听说许寿裳要去台湾参与接收教育，便写信询问。11月7日，许寿裳回信说：“接收台湾教育之说并无其事，因我不去活动，决不会有枉顾茅庐者。你所闻不确。”
此时陈仪已经在台北主政，接收和重建各项工作均需要人才，如果许寿裳有去“活动”的话自然会有结果。果然没过多久，许寿裳就有行动了。同年11月18日，许寿裳在《日记》中写道：“航快寄公洽附履历。”
公洽即陈仪的字。许寿裳将履历寄给他，显然是为求职而去的。12月27日，许寿裳在《日记》中又记云：“航快寄公洽，为台大校长人选。”
目前我们无法看到当年许寿裳与陈仪的所有书信往来，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了什么，但从这些点滴记录的前后联系来看，所谓“为台大校长人选”的复信，很可能就是陈仪最早为许寿裳谋职及许与之进行的沟通。
许寿裳当时还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考试院任职，他之所以想到台湾去，与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急剧腐败心生不满是密切相关的。1945年11月，许寿裳在写给好友章微颖（锐初）的信中说：“胜利从天外飞来，弟初亦兴奋，以为和平建国，虽苦必成，但三月以来，所见所闻，实与兄同感失望。”
抗战胜利之初，许寿裳确实是很兴奋的，认为以后可以重整河山，建设新国家了。他在闻悉日本投降、长子平安抵达华盛顿后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为：“居然喜讯联翩至，黩武倭夷竟乞降。难得八年摧劲虏，从今一德建新邦。”
道出了他对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可是没过多久，政局的混乱和官僚的腐败则让他大失所望。1946年2月22日，他在致长子许世瑛的信中说道：“政局浑沌，物价飞涨，速率惊人，沪上上白米已达三万，他物称是，真弄得民不聊生”；“建设无力，岌岌可危！”
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中，许寿裳想到台湾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上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是可以理解的。
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在回忆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到台湾的原因时说，当时许寿裳觉得南京的政治气氛不合他意，而台湾的状况比较起来算安定，而且可以实现他长年的愿望，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
许世玮的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至少从1945年11月开始，许寿裳对大陆的政治气氛就已经很不满意了，并主动与陈仪联系寄履历，他到台湾并不只是陈仪发来邀请那么简单，这里面也有许寿裳自己努力的因素。
5月2日，许寿裳接到陈仪的电报，但因是密电无法解读。3日，经过许诗荃的帮忙得悉来电内容后，许寿裳于5月6日给陈仪回了电报并写信，表示愿意赴台，唯机构究竟如何设置、到台后待遇如何以及怎样抵台等问题希望能得到明示。
5月13日，陈仪给许寿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解答了许寿裳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对编译馆设立的目的、任务、隶属关系以及陈仪的设想等问题都谈得十分具体。
过了12天，许寿裳接到陈仪来信，即开始了临行前的各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