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研究焦点定位在“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上，结合前文文献述评的观点，本研究希望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农村社会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城市化席卷了农村的青年人口，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格局，但是传统并不是仅仅建构在形式层面，居于城市的子代与留守农村的父代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社会基础恰恰源于对传统家本位文化的重新建构。本研究认为分析农村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只有在以“家庭”为中心的逻辑中，才能理出一个合适的问题和线索。西方社会是个体主义文化，所以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和群体规范等都成为个人精神健康的决定因素。但是中国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最终会决定到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老年的角色、代际关系也是在这个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此，老年的精神体验必定与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家庭角色以及代际关系紧密相关。

第二，在研究社会资本与个体健康问题上，个体性社会资本与集体性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家庭的社会支持、家庭成员之间的结构关系直接影响到个人对自身地位、角色和可获得社会支持的感知，进而影响到个人的健康水平。而从集体性社会资本看，集体性社会资本对个体健康水平并非是直接的影响因素（Subramanian，2002；Kawachi and Berkman，2001），集体的社会结构会影响到集体成员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水平，进而影响到个体的福利水平、公共服务可及性等因素，从而对个体的健康水平产生间接的影响。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集体的社会资本也在发生着变迁。传统社会下由村庄内生性的权威和熟人社会关系构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2004）主导着乡村社会秩序。但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个体因社会流动出现经济分化，村庄原有的扁平社会结构被打破，村庄内生性权威逐渐消解，与之相对应的，乡村社会精英逐渐被行政权力机构所吸纳，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集体行动因社会结构的变革而愈加艰难。在市场化侵入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供给逐渐与乡村社会结构脱嵌；在国家公共福利计划推行中，乡村权力、技术精英容易因为利益共同体达成合谋，而分散化的农民个体却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来监督、控制乡村社会的失范秩序。

第三，考虑到老年群体的异质性和社会变迁的动态性，本研究希望从一个历史的维度切入研究问题。首先，针对农村老年群体，本文根据社会转型的发生时间，将老年人划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是1944年以前出生的老年群体，其生命历程经历了三个主要的社会运动：新中国解放、大饥荒危机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45～1955年的老年群体，在其主要生命历程上经历大饥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这一代老年人中有一部分老人最先冲破城乡束缚到城市寻找工作；1956以后出生的老年群体，在其主要的生命历程上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和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不同出生组的老年人，他们对自我角色和地位的认知、对家庭成员的期待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通过分出生组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不同时期的老年人对社会变迁的体验和适应性。

结合上述的研究思路，本研究设立了如下的分析框架（如图1-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