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医学、心理学、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甚至历史学。本书期望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老年精神健康问题，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就提出“家本位”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形塑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核心逻辑，它决定了老年人如何认识自我存在的意义、自我的角色和地位，也会影响到老年人对子女社会支持的预期。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需要其他学科思想成果的支撑。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精神健康的学术资源做一个简要的梳理，这是我们下一步提出具体问题的基础。

1.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研究精神健康问题的进路

社会文化对个体的精神健康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医学人类学等都关注文化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建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在于社会文化本质上形塑了个体经历和如何展现个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在社会心理学模型中，精神健康问题并不是独立于文化背景的，而是特定时代和空间的产物，比如美国社会当下集中的社会心理疾病——抑郁症、焦虑症、药物滥用和人格障碍，可能不会在另外一个文化环境下集中出现。相反，在另外一个完全的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出现的精神健康问题可能在美国社会就不会出现（西方学者研究孤独症问题，而在中国背景下并不一定合适，可能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主流问题）。这个领域的核心是想展示出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如何形塑了个体的不同精神健康问题。社会心理学模型的关键在于解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衍生的不同的精神健康问题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

在社会心理学方面有几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如新弗洛伊德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佛罗姆（Fromm，1941）、亨妮瑞（Horney，1937）和苏丽文（Sullivan，1953）。从新弗洛伊德主义的视角来看，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健康问题，社会和文化结构决定了人们的性格结构、症状和神经反应。佛罗姆抓住了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思想，“一个群体大部分成员精神问题的核心本质……是由那个群体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模式发展的结果”（Fromm，1941：231），比如奥迪帕斯情结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所衍生的理性、秩序等价值观所导致的。相应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可能是当代妇女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众数人格和心理分析的模式可能也会改变。社会心理学模型发展的程度，决定了运用客观定量量表来衡量的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精神状态的程度，总而言之，社会精神状态并不是一种与文化无涉的疾病征兆。

另外一个社会心理学先驱是人类学文化流派，这也是与新弗洛伊德主义运动同时发展出来的。人类学传统也是反对将精神健康问题作为一个普遍化的、一般化的精神健康问题。人类学家更强调文化对于个人经历的塑造。习俗和社会组织，而不是一般化的精神维度和机制，决定了社会上的“不正常”和“正常”，决定了群体成员的思想和感受。人类学家认为弗洛伊德的传统和其他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是一种文化束缚下的西方思想的显现，本质上并不一定优越于民族人类学研究的其他理论。非西方社会的精神健康问题在本质上并非西方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试图以特定文化结构为基础，从儿童抚养到特定生命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提炼出文化对于人们的形塑过程。这些研究横跨了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许多学科，经典作品比如芮思曼等（Reisman，Glazer and Denney，1950）的《孤独人群》和怀特的《组织人》（Whyte，1956），都主要关注特定社会组织形式下的精神问题。虽然现在这样的研究已经不再主流，文化流派仍然不失为精神健康研究的智力先驱。

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似乎不再追随从儿童社会化模式的角度来看精神健康问题。相反，他们认为文化对精神健康的形塑更多的是通过提供一种信号表达来组织人们所有的思想和行动（Greertz，1973；Sewall，1992）。新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强调“自我”的重要性，个人的经验、精神健康的症状是由文化决定和产生的，并不单是儿童社会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结果。文化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形塑相对表面的精神健康层面的问题，比如抑郁等等，同时更加决定了精神健康问题的实质层面。西方文化中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是植根于个体化社会，适应于解释“自我的”（self control or self acceptance）一些精神问题，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的儒家文化，他们对于症状的解释可能是从生理症状的反应或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展现出来（Hopper，1992）。

精神健康的文化建构在历史学研究中也很繁荣。历史学家通过史料文献可以考证为何前一个时代看似自然的、平常的精神健康问题放在当下时代却变成了精神失常的问题，背后的文化逻辑发生了何样的变化。邵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发展了一个精神健康模型。他认为所有文化中都存在一些普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抑郁和焦虑倾向。但是意识必须通过个人大脑来表达抑郁的情感，而个人的意识一定是嵌入于一个历史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的，只有社会文化因素才有可能解释一种精神健康症状的本质、原因和过程（Shorter，1992）。在一个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症状反映模式，它有可能是模糊的、不合逻辑的，即便个体不能独立的解释这种体验，但是文化习得和酬赏模式提供了一个社会坐标，它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个体自身的精神体验。如果没有这个解释，个人将不可能对于不安的感觉进行合理的解释，因此表面上个人对于痛苦的一般性倾向实际上是由文化来标识的健康问题。

上述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视角对于本书老人精神健康研究是深有启发的：首先，社会心理学研究关注文化对精神健康的塑造意义，它着力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精神健康状态影响的差异性，同时也能关注到精神健康症状的本质。除非社会学家相信精神健康症状反映的是一个与文化无关的疾病过程，否则的话没有理由怀疑社会力量对于精神健康的形塑。最一般的精神健康症状，比如抑郁，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它很可能会转化为各种特别的精神健康状态。而展示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如何将这些支离破碎的倾向形塑成一个确定的精神健康问题，这应该是社会学研究中首要关注的问题。其次，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启发在于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可能会反映一个潜在的精神健康问题，比如女性对于精神压抑的不同描述可能都指向同样的一个精神健康问题。相反，一个同样的行为背后也可能反映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比如14世纪意大利修女的饥饿行为是一种宗教行为，而不是当下年轻女孩的瘦身行为（Brumberg，1989）。潜在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会动态地影响群体精神健康的表象，因此对于不同群体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再次，社会心理学模型还有一个启发在于解释潜在的精神症状如何聚集成为一类精神健康问题，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被表达出来。文化背景和医学专业模式都在形塑着人们对于精神健康状况的表达方式。精神健康困扰者可能会积极地选择一些与文化相适应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疾病问题，他们并非是被动的医学专业标签的接受者，患者的精神体验更多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表现过程。

2.社会学研究精神健康的思路

社会学对精神健康的研究，通常重点并不在于精神失调（mental disorder）或特定文化下的表达方式，而在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如何导致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Mirowsky & Ross，1989；Pearlin，1989）。与其他研究精神健康的学科相比，传统社会学研究希望探索社会系统的结构如何与精神健康发生联系。精神疾病的产生过程遵循以下逻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角色——生活事件的慢性压力——疾病反应。它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规范了个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应承担的社会角色，而这种差异性的社会角色又可能导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压力事件，比如，作为老年人，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社会角色、社会支持系统，而这些都与老年人的精神体验直接相关；另一方面，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在于，社会上的每个人对于权利、地位、受教育机会、参与社会活动机会等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并不是享有同等的机会，当到一定生命阶段上时，个体的不平等会产生一种累积性，致使一部分个体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具有对抗社会风险的能力（O’Rand，2006）。传统社会学研究特别注重社会分层的一些因素（如种族、性别、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精神健康的影响，这些变量通常都是外生于个体因素，它反映特定社会环境对于群体的分层机制，正是由于社会学关注群体的精神健康水平，所以这样的研究通常采用定量化的研究方法，根据对一个社会文化下精神健康问题的判断，采用一个与文化相符的精神健康概念，比如抑郁，然后选取一套标准化的、可靠性高的指标，确立不同群体精神健康的可比较性。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着手从社会学角度对精神健康进行定量研究，主要的研究范式分为两种：第一种，关注一个社会背景下突出的精神健康问题，比如自杀、厌食症等等（Faris，1939）。第二种，使用一个通用的精神健康症状量表来对精神健康进行客观的追踪研究，比如，1952年美国精神健康专家克劳森负责成立了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的社会环境研究实验室，他网罗了一批精神健康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包括库恩、罗森伯格、皮尔森，甚至还获得了戈夫曼的支持，其后他们构建了一整套精神健康的测量量表，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对于美国人口的精神健康情况进行了持续的追踪、预防、治疗和研究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精神健康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精神健康社会学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特斯勒，2001）。在其他发达国家，精神健康研究工作也较早就受到重视，比如，英国肯特大学在1974年即成立了人力社会服务研究所（PSSRU），该所隶属于英国精神病学研究院，与美国精神健康研究类似，英国的精神健康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跨学科研究，并于1994年起，定期出版《精神健康研究评论》。挪威因为自杀率较高，也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着手精神健康的跨学科研究，并定期出版《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报告》，以大量图标和数据资料报告挪威的国家精神健康政策和国民精神健康水平。最近几年WHO也开始重视不同国家的精神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并着力推出了一套一般化的精神健康量表，用以研究连续性的、有诊断测量的精神健康问题。这种连续性的精神健康症状对于精神健康研究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一是能展现外部的环境如何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包括长期的结构性压力，比如因贫困环境诱发的绝望；独立生活带来的生活压力，如离婚、失业、重大疾病等等。二是能展示出不同文化群体在精神健康类型和程度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群在孤独、抑郁症状上的疾病一直低于西方国家，但最近几年来却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背景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着重强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体的精神体验的形塑意义，而社会学研究更注重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于个体精神健康的形塑过程。但是，从已有文献来看，社会学研究对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是明显匮乏的，特别是定量社会学研究，很少有研究能全面地把握一个文化背景下人群的精神健康全貌。本书研究老人精神健康问题，尤其不能忽视传统儒家文化对于老人精神健康的形塑过程，从文化维度上来讲，它会影响到一个老人对于精神健康问题的感知和表达；从社会结构上来讲，它也会影响老年人对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认可和心理适应能力。因此，在分析策略上，本文采用了一套国际通用的心理健康量表来使精神健康问题操作化，但是在分析思路上，本文始终围绕着“家”的逻辑来分析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的实质原因。

本研究对于精神健康的衡量是采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一套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标（CES-D）（Radloff，1977；Mirowsky and Ross，1989），原始测量包含20个问题，目前国内很多学者根据中国的文化，分解成10个问题，询问受访者是否有些事情通常不会让受访者烦，但在最近一周让受访者很烦。“1.上周有没有觉得很难集中精力做事；2.上周有没有感觉到抑郁；3.上周有没有觉得做什么都很费劲；4.上周有没有觉得对未来充满希望；5.上周有没有感觉到害怕；6.上周有没有觉得睡得不安宁；7.上周有没有感觉很愉快；8.上周有没有感觉到孤独；9.上周有没有觉得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10.是否有些事情通常不会让受访者烦，但上周让受访者很烦。”我们按照CES-D的一般计算方法，每项不足1天的为“0”分；有1～2天的为“1”分；有3～4天的为“2”分；有5～7天为“3”分。把10项问题加总形成心理健康评分，最低值为0分，最高值为30分。 XLni8LhK2Ti3Pr7hHbp1gqkCteUq4zbhUJeegFjxLfUCRnJPEmh440olApuM/V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