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转型，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大饥荒，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到90年代以后快速城市化带来大规模城乡移民。2010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2亿人，与之相对应，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快，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已达13.26% ，而由于城乡移民的因素，农村实际老龄化程度现在已经超过城市。

在过去30年中，农村家庭变迁主要基于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农村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化，另一个就是最近20年来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城乡移民。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打破了传统人们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也打破了原有的基于地缘、血缘之上的家庭关系。传统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其承载着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功能。变迁社会对家庭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子女流动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迁，杜鹏 根据六普数据推算，现在农村中单身家庭户有1824.4万，夫妇两个老年人的户数为2189.1万户。按照这两个数字估算，生活在独立夫妇家庭中的老年人口总数至少有6200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传统的大家庭结构已经成为历史。

社会转型影响家庭结构更深刻的意义体现在农村家庭功能的转变，特别是赡养老人的功能上。通常认为，现代化、城市化等社会转型力量会减小家庭的规模，削弱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并由此降低子女对父母的家庭支持（刘爱玉、杨善华，2000）。家庭变迁的许多理论都涉及现代社会变迁所引致的家庭功能的萎缩。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指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已大大更改、转变甚至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社会风俗和行为模式。如在传统上照料老人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使年轻人离开了他们年老的家庭成员，破坏了住房方面的安排，学校等正式组织逐步承担了大家庭有关老年人的传统职责，这些变化拆散了大家庭，导致了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所有的家庭都面临着由发展而引起的外部压力……家庭如何关心和支持对其老年人的亲切照料问题，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梅祖培，1983：69）。在传统中国农村，家庭和社区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传统农村中儿女对父母的“孝”不仅表现为要在情感上尊重父母，更要在物质上供养父母。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氛围下，社区也自然而然的衍生出一套非正式的规范，比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中提到族田、团体田，即含有敬老、养老的责任（费孝通，2007；2006）。但是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子女非农就业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传统的家庭赡养制度。同时，当下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不健全，政策的不完善性更加剧了老年养老的危机。

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时期，中老年成员往往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从纵向视角看，中老年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跨越两个时期，合作化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而其主要的生命历程是在合作化时期度过。当社会转型开始之时，大部分中老年人已经不具备从事非农就业的年龄优势，特别是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有潜在的年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他们的子代无论在年龄还是在人力资本上都能适应非农就业的要求，因此家庭不同代际的成员因为适应市场化和城市化能力的差异而出现了新的调整，从事农业经营的父辈与从事非农就业的子辈之间，在劳动收入上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下，子代创造的社会财富明显高于父辈。不仅如此，子辈所继承的财产价值也在不断贬值，目前农村中年男性主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成年人口，他们结婚时从父母处继承的财产主要是房屋，随着子辈经济能力的增强，特别是打工收入的积累，很多子辈将原有的住房进行翻新改造，这意味着子辈从父辈继承的财产价值对其现实的意义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市场环境下，子代凭借自身能力创造的财富价值和资产价值显著地提升，与之相比，父辈在代际传承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了，随着子代后致性地位（相对先赋性地位）的提升，子代对父母的回报意识也有所降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的赡养水平。同时，家庭关系也在发生改变，在农村合作化时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虽然家庭结构上呈现核心化趋势，但是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社会联系并没有减弱，甚至有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亲属之间的社会纽带。在这个时期，已婚子女与父母家庭形成了一种网络式的家庭格局，他们与父母居住在较近的村庄或者乡镇范围内，日常生活上仍然保持着紧密的社会联系。但是转型社会过程中，家庭成员，特别是儿子外出可能性增大，这种网络家庭的空间分布扩展了，子女养老责任的履行也更加困难（王跃生，2009）。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表现出多方面的“不适应”和“不协调”：青壮年外出就业与老人依赖家庭养老的不适应；家庭成员地域分割与传统联系纽带削弱的不适应；代际收入水平反差造成了家庭成员地位不协调；社会保障水平低下造成了老年福利需求与供给的不协调。在这样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农村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变得相当突出。目前一些社会学家虽然没有将研究焦点放在老年精神健康问题上，但是在探讨家庭结构变迁、代际关系变动的过程中，也间接地探讨了老年的精神健康问题，比如杨善华从家庭凝聚力的角度谈到，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入，功利主义文化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在拓展其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亲子两代人之间在价值与文化方面产生代沟，导致他们对“母家庭”的疏离。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口的流动，“事亲”变成了一项遥不可及的事情，至于“无违”，也随着父权家庭制度的瓦解被冲淡了。这种情况下，虽然父母有精神慰藉的需求，但是受时代的约束，父母通过隐忍和宽容维护了家庭的团结和亲情感的延续（杨善华，2011）。郭于华在更早时期就关注到代际关系的变化，通过对一个“将儿子告上法庭的老人的口述”，郭于华详细地描述了现代家庭交换的逻辑，传统的代际交换由情感联系和道德制约，亲子间的互动既包含物质的、经济的有形交换，更包括情感的和象征方面的无形交换，代际交换关系维系的基础在于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力和权威。而现代社会，随着家庭权力下移，代际关系越来越理性化和功利化（郭于华，2001）。阎云翔以下岬村为切入点来观察农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在全书的结尾，阎云翔总结道，“家庭正在从一个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的私人领地过渡”，在家庭私人化和个体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个人的权力、欲望、需求越来越彰显，与之相对应的，正是孝道在情感与道德两方面的没落，因此，孝道没落既是社会性也是情感性的危机（阎云翔，2006）。最近已经有些研究开始关注“老年自杀问题”，比如杨华在研究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四点老人自杀的社会基础：一是鬼神观——缺乏死后世界想象，二是生命观——个体自主处置自己的身体，三是老人观——没用了就该死，四是自杀观——老人自杀是觉悟提高的正常选择，“觉悟高”自杀是京山农村对老人自杀合法化、日常化的一套合乎当地生活逻辑的说法，这些观念形态已经构成一种既定的文化秩序（杨华，2009）。陈柏锋研究进一步剖析了“自杀秩序”的价值基础，他认为老年人的自杀“觉悟”根源还在于“祖先崇拜”，农民当代的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祖先—子孙的链条要得到完整的延续和良好的维护。如果牺牲自己能够让子孙过上良好的生活，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也是人生意义的体现（陈柏锋，2009）。这些社会学定性研究文献对我们下一步展开研究是颇有启发的，它使我们可以全景式地捕捉到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危机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一个家庭制（家族制）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地位、关系等等规范都是以家庭为原点逐步建构起来，个人的情感自然就建构在家本位的逻辑框架之下，但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的情感危机根源可能就在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一般来讲，研究社会变革对个体的影响有很多视角，从涂尔干研究“自杀”问题开始，到后来帕森斯研究“社会偏离”（转引自科克汉姆，2000），精神健康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范畴，个体的精神健康状态必然嵌入于一个社会形态之中，由社会形态建构而成，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价值观等形塑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也正是基于此，涂尔干发现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的自杀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由社会力量来解释的社会事实（涂尔干，2010）。对当下社会的老年人来讲，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哪些社会力量通过哪些机制形塑了他们的精神健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ah4k/gW2NZyiTfFcxZNJTDVzTKH/d1G3ZHyz+CXfn/rDCAfFCqSMO8QkL325ra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