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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资本概念建立之初，并未预期到其会产生健康收益（帕特南，2011）。但是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社会资本会带来显著的健康收益。比如社会资本与社会的平均健康水平、心血管发病率、癌症发病率、自杀率、犯罪率等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Subramanian，Kim，& Kawachi，2002）。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即便社会资本与人们的健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对于社会资本影响健康的过程却存在着大量不一致的研究。一些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为人们提供了物质支持，在逆境中扮演了压力缓冲器的角色（Wilkinson，1996）。也有研究认为，社会凝聚力比较高的社区通过较高的集体效能，抵抗权威机构对于地方公共服务的财政削减（Kawachi，Kennedy，& Glass，1999）。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社区通常也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因此在控制人们的健康偏离行为方面会更加有效率，比如吸烟和酗酒行为（Subramanian et al.，2002）。
1950年代中期，一些英国人类学家发现越来越难以理解一些传统类型的个体和组织，比如家庭、家族和村庄。Barnes（1954）和Bott（1957）发展了社会网络的概念，以此来分析传统的亲属关系、居住区域和等级关系在找工作、政治参与和婚姻角色中的作用。社会网络模型提供了一种观察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视角，这种社会关系是先天存在的，没有明确的预期和约束。这一点正像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言，所谓社会的组成部分，无非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而社会结构就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特定时刻所有个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特定社会的结构（Radcliffe-Brown，1940）。社会网络分析集中于“社会系统中成员之间的互动性质，而非个体自身的属性，利用这种描述分析来研究社会结构如何约束个体成员的行为”（Hall & Wellman，1985）。社会网络分析聚焦于社会网络的结构和构成要素，同时关注在整个网络结构中流动的资源（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分析有两条路径，一是关注社会网络的结构性特征；二是关注社会网络的功能，即社会网络可能提供哪些支持性的社会资源。
社会网络分析的长处在于，社会网络结构通过形塑网络资源的流动方向、范围决定个人可能获得的机会和可能遇到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和态度。社会网络分析与结构功能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安排将决定个体可以获得的资源，因此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情感反应。社会网络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社会网络结构并不总是遵从预想的观念，比如以地理或家族为标准构造的社区。因此，斯科特认为社会网络的精髓在于对社会结构的重视。它将个人或组织视为“节点”，将网络中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联系视为“线”（wire），这些点和线形成了一个个网络状的结构，乃至整个社会都可视为一个大网络（Scott，1991）。而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就似电源一样（electricity），完全由社会网络结构所决定。海因斯等人（Haines & Hurlbert，1992）在健康研究中曾经提出，社会网络结构与社会支持是互相独立的因素。社会支持反映的是个体通过所嵌入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所能获取的资源；而社会网络结构则会更加重视对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描述。还有一些研究直接强调了社会网络结构特征，而非社会网络实际提供的资源。这些研究提出特定社会网络是人们社会行动的基础，人们与亲密社会网络中的成员通过长期的互动，已经形成了对资源可得性和资源获取方式的固定模式（Hurlbert et al.，2000）。
社会网络结构通过不同的社会支持功能提供来影响健康。这个框架很快就得到认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纽带都是支持性的，社会支持在种类、频率、强度和范围上都有差异。比如，有一些纽带提供集中类型的社会支持，而其他的纽带则是专门性的，只提供一种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可以具体分为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评价和信息支持（Weiss，1974）。情感支持与个体可能获得的“爱与关怀、同情与理解、自尊与价值”等密切相关（Thoits，1995）。情感支持通常由家庭成员或亲密的朋友来提供，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非亲密的关系纽带也可能提供情感支持。
工具性支持通常指与可见的需求相关的一些帮忙或者协助，比如购买杂货、预约医生、打电话、做饭、清洁或者付账单。House（1981）将工具性社会支持指代为实物的、金钱的或者劳动的帮助。评价性支持，通常是指第三种类型的支持，它是指个人需要进行决策、给予合适的反馈或者帮忙决定行动步骤。信息支持通常是指在有特别需求的情况下需要建议或信息。情感的、评价性的或者信息的支持是很难被分解开来的，因此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定义（自尊支持）。
可能比表面的社会支持更深入的是紧密的社会联系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恋的基础。亲密与依恋的意义不仅仅在家庭之内，也可以延展到家庭之外，比如在社区成员非常团结的背景下，个人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引力，愿意投入社区或者组织。
社会网络分析中强调社会角色的重要意义，人们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应有的社会角色。通过参与，社会网络将确认和强化个人的社会角色，比如为人父母的角色、家族角色、职业角色、社区角色等等，在参与的过程中，个人将获得一种自我价值感、归属感和依恋感。这些角色将为个人提供连贯和一致的个人身份感知，这就像一个演员在剧院的舞台上获得了一个适合自身的角色，社会网络其时就是在提供这样的一种平台。同时，网络参与也为深化友谊和社会化提供了机会。社会参与给予个人生命以意义，帮助个人全身心的投入，感受到自身的社会义务，同时也能感受到对一个社区的归属感。
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论证了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对于健康促进的积极意义；另外一些研究从个体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的角度论证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也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Ellaway & Macintyre，2000）。但是个体性的路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可以清楚地论证个体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维持个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但是个体所嵌入的社会背景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因此，个体研究路径不能稳健地论证真正的社会背景性因素是不是比由个体加总的集体因素更能促进人口的健康水平（Poortinga，2006）。
考虑到集体性社会资本因素与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因素可能相互混淆，在具体的定量研究中应该同时考虑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社会资本。目前有一些研究仅仅考虑了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指标，没有考虑到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清楚社会资本究竟是在社区层面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还是仍然依托于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为了澄清社会资本本身的属性可能带来的混淆，Subramanian等于2002年同时估计了个体层面的社会信任因素和集体层面的社会信任因素对于健康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健康的影响主要还是落在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属性上。这个论点在Lindstrom（2004）的研究中获得了进一步的证实，当模型控制了社会人口学指标和个体社会参与的差异时，集体性社会资本对于健康的影响降为零，这意味着集体性社会因素的影响完全是由个体性因素整合在一起的。Poortinga（2006）利用欧盟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述三个研究殊途同归，最终都发现，当控制住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和个体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等因素，集体性社会资本与个体健康的联系就消失了。尽管存在集体性社会资本对个体健康因素解释力不足等问题，但是集体性社会资本并不是全无意义，需要注意的一点问题是，集体性社会资本与个体性社会资本存在着跨层次的关联，换句话说，集体性社会资本会影响到个体性社会资本功能的发挥。因此，集体性社会资本因素并非直接的、自动的影响个体健康的因素，从这两个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因素具有选择性效应，社会信任越高、个人参与积极性越高的个体，其从社会资本中获得的健康收益就越高，反之，如果个人厌恶社会参与，或者由于各种客观因素不能参与到社区社会资本中来，那么这样的个体也不可能从社会资本中获益。
目前已经有一些经验研究显示集体性的社会资本对于健康的影响。一些生态学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基于统计数据验证了社区、地区甚至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会对整体人群的健康水平产生影响（Kawachi，2004）。比如说，kawachi等（1997，1999）研究显示美国地区层面的社会资本是地区全因素死亡率、特定因素死亡率以及较低自评健康的预测指标，Kennedy（1998）等人发现俄罗斯社会的信任缺失、犯罪、劳动关系和公民参与与预期寿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Veenstra（2005）研究发现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39个卫生服务区内，社会资本与人口健康负相关；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显示，集体社会资本对人口健康具有积极的效应（Lynch et al.，2001）。在已有的关于集体性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有一点仍无法规避，即便是在地区生态的层面上解释社会资本，最后落脚点仍然是个体性的社会因素（Kawachi et al.，2004）。因此，已有的研究结果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地区背景性因素对于健康的影响，还是反映了嵌入地区的个体性因素（比如个体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对于健康的影响，这点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