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80年代以后逐渐被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所关注。从理论渊源上来讲，社会资本理论最早可追溯至涂尔干，涂尔干观察到一个社会事实，社会群体的特征决定社会自杀率的高低，在集体意识较为薄弱的社会，社会整合度低，社会群体的自杀率较高；反之，在高度凝聚和团结的社会中，社会共同意识能实现“共同的道德支持”，将软弱的个体带入集体的方向，使个体成员免遭失范性自杀的风险（涂尔干，2010）。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实际上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集体性的资源，体现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特征，而非个体所独立拥有的资源。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社会资本理论开始发展出不同的理论分支。

20世纪60年代，布迪厄在对社会空间研究中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布迪厄认为，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是由大量相对自主性的小社会构成。这些小世界是具有自身的运转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社会资本是建构这些关系的基础。所谓社会资本，即“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包亚明，1997）。在布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中有两个核心的要素，第一，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资源，它是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无形资源；第二，社会资源的获得以成员间相互认知和相识为基础。布迪厄继而认为，社会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个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可以动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和规模。在布迪厄的理论中，与场域相连的微观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是决定社会资本的关键（周红云，2010）。

其后，科尔曼对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一些继承和完善。科尔曼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多种实体，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社会资本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采取个体的或集体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有利于达成某些目标，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很难实现”（科尔曼，2008）。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定义中，科尔曼着重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特征和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认为，将社会资本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下，一是有助于揭示不同地位的社会行动者的结果；二是有助于在更宏大的背景下观察社会现象的发生过程。从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看，社会资本一旦形成，它就会有利于社会结构内部的所有个体采用不同的形式利用这种资源，实现个人的目标，同时也有利于集体目标的实现。科尔曼同时拓展了社会资本的个体性资源属性，将它置于一个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之中，科尔曼认为，行动者固然是理性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下，通过建立义务、期望和信任，建立信息渠道，设立有效的惩罚机制，社会资本相当于一种非正式的规范，潜在地影响社会主体的行动。科尔曼以社会主体的理性动机为出发点，在阐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个体性社会资源增进个人收益的同时，也能解决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集体问题。因此，在社会结构的视角上，科尔曼对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是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的。在社会资本理论脉络中，布迪厄和科尔曼都被归类到从个体性社会资源的角度建构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两位研究者在建构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功能时，同时关注社会资本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因此，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来讲，是相当有启发的。

在社会资本理论脉络中，帕特南是从另外一个脉络切入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帕特南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一个个体性的社会资源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意大利南部的某些地区具有紧密的公民社会网络和规范，经济绩效较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也很高；而与之相对，北部一些地区则为垂直的政治结构，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缺乏信任的社会文化，同时伴随的是较低的经济绩效和公共服务水平。帕特南在运用新制度研究方法中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是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集体行动的网络、信任和规范。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帕特南试图构建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不同于布迪厄和科尔曼，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结尾，帕特南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可以推动互惠规范和公民社会网络的建立，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三者相互强化，通过重复性的互惠行动和公民参与，一个社会内部的信任才可能牢靠地建立起来，集体行动的困境在普遍信任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寻求到解决之道（帕特南，2001）。

帕特南从社会资本的集体属性出发建构了社会资本框架，在社会资本的公共属性上，帕特南与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认识是殊途同归的。社会资本一旦建构起来，既是私人产品同时也是公共产品，它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及整个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社会情境下，由社会网络产生的共同的理解、默许的规则、共享的程序和社会信任可以使人更容易为了共同的诉求进行合作。与科尔曼不同的是，帕特南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是蕴藏社会资本的基石，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组织之中，社会资本能弥合社会裂痕，整合人们的价值分歧，促进集体合作和互惠规范的形成，从而有利于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在帕特南的另一本著作《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细致而微地分析了社会资本促进社会整合的各个层面，第一，社会资本能够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第二，“社会资本是社区前进车轮的润滑剂”，在人们能相互信任以及在社会成员可以重复互动的地方，日常的商业和社会交往的成本将大大降低；第三，社会资本拓展了我们的认知，培养我们健康的人格——有活跃社会联系并相互信任，培养并维持着一种对社会其他人有益的性格特征；第四，社会资本通过心理的过程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资本丰富的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社会压力（帕特南，2011）。

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是对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做出奠基性研究工作的三位学者，他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脉络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社会资本的一些公共属性上却存在共鸣。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是基于三位研究者的理论脉络进行探索，比如Szreter和Woolcock从三个层面对社会资本的效能进行了解释。第一，社会支持的视角，他们认为社会网络对人们的主观和客观幸福感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不平等的视角，严峻的经济不平等会腐蚀人们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传统；第三，政治经济的视角，健康不平等会延续到人们获取物质资源的不平等（Szreter & Woolcock，2004）。社会资本的三种不同视角与三种社会资本类型似乎是平行发展的。黏合性社会资本是指同一个社会网络中地位相近的成员紧密连接的社会纽带，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与社会凝聚的概念是相对的（Lochner et al.，1999）；桥接性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中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建立的社会联系，通常与社会公平、社会团结和相互尊重相对应；耦合性社会资本，它是桥接性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垂直联系的社会关系，通常是正式的或者是制度化的权力机构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对人们的健康和社会福祉都相当重要，黏合性社会资本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桥接性社会资本提供跨群体的社会融合剂；耦合性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动员政治制度和政治意愿（帕特南，2011）。除此之外，还可以从结构性和认知性两个层面来认识社会资本，前者通常指社会联系和社会活动的范围和强度；后者指个人感知的社会支持、社会信任、互惠行为。换句话说，结构性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由客观的组织结构构成的社会资本；而主观性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主观感受到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本。

从上面这些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一个很宽泛的社会概念，不同意义之间联系松散。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由于社会资本对各种社会现象无所不包，因此已经失去了其明确的含义（Macinko & Starfield，2001；Portes，1998）。根据Subramanian SV等人的见解，社会资本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具有很多争议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学术界没有对社会资本究竟为个体性社会资源还是集体性社会资产达成共识（Subramanian SV，Lochner KA，Kawachi I.，2003）。

在这种背景下，Lochner等人在1999年对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进行了一个尝试性的区分，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是指个人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及其所能动员的个人资源（Lindstrom，2004）。而社会资本则是指集体性合作规范或行为，这个区分是非常有意义的，由此基于信任的集体性的社会资本和以社会支持为基础的个体性的社会资本就有一个区分。目前在健康研究领域，也在利用这个区分进行一些理论与实证方面的探索，社会资本既可以是嵌入一定社会结构之下的人们可能获得的个体性资源；又可能是规范个体屈从于一定集体规范的道德约束。从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来看，社会资本的两种属性都可能对个体的健康产生影响，从个体的角度讲，健康资源的获得可能内嵌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之内；从集体性的角度讲，整合性的社会与离散性的社会，个体所面对的社会压力和风险可能迥然不同。 MGpChx9TRisW7pbddKYt4wwWK/1V9uWkYPLabqXJO5K9acNbX9QU0+PrZrl7+H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