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宏观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微观的个体生活。年青一代进入城市，接触了城市文化，对传统的代际关系产生很大的冲击。1990年代以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消费开始成为一种普遍文化，从城市到农村，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农村中的老年一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物质要求较低，节俭已经内化到老一代的生活观念之中。可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随着年青一代步入城市，城市生活中物质冲击力是巨大的，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成为推动青年一代奋斗的强大动力，他们通过努力工作，购买时髦的服装、家用电器，到2010年后，在小城镇购房也逐步提上日程。这些消费欲望反映了青年一代与老年一代在生活理念上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老年一代，还是受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子嗣的延续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最大寄托，为了完成这种信念，他们是愿意承受苦难的，他们的荣耀回报不在当下生活，而在将来对祖先有所交代。在这套伦理叙事下，老一代人能够兢兢业业，安然的做自我牺牲。而青年一代则有所不同，他们希望能即时性的享受物质生活带来的生活快感，而不愿再恪守勤俭的理念，过苦行僧似的生活。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年青一代的个体欲望更加彰显，在欲望通过自己的能力不能获得满足时，甚至伸手向父母寻求资助，即当下所谓的“啃老”文化。那么在这种文化下，两代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何样的变化？

第一，在集体化时期，家庭就不再是一个生产的独立单位，父亲在家庭农业生产中的领导地位被社队干部取代。父亲与子女都是同等以社员的身份听从社队长的指挥，这种生产管理的模式不可避免的削弱父亲的权力（闫云翔，2012）。到市场化之后，子代季节性移民城市，个人收入和经历远超过父代，进一步削弱了父亲的权威。在主干家庭中，家庭决策方面主要依赖于儿子儿媳做主。在整个市场化过程中，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本的父子纵向关系转为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老一代人在很多重大的家庭决策中都失去了参与权和发言权。用老人自己的话说，“现在家家都儿媳妇做主，哪里还敢让她侍候，都是我们侍候人家，干得不好都到不了跟前”。从这一点上讲，在家庭地位上，子代与父代已经发生了翻转，对老年人来讲，希冀再维持传统的家长地位，一言九鼎是没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独立居住，一是为了避免与子代发生冲突，二是在小家庭中继续捍卫自身的尊严和权力。对大部分老人来讲，独立生活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高龄、贫困、丧夫等情况下，老人通常别无选择地与子代生活在一起，只能被动地适应这种权力关系的逆转。

第二，女性权力的张扬是自集体化时期就不断累积的，上文中我们谈及集体化时期父权的衰落，伴随而来的就是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集体化时期采取工分制度记录每个家庭成员对集体经济的贡献，个人的贡献在集体中是相当透明的，工分最终会依照集体当年的收入转换为现金价值。这样女性的贡献开始凸显出来，在一些家庭中，女性甚至是主要挣工分的劳动者，因为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外出，只有女性能参与集体劳动。由于女性在家庭经济中的巨大贡献，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逐步增加。到市场化时期，由于部分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部分家庭中仅剩老年、女性和孩子，即所谓的“389961部队”。年轻女性成为实际上的家庭顶梁柱，她们既要承担起男性外出之后留下的农业劳动，又要承担照顾家庭一老一小的压力。权力通常与家庭贡献是对等的，在市场化时期女性的家庭权力进一步增强，这不仅仅体现在家务劳动等细碎的活动上，更体现在家庭资源分配上，比如在娘家和婆家的资源分配中，女性的天平通常会向娘家倾斜。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章中进行更加详细的论述。

第三，恩往下流导致权力关系进一步失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少子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只生一个孩子”目前在农村女性中也达成了广泛共识，即便现在放开了二孩政策，短期内也很难改变。一个孩子的养育方式与上一辈多个孩子的养育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农村人对孩子养育投入的成本也是在逐年递增，在家庭资源分配上，“老子不如孙子”“孙子第一大”，无论教育还是医疗等投入上，都优先考虑孙辈。老年人甚至会牺牲自身的资源，满足子辈的需求。久而久之，老年人在这种家庭关系格局中处于最劣势的地位，权力需求进一步被挤压。

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家庭生活中几个重要的身份——老人、儿子、媳妇、女儿权力地位关系与传统相比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具体来讲，越来越向子代倾斜，向女性倾斜，这种趋势对新的家庭模式和代际合作关系都提出挑战，老年人需要不断矫正自身的传统观念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 yro7UojcbUigGCRnFftOPqGVJH5lyKUp6SNJtu3195YSxGP20frUXOlUNSdSCi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