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涂尔干的观点，在一个整合程度高的社会中，个人的愿望总是受到一般道德原则支撑的规范加以调节，保障个人的精神期待与整个社会的结构相一致。但是当社会控制减弱、社会规范瓦解时，个人的目标凌驾于集体的目标之上，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容易出现失衡状态，进而导致失范性行为（涂尔干，2010）。在后期的结构功能学派中，默顿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在社会下层人群中，个人的价值目标并非只受文化因素的引导，更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难以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其价值目标。当社会下层人群通过默会的规范性手段达不成目标时，社会失范现象就有可能随之而来（默顿，2008）。

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与传统价值伦理的错位脱节更容易发生，传统的价值伦理与社会结构相辅相成，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关系是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同时传统的家族、宗族组织和村规乡约、国家法律都是保证这种价值观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当下传统的社会结构趋于扁平化，代与代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等化，社会关系越来越原子化，因此支撑传统伦理价值的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而老年群体从传统社会走来，受到传统社会伦理的压制，因此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对老年群体的价值预期产生很深的印记。所以在本书分析过程中，我们看到，从老年人的角度讲，他们一定程度上仍然秉承着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先为子女成家立业，继而再投入到抚养孙子女，老年人的整个生命意义都体现在“子女”身上。反过来，再从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看，对老人价值的漠视、对老人的不尊重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虽然大部分农民还在维持一个基本的赡养水平，但在精神层面上已经距离老年人的预期相去甚远。

在当下社会，是农村社会结构与传统价值观念转型的时期，传统农村的社会规范与老年的价值预期产生了严重的错位冲突，由此造成了老年群体自我感知的价值贬抑，与村庄社会关系的疏离，导致村庄社会内部和家庭内部的结构关系紧张。当老年群体进入被赡养阶段，其一生的价值追求在生命尽头不能在村庄或家庭场域得到实现时，老年群体就会产生不公正的剥夺感，同时无论村庄的社会规范，抑或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能有效的维护老年人的精神诉求，农村老年人晚年的精神追求就会更加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部分老年人选择极端性的自杀行为以警后人，但即便在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极端的社会互动中，老年人的精神诉求仍然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对于不孝的年青一代，个人价值和经济合作的需求已经超越了对道德伦理的抵守，农村社会在经济合作上不会排斥僭越道德伦理的个体，因此在老年人极端的失范行为之后，乡村社会依然恢复到当下以个体和家庭利益诉求为主流的社会情景之下。在农村当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社会结构越来越原子化，价值目标越来越趋利化，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随着代际的转移会带来长久的价值变迁的调整，届时农村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体制才会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问题。 D5LiGCww0cqf4+bR91zqdJNoJN9dG2rY5fjZVl/xCKMO8zySqfTj8ipfXCuXEe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