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谈到乡村社会对老年角色的认定，在认定老年角色的基础上，如果子女不遵守代与代之间的约定，不赡养老人，农村社会能通过潜在的机制惩罚不赡养行为么？

在传统农村社会，家长和家族具有重要的约束机制，对于违反族规的人，首先的处罚在家庭内部，“告言诅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自身嫁娶，做乐释服从吉，闻丧匿不举哀，及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等”均属不孝行为（瞿同祖，2010：10），父系家长首先对子女进行说教、惩戒，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谈到，“子孙不尊约束，父亲自可行使威权加以惩责，社会上承认这种权力”（瞿同祖，2010：23）；《颜氏家训》所言，“笞怒发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瞿同祖，2010：6）。若家庭无法解决，则进一步上升到家族层次，“子弟有过，家长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凭之远方”（瞿同祖，2010：24）。对于重的违反族规的行为，家族可以加以身刑，甚至开除族籍。在比较封闭的乡村社会内，开除家族族籍无疑宣告个人将不再由家族关系庇佑。家长和族长在维护家族秩序上处于重要地位，同时当时的法律也会承认家长或族长的权力。“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率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之问题再上升到国家机构。

在家族之上，传统的法律制度对于子女不孝的行为是极重大的罪。法律对于不孝的内容包括，法律对不孝罪的惩戒宽严主要依父母的诉求，从则杖一百、徒刑两年，到发配边疆，甚至在宋的法律中，“父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瞿同祖，2010：11）。《孝经》里记载，“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周礼》中列不孝为乡八刑之一，汉律不孝罪斩枭。清代以来，对不孝罪的惩戒仍然很严苛，殴伤父母之人毙命，仍需凌迟。父母嗣后因伤身死者，也不免于剉尸示众，虽死不能逃刑。不仅如此，即便子孙未伤及父母，但是因为不孝而使父母气愤自尽，子孙也逃不了逼死父母的责任，明律规定若子孙威逼父母致死，将比照殴伤父母罪问斩，清代制定的更为严苛，“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之案，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以致忿激轻生窘迫自尽者，即擬斩决。若并无触犯情节，但行为违反教令，以致报愤轻生自尽者，但擬绞候”。由此可见，传统社会自上而下，对于家庭治理的想象比拟于国家治理的想象，而对于子孙不孝于家长的行为，不啻撼动传统的家长权威，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统治理念。所以对于不孝罪责的惩罚尤其严重，家庭、家族在这一惩罚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反观于当代社会，老年人与子女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传统社会下牵制子女的权威力量都已经不再奏效，家长权威、土地资源、宗法制度等等都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被消解了。这种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照护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反哺式的情感理念，而非一种强制性的社会束缚。在任何一个老龄社会，照护劳动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工作，第一，子女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劳动；第二，在没有社会保险的农村社会，子女还需要投入一定的经济资源；第三，老年父母还需要子女的情感慰藉。在很多西方国家，这些社会需求，或者说至少一部分社会需求已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通过机构来消化，比如养老金解决了子女投入资金的压力。但是在我国农村社会，由于社会保障发展缓慢，老年人的全部需求都需要从子女处获得满足，但是保障这种需求的主要力量就是子女的自愿性。在城市化过程越来越快的农村社会，子女的自愿性动机受到越来越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外出流动因素、农村妇女地位提高，都可能导致以儿子为核心的养老体制的反弹。

在农村社会中，一般情况下，年青一辈会按照当地默认的水平给予年迈老人以一般水平的照护，而老年人大多情况下也接受这种安排，即便偶有婆媳间或者父母与子女间的争执，一般情况下会在家庭内部消化，老年人通常碍于情面不会将不孝行为公之于众。只有发生了最严重的情况，即儿子不愿意赡养年迈父母时，才会变成一个社区的公共议题。对于儿女不孝的行为，目前还是有两个解决途径：一是通过社区内德高望重的老人说和；二是通过村委会调节。

我和老伴有五个儿子，现在不能动弹了，本来想归到老三家，老三媳妇脑子有点毛病，但老三心眼好，不会待我们不好。可是老了说了不算，我们老两口有2亩地，现在城边地比以前值钱了，老大也贪图那点儿地，老三说不过老大，后来请的他叔给说和，一家半年，老大家待半年，老三家待半年。到老大这，媳妇对我们可不好，也没办法，盼着下半年去老三那儿，没几年活头了。（访谈记录LN_L_7）

我有俩儿子。早年时候他们家里穷，我先嫁给老大，后来老大死了，又嫁给老二，就这么有俩儿子。以前还挺好，去年到了谈养老的事。小儿子对我不好，我不想在他这儿，可小儿子不干，我就去找村委会了，村委会主任来给调节了。小儿子一年出500块钱，我归大儿子。小儿子就算得罪了，现在看都不看我。（访谈记录LN_L_8）

虽然说现在的调节还是通过社区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但是老年人通常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因为最终还是依托于子女赡养，老年人通常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调解人的安排，有些情况下，当两个老年人都在世的情况下甚至分到两个家庭户中赡养，这是对老年晚年生活的最大折磨。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调解人，抑或代表行政机构的村委会，他们都不再具有对老年子女生杀予夺的大权，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果儿女拒绝接受，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惩戒，而乡村舆论的作用对于常年外出打工的子女来讲几乎没有约束力。特别是，随着当下青壮年劳动力打工收入的增长，他们在乡村中的发言权会强于老一代人，乡村的舆论有时甚至通过沉默的方式漠视不赡养老年的行为。 NlVlFuiwKe+92YByom8DGdxU00p438Q8M55N2X61B0xxajv+Xv/L3Z14G6+fY4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