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陶东风

文化研究在中国落地生根已经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学术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文化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及时、有力、深刻地解释本土当下的社会文化实践。本人在几年前也意识到并一再呼吁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和实践性。1995年前后，我就系统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提出要警惕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机械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问题。在后来的一系列访谈中，我一再强调：“文化研究的最大优势和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对于重大社会文化现象的高度敏感和及时回应”，“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对前沿理论仍然不够熟悉，实践上、操作上也不够地道，也就是缺乏学术性，但最根本的问题我以为是缺少言论自由的空间以及对于中国特殊语境的关注，套用西方理论的现象仍然存在”。 “目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仍然还在做一些基础理论工作，介绍、翻译西方文化理论，但是这个工作现在看来，相对来说不那么热了，现在更多地转向对中国当下的一些文化现象、文化个案的研究。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健康的变化，因为我们要做文化研究，根本目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引进、介绍理论知识只是前期的准备工作。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做个案，做经验研究，这点我觉得很好。”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理解我们自己的“娱乐至死”——一种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被绑架之旅》，强调在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批评时，不能机械搬用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理论。

其实，《文化研究》集刊本身也见证了文化研究在中国一步步走向本土化，强调实践性和经验研究、个案研究的历程。自2000年创办之初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化研究》发表的文章至少一半是介绍西方理论的，其中不少还是翻译之作。即使是中国学者写的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对象的文章，大多也是理论演绎多而经验研究少，对文学的研究多而对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少。在研究方法方面，则是文本分析多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如田野调查、数据统计等）少。

在最近这几期的《文化研究》中，可以发现这类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具体文化现象的分析多了，经验研究和个案研究多了，文本分析之外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使用多了（或许可以称为文化研究的“三多”转向），而纯粹介绍西方理论的文章大大减少了。

这一趋势在这一辑的《文化研究》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本辑的文章纯属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几乎没有，即使是理论性最强的刘昕亭的《理论与行动之间的文化研究》，也不是完全介绍齐泽克等人的行动理论而是结合了自己在富士康的经验之作。其他很多文章也都提到了必须警惕把西方的理论普遍化，比如，符鹏的文章指出：“虽然文化研究已经逐步摆脱早期以中国现实印证西方理论的稚拙，但西方理论的统摄性地位并没有因此衰减。稍微留意就会发现，那些最流行的西方概念，诸如福柯的‘权力’、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布尔迪厄的‘场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葛兰西的‘领导权’，依然是案例研究的主要分析构架，只不过在必要时候稍加修正或转换。然而，研究意识的这种自觉调整并没有改变其认识论的前提，即西方理论乃是观察中国经验不可替代的视野。换言之，西方理论被视为普遍主义的话语系统，而中国问题乃是其直观写照或偶然例外。”

本期的几个专题几乎都是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现象与文学经验的研究，而且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些对象就我所知，是第一次从文化研究角度得到系统研究。这点特别鲜明地表现在“物质文化研究”这个专题中，比如，对于墨镜的研究（闫桢桢《墨镜：技术狂想中的主体焦虑》），对于几乎已经成为人体最重要“器官”的手机研究（龚浩敏《手机与日常生活变迁——从〈口信〉到〈搜索〉》）。这些文章的选题有趣，视角独特。对物质的文化意味的独特发现令人眼界大开（虽然也不乏一些牵强之处）。顺便指出，这个专题的文章全部选自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于2015年5月召开的学术会议“物质文化与当代日常生活变迁”论文，会议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相信物质文化研究的前景和魅力通过我们选择发表的这几篇文章已经初露端倪。

本期文章的另一个值得强调的亮点是方法的多样化。虽然近年来不少文化研究者已经逐渐转向使用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但文本解读依然具有自己的魅力。在第一个专题“城市-空间研究”中，戴阿宝的文章通过对国家大剧院这个标志性的建筑文本的解读令人信服地阐明：这个处于北京城市核心地区的“怪异”建筑，以反差极大的建筑结构和外观形态，有力地改写了首都北京的既有空间认知和空间政治，是重塑东方古老城市中心区域政治空间的一次尝试。文章体现了作者在联系、对比和整体性视野中解读大剧院的出色能力。另外一个专题“文学与记忆”收入的几篇文章，基本上也是从文化记忆、创伤记忆角度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这些文章不但细读功夫了得，而且灵活结合历史学方法，在历史资料和文学文本之间形成对话和互释，其分析技巧和文字表述的圆熟令人印象深刻。

方法本无高低贵贱之分，用得好就是好方法，关键在于能否有真正的新发现。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不固守单一方法，而是根据研究需要灵活运用方法。更有不少文章灵活运用了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和路径接近同一个对象，文本解读、访谈、统计等综合运用，虽然还不能说是天衣无缝，也接近于得心应手了。

201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