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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与文化变迁
王鑫
摘要 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的技术升级，导致了人们时空观念的改变，并由此带来人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变化。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微观的“车厢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即从“前公共空间”过渡到“移动的私人空间”，前者显现微观社会形态中的人际关系，遵从“交往的理性”；后者引发人际交往方式的变革：人对物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了对人的需要。
关键词 绿皮火车 白色高铁 公共空间 私人空间 日常生活
Abstract The technology upgrades from old green trains to new white high-speed rails has changed people’s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and has resulted in changes in human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From old green trains to new white high-speed rails，microscopic “carriage culture” has also changed：from “pre-public space” to “moving private space”. The former appears in micro social relatio-nships，in compliance with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e latter has led to changes in method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here people rely no longer on strictly human channels.
Keywords old green train white high-speed rail public space private space daily life
绿皮火车曾经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意象，直接指向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从2007年第一辆动车的运行开始，绿皮火车逐渐淡出中国铁路时刻表。当它即将被另一种颜色的高速列车代替，成为一种消失的记忆和符号的时候，人们除了伤逝一种生活方式外，也开始审视这种变化带来的深层影响。本文从对个体生活经验的微观考察入手，并结合相关文学文本，对交通工具这一物质媒介变迁所带来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进行研究。
物质文化变迁过程中离不开个体微观经验的彰显和呈现。为了更好地获取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这一交通工具变迁过程中个人的微观经验，笔者对不同年龄、身份、地域的人进行了访谈。访谈选择了几个开放式的问题：“你坐过绿皮火车吗？”“你坐过白色高铁吗？”“你能从经验、情感、记忆、体验、日常生活等方面，谈一下你的感受吗？”通过受访者的描述，意在获取受访者关于绿皮火车和白色高铁的微观生活经验，并由此获得超越个体性的某种社会普遍状态的显现。
访谈采取的主要形式包括面谈、电话访谈、QQ访谈、微信访谈等，访谈共获取样本60份，其中10份访谈涉及访谈的互动，其余50份访谈属于受访者自我陈述，搜集整理的访谈资料超过一万字（见表1和表2）。访谈获取的关于个人乘坐绿皮火车和高铁的微观经验，成为思考和分析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变迁的重要维度。
表1 访谈的基础信息分类和统计
表2 访谈中出现的高频词语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归类、分析和总结，受访者个体的微观经验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访者在描述乘坐绿皮火车和高铁的经历时，绿皮火车的记忆是生动的、深刻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以至于多年前乘车的细节、趣闻都能清晰地描述出来，甚至还有一些奇遇和艳遇。关于白色高铁，人们对它的速度和设施给予肯定，并认为乘坐高铁的人看起来都比较文明，讲究礼仪，不过人与人之间较少有交流，因此很少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第二，由于受访者存在身份、教育程度、居住地等方面的差别，对绿皮火车和白色高铁的描述也存在分歧。商务人士对高铁是非常喜欢的，速度快、出行便捷，各种电子产品帮助打发乘车时间，旅程仿佛缩短了。与此同时，他们不太愿意和旁边人交流，怕打扰对方，而且别人也忙着看书，看电脑，玩手机。此外，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下的，通常直接描述身体体验，比如“绿皮硬、慢、抖、灰大、味大、人多，动车快、稳、准、干净”，交通工具的技术革新改善了乘车的体验。
第三，在描述绿皮火车的时候，很多人用文学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乘车经历，一个受访者写了散文《前方的驿站》，记录和描述了自己乘坐绿皮火车和白色高铁探亲、旅行的经历。由距离产生的美感消解了彼时彼刻乘车时的“痛苦”经验，绿皮火车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与怀旧对象，并且成为重要的生命和情感的隐喻。
第四，不同年龄的人对绿皮火车和白色高铁的功能理解也不同。一些“90后”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乘坐绿皮火车的经验；个别“90后”的受访者期待像在绿皮火车上一样，通过与他人交流获得一些经验，以丰富自己的阅历；一些“50后”“60后”“70后”受访者，都谈到了乘坐绿皮火车时带给自己的知识、视野以及各种生活经验。这表明绿皮火车不仅具有运输功能，还具有知识生产的意义，高铁则是“把人打包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
第五，受访者描述的绿皮火车就像是一个市井社会，充斥着烟火气息。一位受访者说：“有一次从广州一路吃到银川，品尝了各地的美食，大家互相分享食物、香烟、水，感觉像家人一样。像我这种东跑西颠去地方多的人，高铁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把我从这里运送到那里。”
第六，高铁的便利使人们更喜欢出行，对于年轻人来讲，去其他城市工作很容易，回家的时间成本降低，感觉离家很近，父母也不会太担心，高铁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也改变了人们对地缘关系的理解。
通过对个体的微观经验的考察，我们发现。第一，从绿皮火车到高铁的技术升级，直接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速度的改变使人们对时空的理解有了变化，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人缘关系和社会交往方式；这也导致人们对地缘关系理解的改变，增加了人群的社会流动性，产生了大量的“异乡人”。第二，人缘关系的变化使“车厢文化”呈现不同的形态：由开放型走向内敛型；作为一个封闭的公共空间，绿皮火车和白色高铁分别建立了不同的空间文化，绿皮火车呈现临时性、交互性、无主题性和不确定性；“移动的私人空间”文化则表现为私密化、个体性、封闭性。第三，绿皮火车与白色高铁同作为交通工具，在功能上却有不同，高铁的功能更倾向于回归交通工具的运输本质，绿皮火车则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包括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社会交往等，绿皮火车成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型和变迁。
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最直观的改变就是速度的提升，速度的加快意味着时间的减少，时间的减少使实际上的地理空间经由想象和体验产生近距化的效果，高速列车重新定义了地缘关系。这里的地缘概念，是在一个“窄化”的意义上说的，主要指不同地区基于交通工具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地缘关系伴随着亲近和疏离：绿皮火车给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山村带来希望，比如，铁凝小说《哦，香雪》里的台儿沟，绿皮火车将之与北京建立起亲缘关系；白色高铁一晃而过的速度，使人无暇顾及那些籍籍无名的乡镇甚至是县城，这些地方与中心和发达地区的亲缘关系日渐疏离。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
……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
……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得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
……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停靠在台儿沟的列车，特别说明了是从首都方向开来的，火车将中国最中心的地区与这个籍籍无名的偏远村庄连接起来，使台儿沟成为不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不被中心落下的边缘。绿皮火车一站一站地停靠，将那些偏远的地方一一带入现代文明的世界，使它们有走向更大世界的可能。一位受访者提到了一种特慢型的绿皮火车，100公里要走上五六个小时，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火车成为连接地缘的重要纽带，串起小镇与城市，绿皮火车确保了发展上的某种平衡。
白色高铁则意味着发展上的“优先”。高铁停靠之处意味着与发达、文明、中心、富裕相关联，没有高铁车站的地方，则意味着落后、粗蛮、边缘、贫困，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嵌入人们的思维方式中。高铁成为改变地缘关系的直接原因：搭上发达地区的优势，为发展缩短里程；与中心地区保持畅通、亲密的关系；借助高铁的优势被划入区域的发展规划之中，享受到政策的优惠。“没有高铁，城镇就是散落的珍珠；通了高铁，城镇是项链上的珍珠”。
白色高铁在中国大地上行进，“对于民众，高铁意味着便捷的交通；对于开发商，高铁就等于更高的房价；对于地方政府，高铁代表着政绩……”
这就产生了“高铁经济学”。为了保证速度，高铁必须减少站点，同时避免从城市中心穿过，这就需要重新选择和确定行进路线，一些城市因此无缘高铁。为了争夺高铁，城市之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夺战，十堰和襄樊、新野和邓州以及荆门和荆州对于高铁的争夺，再次凸显高铁在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这些争取高铁停靠站的城市，极力摆脱旧有的地缘关系格局，试图进入全新的地缘关系中，靠近中心、文明、发达地区，为自身的发展谋求机遇，重新确立自身的位置。在中国区域版图中，被高铁覆盖的地方会成为日益发达和现代化的代表，而高铁瞬间驰过的地方，只能远远地看着文明、富裕和发展与其渐行渐远。
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改变的不仅有地缘关系，还有人缘关系。这里的人缘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状态，也指人与周遭世界发生关系的逻辑，即“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向哪里，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抵达”。速度从慢到快，意味着心理距离的缩短，白色高铁带来的地缘亲近，从较低的地缘属地进入较高的层面，并逐渐与中心靠拢，人们选择离开某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文明、发达、富裕、机会成为一种召唤，造成大量的人员流动，人们通过空间上的移动，选择自身的发展机会，重新建立在某个空间中的人缘关系，因此涌现了大量的“异乡人”。交通工具的技术升级并非只是简单地拓展了文化空间，还在文化流动中实现了对人的身份确证。
绿皮火车建立了独特的人缘关系。终点的遥远、过程的漫长、空间的封闭，人们需要通过交流打破时空的限制，抵御“煎熬”，因而，人们在乘车的过程中缔结了短暂却良好的人际关系，适时帮助他人并且得到他人的帮助，这是一种传统的“外向型”人际关系。它基于人们的善意和信任缔结而成，真实、坦率、自然，而不是矫情、封闭、隔阂、防范，人们在交流中，相互了解，坦诚相见，直至行程结束时，还念叨着“缘分”之类的话，依依惜别。白色高铁上的乘客，替代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比较多，如利用手机、电脑、iPad等移动设备看电影、玩游戏等打发时间，不再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即使有交流，也从无目的的闲谈转向有目的的沟通。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紧凑、热络转向松散和淡漠，人与人之间的需要被弱化甚至消弭。
火车内部空间设计的变化以及到达目的地时间的缩减，也影响了人缘关系的形成。空间决定氛围，绿皮火车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座位的设计制造了人们得以面对面交流的可能，四人或者六人共同使用一个桌子，目光的对视与物品的共用，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开放的空间，需要适时的交流以消除面面相对的尴尬并打发漫长的时间。人们在交流中逐渐从陌生转向熟悉，并建立起信任感，身体感受的相同消弭了阶层的界限和文化的区隔。绿皮火车的座位设计和物质条件提供了更多交往的可能，将传统的人缘关系从熟人社会移至绿皮火车中，周云蓬在《绿皮火车》中讲道：
坐在我旁边的老头，他咽着口水，说：“小伙子，能给我一口吗？”我把自己喝剩下的半瓶啤酒给了他。他说我看上去就不是个凡人，将来一定前程远大。我一高兴，又给了他两个煮鸡蛋。
…………
一个姑娘在我旁边坐下，很有方向性地叹着气，我心里窃喜，莫非传说已久的艳遇来了？……我问她是否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吗。她说她在西宁打工，老板拖欠工资，现在身无分文，要回家。我连忙拿出卖唱时别人塞到我包里的饼干、面包，与她分享。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去青海湖的火车。……我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说，她有男友了。……她说，既然你都把话说明了，两人再一起走就太尴尬了。……她去兰州，我只好去格尔木了。……我想最后拥抱她一下，说些祝福的话。但上车时，人很挤，她一把把我推上车，车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
在这里，绿皮火车成为作家生命的一部分，成了诗人的情感慰藉，是传统人缘关系的缩影。《绿皮火车》包含着作者的想象和虚构，但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需要熬过漫长时间的空间中，人们会呈现自然和本能的一面，本能就是一种现实，现实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态和方式。路途遥远，人们怀念绿皮火车带来的记忆和故事，是因为这一过程是一场生动的生活叙事，也是生命细节的浮现——这其中包含着人缘关系的缔结与呈现。
哈贝马斯在界定“公共领域”的时候，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维度：首先，公共性即私人进入公共领域，集合而成公众，通过对话、表达形成“公共意见”，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问题；其次，公共舆论兼有批判和理性的双重内涵；最后，借助公共媒介和公众场所表达意见。
据此，绿皮火车车厢实际上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讨论没有一个预设的主题，参与讨论的人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根据座位的关系形成多个小型的群组，讨论问题也没有什么交集，形成不了“公共意见”，闲谈之中更多的是情感的宣泄。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前公共空间”。
这个“前公共空间”的特征表现为：第一，松散和临时。这并不是一个预设好的经由组织而建立的空间，人们因为乘车临时进入一个“公共空间”，极其不稳定，可能因为一个人的中途下车，这个空间突然就被破坏了，也可能因为一个人的上车，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话语空间。第二，无主题变奏。在这个空间讨论的主题是随时变化的，可以从政治跳跃到经济、文化、社会、娱乐、民生、城市、家居、人际等，并且这些主题的跳跃没有任何征兆，可能是一个人的插话使主题发生转移，无预先设定，讨论的话题带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第三，“八卦性”。乘客闲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各自从媒体上看到的“八卦”新闻，或所谓的“政治秘闻”，人们的讨论很少会发展成激烈的辩论，大家的目的是打发时间，因此隐私、野史、秘闻更具有吸引力。这些闲聊充斥着讲述的欲望和自呓的成分，用来抵御漫长旅途对身心的消耗。第四，话语的开放与融合。虽然绿皮火车上的人群会有阶层上的区分，但是迫于“时空压力”，人们的身份区隔得以消除，为了使交谈和闲话得以继续，人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聊天内容，比如，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性别的人进行沟通时，通常会“就下不就上”，以实现沟通的目的。“前公共空间”中的人际交往，一方面遵循了传统社会朴素的交往理念，如友善、信任、互助等，另一方面也遵从了“交往的理性”，即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交往行为是主体之间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人们让渡出自己的“私人空间”促使某种人缘关系的实现。
这个“前公共空间”的意义在于它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微观显现形态。乘客通常是从着装、谈吐、举止、表情，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去判断另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趣味、品行等，进而判断可否成为交流的对象。人们需要借助经验来判断自己是否加入某一场“闲聊”之中，或用什么样的方式退出“闲聊”，以显示尊重，不破坏旅程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受访者们普遍认为，聊天话题的提供者往往是一些见多识广的“大叔”，在无主题讨论中成为非正式的话题组织者，然后主动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且引导话题的走向，当话题难以进行的时候又抛出新的话题。人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分享了人生智慧，交流了人生感悟，获得了他人的经验，且伴有互相之间的微小帮助，如帮助拿行李架上的行李，分享一些食物，等等。
戴维·莫利在《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一书中认为，手机等工具“使人从公共空间中抽身出来，进入一种充满私人选择的声画氛围里，从而改变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本文使用的“移动的私人空间”这个概念，是指基于高铁内部设施和空间结构而建立的一个私人化的空间，借助其他的交流设备，人们在公共空间中保证了个体的私人化行为不受侵犯和影响。高铁的空间设计与绿皮火车不一样，朝向相同的座位摆放，使个体得以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独立专用的桌板，也保证了个人空间的独立性。空间格局的变化，从器物层面改变了人际关系，再加上没有了时空的双重压力，以及代替人际交往的诸多社交媒体的出现，使人们不必依赖闲谈来打发时间，社会交往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
“移动的私人空间”的私密化、个体性和封闭性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访者在这方面的经验高度一致：人情味淡了，缺乏温情，关系比较疏远。物理上的公共空间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封闭的“移动私人空间”，个体之间没有交往，也不求理解和认同，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在此是失效的。人们交往的需要被特殊空间设计阻隔，从被动的阻隔到习惯性接受，沉默安静的高铁车厢隐喻着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际交往方式的变革：人对物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了对人的需要。高铁与互联网社会的高度交互，更加强化了这样的社交模式：网际关系胜过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程式化和工具化。所谓的“程式化”，是指基于社交需要表现的应然之形态，比如，乘务员的服务是程式化的，甚至连微笑都是训练有素的。这与电影《周渔的火车》中列车员对周渔的了解和熟悉完全不同，在那里，往返于某地类似于通勤车的绿皮火车构成了一个浅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通常会有闲聊和问候。所谓“工具化”，是指一个人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工具，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白色高铁上的程式化、工具化交往也反映出当下人际交往模式的变化：传统的富有人情味的交往逐渐让位于礼仪性的模式化社交。
在绿皮火车时代，人们通过交换经验而认识和体验另一种生活。除了运输功能之外，绿皮火车还有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社会交往等功能，火车的“工具性”隐没了，或者说物的“物性”隐没了。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就是把人或物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人们乘坐火车的时候就是利用火车作为器具的“器具性因素”，当受访者描述、想象并且赋予绿皮火车“工具性”之外的一些象征性内容的时候，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论，火车作为火车的真理性意义得以显现，火车不是供人观察、感知、分析以获取知识的对象，而是成为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伙伴，值得依赖和共处，人与火车跨越了外在性的阻碍而建立起内在的关联。这也是受访者在谈及绿皮火车的时候，认为只有“绿皮火车才是真正的火车”的原因——绿皮火车在特定的时空里打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
“从北京到昆明，五十个小时的硬座……”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一个狭小的座位，人对时间的感觉成为一种“熬”。“熬”的本意是小火慢煮，一切都是慢的。为了冲破这种时间的限制，只能用闲聊打发，这时，封闭的物质空间突然开放了、流动了、喧嚣了，互不相识的人们，借助经验、兴趣和乘车的目的开始了既允许别人参与讨论的又为自己主导的主题的言说。但漫长的时间带给人们足够的疲惫感，人们抵御时间之长的策略从外向转为内向，仿佛只有直抵内心的深处，才可以抵御时间带来的无所适从：
开始回忆自己看过的某本小说，或者考自己，如前年的今天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然后加大难度，五年前，六年前，七年前……有时候，感觉自己某段时间消失了，怎么也想不起来。
从限制人到失去对人的限制，火车以某种形式走向人的精神深处，绿皮火车就这样带着人们走向远方。绿皮火车提供的是一种过程性的生活，而白色高铁指向的则是一种目的性的生活。白色高铁的功能单一，它回归了交通工具的本质——运输。
火车经常作为一种隐喻出现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绿皮火车呈现鲜明的年代感，其空间设计容易发生故事，如周云蓬的《绿皮火车》里发生的暧昧而简短的情愫，再如电影《周渔的火车》中周渔在两个城市间为爱情奔波。在《周渔的火车》里，周渔要么在火车上，要么在赶火车的路上，火车对于她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火车把周渔带到她爱的人身边，又把她从爱的人身边带走，周渔追寻的是爱情，也是在寻找她自己。火车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总是将此时此地的人带到彼时彼地，人们在时空之中的移动，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要实现一种“达成”。绿皮火车的这种“达成”，因为其漫长的过程和人际关系的开放，充满着不确定性，绿皮火车提供的时空，使乘车有了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的戏剧化的经历，成为不折不扣的生活叙事：拥挤、吵闹、混乱、嘈杂以及奇遇。乘坐高铁是散文化的，没有情节和故事，乘客个体之间难以构成关系，处在一个散落的状态中。
乘坐高铁的经验被简化成两个动作，过程已经被忽略掉，因为过程是一个人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火车上的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微缩，现实的生活也日益呈现散文化的状态，人们成为一个个孤立棋子，利用各种技术媒介使自身处在一个“移动的私人空间”中。人际交往已经从口头交流变成手指交流，手指交流尽管有表情、有符号，但是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气息和感觉”，久而久之，人在现实的社会中失去交往能力，变得脆弱、多疑和焦虑。
绿皮火车的整个车厢就像街巷，充满浓重的人间烟火味，如喝茶、聊天、下棋、打扑克，保存了多元的社会文化形态，并且消除阶层、财富、知识、年龄所构成的区隔，有些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漫长的旅程、疲惫的身心以及车厢内的人来人往的嘈杂，粉碎了基于身份、地位、财富的矜持、高傲、尊贵等社会化符号。这个空间保存了人们生存的“原生态”，人们自觉让出“私人空间”，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不矫情的“接纳”。白色高铁建立的是相对单一的社会空间，以商务或旅行为主要功能的高铁，对时间的理解就成为一个人所属社会阶层的标志。“花钱买时间”的一般是财富多的人，高票价实际上是区分人们财富多寡的标志。高铁的空间强调秩序、文明、理性和私人化，人们通过在高铁上的言行、举止、服装等符号性的表达，完成某种社会区隔。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社会阶层的区隔从模糊到清晰。在绿皮火车上，我们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生活，看到的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在白色高铁上，我们会看到的是物，看到的是科技，看到的是一个封闭的阶层。
当一种物件或者工具已经丧失了它的实用功能时，它的审美价值就得以凸显。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绿皮火车，无非是对一种逝去岁月的追忆，绿皮火车成了审美的对象。虽然乘坐绿皮火车的经历夹杂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但是在访谈过程中，超过90%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绿皮火车的美好回忆。当问及那些“苦不堪言”的乘车经历时，受访者的回答通常是轻描淡写的，甚至还饶有兴趣地讲了那些经历。乘坐绿皮火车时的“痛苦经验”经由时间的过滤，已经成为一种怀旧式的“美好经历”。绿皮火车是一个故事、一种生活、一段记忆，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刻在了个人和群体的身上。绿皮火车作为人们记忆中的物的存在，其实用价值日渐消失，审美价值日益显现。当白色高铁用快速、舒适的方式将人们带来带去时，人们却在纪念逝去的乘坐绿皮火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