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能搜索到的国内最早关于教育收益问题的文献，是王加峰（1984）有关教育投资从理论与概念上的剖析。王加峰指出，教育投资是一种“软性投资”，教育的作用是隐蔽的、滞后的，它的经济效益容易被其他因素所掩盖；教育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必须要讲求经济效果，需要进行必要的考核。黄湘中将英国学者莫林·伍德霍尔的《教育计划中的成本—收益分析》一文进行了翻译，这篇文献以印度为例，对教育收益目的、教育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方式、教育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介绍。

1990年后，国内对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逐渐升温，学者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实证研究。朱国宏（1992）将韩宗礼的估算数据和1984年北京市抽样调查数据等进行技术处理后，对我国初等、中等与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我国初等、中等与高等教育的内部收益率分别为15.1%、9.02%与6.71%，收益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李实等（1994）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城镇的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进行了估算，涉及样本17891个，对如此大量样本进行研究在我国教育收益研究历史上是首次。他们的估算结果显示：我国城镇总体、男性和女性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分别是3.8%、2.50%和3.70%，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

1995年以后，我国的教育收益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领域的学者积极参与到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中来，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者们关于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对象逐渐丰富，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教育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等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研究视角也逐渐多元化。

（一）研究对象逐渐丰富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关于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对象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涉及不同性别、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教育收益，更是扩大到了不同的社会群体等方面。

陈晓宇等（1999，2003），李实等（2003）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不同教育层次的个人收益率进行了详细的估算，并且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收益率是逐渐上升的，且与国际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刘泽云等（2009）的研究特别关注了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把教育投资收益的空间差异纳入了分析范围，发现不同类型的教育投资对职工工资的影响方式在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李继峰（2005）重点分析了贫困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他认为，难以承受高等教育收费的贫困家庭一心为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投资的动力是对未来收益的期盼，但是贫困家庭的投资想获得高收益的可能性却不大，他同时还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决策应充分估计贫困家庭的投资成本和个人收益的风险的建议。

孙百才（2009）重点关注了不同民族间的教育收益问题。他运用明瑟方程估算了汉、藏、回的教育收益率，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其结果显示汉、藏、回的总体收益率分别为3.6%、3.6%、6.4%；少数民族拥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其中藏族与汉族的教育收益率大致相同，回族的教育收益率则远高于汉族；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性别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在汉族与藏族内部，男性高于女性，回族内部则相反。

（二）变动趋势分析受到重视

赖德胜（1998）对全国城市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并将其估算结果与李实和李文彬估算的1988年的教育收益率结果进行比较。相对于1988年，1995年我国教育收益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且随着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教育收益率还将继续提高。

陈晓宇等（2003）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城镇教育的教育收益率做了估算，并做了纵向的比较分析。其比较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我国各级教育收益率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且与国际平均水平在逐步接近，此前我国教育收益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状况已基本得到了扭转。在各级教育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通过对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时期参加工作的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竞争性的经济部门以及年轻的就业者中，教育具有更高的收益率。这很好地说明了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劳动力的收入在逐步回归于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描述的通过教育和培训手段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价值的现象。

李实等（2003）也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做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1990～1999年，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上升了近3倍，这是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的进展分不开的，并且高学历职工尤其是学士学历以上的职工，其平均教育收益率显示出了较高的水平。

（三）影响因素研究受到关注

现实中个人收入不仅受到教育与工作经验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职业因素、家庭背景等，遗漏其中任何一个变量都将会使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结果出现偏差（Gunes，2001）。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属性，尤其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转型及快速发展的特定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城乡、区域、行业、部门等之间的就业政策与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差距。

针对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竞争性不充分的状况，一些研究者采用将教育收益的影响因素，包括就业区域、就业地域、国家行政级别、行业等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明瑟方程的方法来估算教育收益率。如娄世艳（2009）将职业、行业、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影响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因素引入明瑟方程，分别用年收入、月收入和小时收入作为因变量估算出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分别为6.18%、6.07%和7.06%。这个结果更接近于真实的收益率，比纳入控制变量前的15.14%、13.55%和16.56%的计算结果分别降低了8.96、7.48和9.50个百分点。

除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外，个人收入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个人教育收益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陈晓宇等（1999）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低的原因是，收益的非货币化与劳动力非市场化。朱斌（2003）认为我国个人教育收益率低的原因有劳动力市场竞争不足、人力资本价值利用不充分等原因。王广慧等（2009）研究证实社会背景与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收益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随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大。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子女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较大。刘泽云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之间的差异是导致职工工资收入差异的首要原因。王孙禺等（2011）对影响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因素进行了研究，2006年我国总体、男性、女性的平均教育收益率分别为5.5%、4.6%、4.8%，总体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阶段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不显著、7.1%、6.7%、8.3%；研究发现文凭信号、职业因素、家庭背景三类因素对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以职业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背景，再次是文凭信号，且文凭信号仅对大学阶段的教育收益率影响显著，对高中及以下阶段的影响则不显著。

（四）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

学者们逐渐采用多元化的视角对教育收益问题进行研究，不仅从发现问题的角度出发通过估算教育收益率来分析经济社会中的现象，而且从教育收益产生影响的角度来分析收益率高低对教育需求的指示作用，从风险收益相结合的角度探求教育的风险收益关系。

魏新（1989）认为，以前国内存在的复杂劳动报酬和简单劳动报酬倒挂的这种“教育个人收益递减”现象，反映了劳动报酬制度的不合理状况。杨晓霞等（2009）认为，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身上的“因教致贫”现象，其直接原因为教育成本的日益高涨与教育投资未能获得及时补偿等。

岳昌君等（2003）估算出了不同级别教育的预期内部收益率并对我国各级教育的需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预期的总收益就越大，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的预期净收益显著高于其他级别教育的预期净收益。人们对本科教育的需求最为旺盛，其次是对高中教育的需求，而对初中教育的需求愿望则不强烈。

从教育的收益与风险相结合的分析角度出发，杨娟等（2008）利用2003年大学生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已经存在过度教育现象，被过度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占到了各阶段学生总数比例的21.1%、35.8%和42.0%。马晓强（2008）采用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对我国1991年、1995年和2000年的教育投资收益和风险做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教育投资风险与收益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特别是高等教育表现出了明显的高收益与高风险的特征。

表1-1对国内部分教育收益率估算结果做出统计。虽然由于研究者使用的估算方法与样本数据等存在差异会引起教育收益率估算结果的不同，但是从表1-1的统计结果依然能看出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教育收益率扭转了以前的脑体倒挂现象而总体呈现出了逐步增长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平均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结果为3%左右，90年代数据的估算结果为1%～4%，2005年以后数据的估算结果超过了6%。在90年代后，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初等与中等教育阶段，且差距在逐渐拉大（海克曼，2003）。谈到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早期，我国的低个人回报率并不是真正的回报率，而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被扭曲，以至于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受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所做出的真实边际贡献的结果。从表1-1中教育收益率，尤其是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后高学历的价值逐步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了体现，这个可喜的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知识与技能的投资产生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