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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收益问题研究对国家的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能够审视我国教育对人力资本的促进程度、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实现的程度、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等，并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生源的受教育选择提供参考，这个数字背后有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值得挖掘。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研究我国工程教育收益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在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领域，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对工程教育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更是近乎空白。与其他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相比，工程教育人力资本理论在投资、生产、收益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工程教育人力资本研究对深化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丰富教育经济学理论知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工程教育收益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教育发展阶段与所处的全球竞争背景下，对我国工程教育收益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人力资本，尤其是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包括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人均自然资源与技术知识（曼昆，2009）。人力资本通过两种途径推动经济增长：一是作为资本投入，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由于具有较高生产率而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二是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而推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高的生产者更有可能创造新技术，并且对新技术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可以说，科技知识的发展与传播提高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生产力。随着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的知识增长，系统地将科学知识运用于产品生产，这极大地提升了教育、技能培训和在职培训的价值（贝克尔，2007）。经济增长源于资本（实物与人力）积累和技术进步，而相比之下技术进步更为重要。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检验了1909～194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这段时间里美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2.9%，而技术进步（technical progress）是其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技术进步率取决于储蓄，特别是致力于人力资本的储蓄（多恩布什、费希尔和斯塔兹，2002）。从图1-3也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关系。
图1-3 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对美国的经济趋同
的过程中，技术进步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日本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技术带来了1950～1992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高于美国3.79个百分点的奇迹。
我国科技竞争力提高的关键是教育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以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为主的工程教育水平的提高。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科技竞争力对一国国际竞争力总排名的提升有更大影响，且教育竞争力排名与国际竞争力排名具有很强关联性。在教育竞争力排名获得提升的国家中，66%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总排名也同时提升。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从2002年的第3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28位，但仍落后于主要的G8国家，也落后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家。我国在健康、环境和教育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际竞争力总排名的进一步提升（潘教峰，2010）。
工程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对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国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教育收益水平的提高又是提升我国工程人力资本存量的关键及主要途径，通过对工程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能发现和解决工程教育人力资本开发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波拉切克（Polachek，2007）曾指出个人教育收益研究的重要性，“理解个人教育收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触及了人类福利背后最基本的层面”。搞清楚个人教育收益的决定因素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来增加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人力资本理论显示，单凭机遇与政令都不足以减轻贫困，但是再配以人力资本投资就能提高收入、缓解贫困，即使是低能力的劳动者也能从培训中获益。这些深刻的见解促使政府推出了增加财富的可行性措施。正像许多研究表明的那样，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占我国高等教育规模1/3强的工程教育，其个人教育收益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寻。
从当前我国工程教育人才现状来看，我国人力资源中工程科技人才所占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表现出对工科人才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工程教育生源状况也存在数量和质量相对降低的隐忧。因此，研究我国工程教育收益对提高我国工程教育的收益水平，保障工程教育生源的数量与质量，提高我国工程教育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