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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中国国民经济仍将保持稳定而快速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仍将快速推进；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成果公平分享并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也将加速；国家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和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将会使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基础越来越好。国家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会逐渐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包容式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都会使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而改善地方政府行为，并进一步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金融组织和产品创新的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
劳动力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会随着非农就业环境的改善逐渐提高，进而促进中国农村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将有助于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而增加总产量，提高农业的防灾减灾能力，并将成为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十二五”时期，极端性、局部性的气候条件给农业保障供给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通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国农业抗御气候灾害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十二五”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由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引发的食物需求总量仍将增加，但由于人均营养水平进一步快速提升的潜力有限，食物需求总量的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具体而言，第一，中低收入群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需求将快速加大，营养水平也将大幅度提高；高收入群体的食物消费需求和营养水平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明显提高，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营养指标下降。第二，口粮消费仍将保持稳定，饲料粮需求将快速增长。但是，居民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健康，的确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得益于耕地保护、种粮补贴等政策，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科研投入加大，“十二五”时期，农业生产效率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产量将进一步增长。鉴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未来中国食物供给可以获得有效保障。
“十二五”时期，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监管机制、标准体系、检验检疫检测体系和风险评估评价体系会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日常化水平会趋于提高，监测范围和标准会趋于扩大与提高。生产者、经营者对食品安全的责任意识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信息披露环境的不断改进和公众、媒体对食品安全关注度的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安全食品的需求会逐步扩大，从而有力地拉动安全食品的生产，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区的推动下，安全食品生产的技术体系将不断完善，增收效果不断改进，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食品安全合格率将不断提高。
“十二五”时期，中国农地非农化趋势不可逆转，虽然通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工业化、城镇化占用耕地的数量会趋于减少，然而，实施“占补平衡”政策以维持耕地数量的资源条件变差，确保18亿亩红线的压力增大。通过培育地力、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地质量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有关耕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会更加完善，土地整治所需的资金来源及其运作程序会更加规范，耕地质量管理会更加有力，耕地利用的集约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土地粗放利用的方式将得到有效遏制。在地方政府利益主导下，村庄整治和“迁村并居”等进程还会加快；集体土地财产权利的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流转将会提高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十二五”时期，水资源利用非农化这一势头仍将长期保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任务艰巨。农田水利设施将成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以公共财政为主的水利建设投融资体制将基本形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骨干工程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之间的衔接将会变得更好，高效节水技术将得到进一步推广，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将会提高。农民用水者协会等组织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机制会越来越完善，水资源稀缺性对农业水价形成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十二五”时期，农民增收的环境有望进一步改善。第一，随着综合素质提高，获取市场信息、接受新技术能力更强的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农民的增收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在产区布局，“十二五”时期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多进而增收的机会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公平分配日益受到重视，而且劳动力供给偏紧导致劳动力工资率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幅度提高。第三，优化种养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加上农产品低价时代终结、农产品需求增长拉动农产品价格提高，都有利于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第四，制度因素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例如，随着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农超对接”实施范围的不断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会进一步提高；随着农地转化中农民谈判地位增强，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也会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参与分化的农民会越来越多，农民的分化不仅会越来越活跃，而且分化会呈现越来越多样化的特征。伴随着农民的分化，农民的聪明才智以至于蕴藏在农村中的生产力会得到充分的释放，并将成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最主要的动力源。但是，农民的分化一方面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也会对现有政治体制施加压力，进而促进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化。
第一，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有利条件增多。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财政可支撑能力不断提高；同时，随着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持续倡导，地方政府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会进一步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高和意愿增强一定将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在“十二五”时期有较大的提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面推开、全覆盖目标的提前实现，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已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等完善，这将是“十二五”时期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的重点。第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区域差异还很难消除。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既有更强的需求，又具备相应的缴费能力。虽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也有较大的需求，但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少，农民的缴费能力低。这种地区间政府财政能力和农民缴费能力的差异，有可能使区域之间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继续扩大。
第一，金融政策环境有望继续改善。“十二五”时期，随着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衔接方式的改进，将会有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针对农业和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将会促进农村融资难问题的解决。第二，农村金融需求规模进一步增加。随着农民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农户贷款需求和农村贷款总需求都将逐步扩大。除了生产性贷款需求之外，包括修建住房、教育和购买汽车等方面的消费性贷款需求也将大幅增加。第三，普惠金融的理念将逐步付诸实践。随着金融主体和金融供给的不断增加，以合理的价格、便利的方式得到金融服务的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多。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会得到更多关注，其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也会提高。第四，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局面难以根本扭转。按照目前的规划，新建的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难以覆盖全国农村，进而农村信贷供给不足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