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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贫困、不平等与增长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三个始终纠结在一起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国际机构致力研究的永恒主题。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来源（Ravallion，1995；Dollar and Kraay，2002），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或者地区初始的不平等程度，以及伴随经济增长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Balisacan and Nobuhiko，2003；胡鞍钢等，2004），而且，高度不平等倾向于损害整体经济增长和减贫效果，使贫困群体陷入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对减贫和经济增长均造成不利影响。
可见，快速的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增长的性质及模式、增长成果的分享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变化等因素也是影响减贫效果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与人们在减贫实践推进中对贫困成因的全面深入探究、贫困内涵的深化和扩展密切相关。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不仅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调整了减贫战略，而且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从而也推进了增长理论的演进（蔡荣鑫，2010）。
国内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对于贫困内涵和影响因素的认识，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
的逐步深化过程，把贫困内涵从货币范畴扩展至非货币范畴，并逐渐揭示出贫困发生的本质根源。与此相应，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增长理论经历了单纯强调极化涓滴增长（赫希曼，1991）→基础广泛的增长（世界银行，2001）→益贫式增长或有利于穷人的增长（ADB，1999；世界银行，2001）→包容性增长（ADB，2007；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的逻辑演进，以及减贫战略和政策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见表1）。
表1 贫困内涵的深化与增长理念、减贫战略和政策的演进
续表
相关研究表明，过去5年间，全球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全球仍有3.2亿～4.43亿人处于长期贫困状态，并且这种长期贫困具有代际传承性
。2008年，世界银行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重新评估世界人口贫困状况，认为全世界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5.2%）生活在赤贫之中（以1.25美元贫困线衡量），其中，亚太地区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2/3（9.03亿，占亚太地区人口的27%）；同时，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强，不平等维度（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增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维度之间呈现相互关联和代际传递的趋势（世界银行，2006；2008）。在亚洲，除中国以外，有数据可查的21个发展中国家中，还有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Aliand Hyun，2007）。显然，上述客观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现实，不仅羁绊了经济的快速高质量增长和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制约了经济增长所形成的福利向民众尤其是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传导，增长成果并没有广泛惠及所有人。在这样的背景和现实下，关于“导致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和“如何使经济增长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广泛惠及所有人”的问题，就逐渐成为学术界、国际机构讨论和研究发展政策的焦点，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减贫和发展战略实践中努力探究和总结的重要内容。因此，亚洲开发银行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2007年率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增长模式和理念，并在其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杰出学者演说”会上，经济学家林毅夫就发表了题为“发展中亚洲国家利及所有人民的增长方式的发展战略”的演讲，提出“亚洲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采取包容性增长，从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他在多边国际场合首次提出这一代表新增长理念的概念，也是首次将其在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1] 中阐述的包容性增长思想从理论探讨引入公共政策和政府施政策略的讨论。他是较早提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学者，也为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正式形成做出重要贡献。
其实，亚洲开发银行在2004年提出的促进贫困减除战略中，“包容性社会发展”就是其中的一大战略支柱，而在其后的第二个中期战略中，更是将“强化包容性”作为优先战略。2006年6月，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亚洲开发银行组建了一个汇集国际机构和各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名人小组
，该小组在2007年3月向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提交了题为“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并指出：因应未来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亚洲开发银行应从关注亚洲地区整体甚至全球视角，将战略定位从关注贫困减除扩展到促进包容性增长。这正是其后亚洲开发银行各项包容性增长政策出台的渊源。同时，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收入和非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2005年，由亚洲开发银行赞助，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
，旨在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所带来的问题，探讨通过实现包容性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在上述研究报告的基础上，2007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组织了一次以“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与贫困减除”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达成“增长必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以及更为民众所认同”的共识，其后的亚洲开发银行官方成果报告明确提出：亚洲开发银行必须实现重大转变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包容性增长。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正式把支持包容性增长确定为其长期战略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余两大支柱分别为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和区域一体化）。
世界银行作为长期致力于全球贫困减除和发展工作的国际机构，它关于减缓贫困与增长、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相应地，其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和战略也在逐步形成，并为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集中体现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和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见表2）。
表2 世界银行关于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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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基于机会平等视角，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结合收入分配状况和贫困的动态变化以及长期贫困现象的日益突出来重新审视增长模式，丰富了增长理念，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政策内涵。目前，包容性增长模式和理念已成为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致力于贫困减除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核心战略，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甚至有些国家（例如中国）已宣称要致力于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发展。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尽管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梳理和综括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四类。
第一类，把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Ali and Zhuang，2007；ADB，2007）。在该类定义中，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的共享性。唐钧（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就是“参与”和“共享”，只有当所有民众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Ali and Hyun（2007）甚至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达到以下四个结果：可持续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安全；同时，快速且可持续的增长应该建立在广泛的部门和区域基础上，包容大部分劳动力、穷人和易受伤害群体。
第二类，基于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包容性增长是益贫式增长。这是因为，贫困和弱势群体很难从增长中受益，因而包容性增长应使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最好是使其多受益，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Besley et al.，2007）。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它是益贫式增长的扩展，这种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而且在经济与政治上更具有持续性（Birdsall，2007）。
第三类，基于全球视角从国内外层面界定包容性增长。杜志雄（2010）认为，（1）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看，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普惠式增长”，即不断为民众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以实现公平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在国际层面上，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开放性增长”，国与国之间在开展经济合作时应该互相关照，互惠互利，携手发展。马晓河认为，（1）从国内层面上看，包容性增长应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①它是和谐增长和科学增长；②民众都能在增长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③这种发展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2）从国际层面上看，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实现协调、和谐的增长、共赢和多赢的增长
。
第四类，从就业、制度、执政理念的角度界定包容性增长。Felipe（2007）把包容性增长与就业联系起来，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实现穷人的充分就业，并使工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俞宪忠（2010）认为，“包容”是民生发展的制度诉求，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取向。陈杰人（2010）则结合中国执政党的核心理念，从三个层面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在价值层面，人民利益至上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方法层面，法律和政策的调节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技术层面，要更多地照顾民营企业等各类草根利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