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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社会需要论的顶峰时期，导致人们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为社会需要服务，为社会需要培养人，而与人的自身价值和需求相悖，造成人们远离、漠视甚至拒斥思想政治教育。“文革”结束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迎来新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有外国学者认为，最令人振奋的是政治教育中发生的变化。新一代政治课教员开始研制新教材，采用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思想和新观点，以此对历来一直是板着面孔说教的政治课本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研究有可能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和相互转化，而不仅是监督专业化知识是否越界了
。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表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旨正在发生转变。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重申并肯定了“文革”前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培养目标。同年10月，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进行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该条例指出，高等学校学生培养目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强调了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强调了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等教育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这个中心来进行”，“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随后，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以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为重点，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标志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新确立。
1987年5月，为了适应当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等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确定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当热心于改革和开放，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献身；应当自觉地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应当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还要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该决定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界定，相对以往有了新的发展，即对大学生既提出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克服了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缺乏层次性的弊病。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分层的设想，后来也被吸纳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纲的制定中。经过努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思想认识领域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移到服从和服务于新时期的中心工作上，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培养“四有”新人，并通过教学改革和专业学科建设，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文革”时期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政治可以代替一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凌驾于业务工作之上的“凌驾型”，转变为自觉服务于党的经济建设和高校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校中心工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型”。这种转变，对于推动高校师生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为恢复和重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形成，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部于1984年在南开大学等12所院校，首批增设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8年又在复旦大学等10所院校招收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化和学科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化改革初期，高校经历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上极少数人借着批“左”的机会和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个别高校发生“竞选”风潮，有人发表演讲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家祖孙三代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我跟共产党员没关系”，等等，这些言论居然博得围观人群的掌声和喝彩。有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写文章、做报告，到学校进行煽动，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动学生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自由化思潮开始在高校蔓延。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增多，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对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学生以反对自我压抑为由，放弃对崇高理想境界的追求，放松对自身道德的约束；有的学生甚至追求死亡以求体验存在主义；一些学生流传着“民主是以我为主、自由是随心所欲、理想是自我实现、前途是自我设计”的错误论调。同时，文艺界、理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也不断冲击大学校园，侵袭大学生思想。理论界一些人发表了大量宣扬人道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的文章，鼓吹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甚至提出以人道主义来改造、替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界一些人提出要努力挖掘“共同的人性”，“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应当成为文学和电影创作的重大主题。在这些理论观点的影响下，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潮。
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有着精神需要，即人们对认知、道德、审美、理想、信仰等精神生活的需要。当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出现精神危机。革命大批判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致命伤，就是把文化知识从德育中剥离出去，造成德育的精神资源非常稀少，根本无法帮助青少年建构丰富的精神世界，遑论具备科学的思想和独立的批判精神。正如一位学者反思当年这种教育所造成的种种不足时指出的那样：“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成为流不进大海的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
人是一种能够反思的存在。“文革”的惨痛经历，使人们的思想开始觉醒。人们开始反思“文革”的历史，但是这种反思混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人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但是，这种混淆没有得到及时澄清。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文化随之传入中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冲击，缺乏辨析能力的青年学生没有得到及时的思想引导，思想受到扰乱，学潮规模不断扩大。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是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我国社会新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支撑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也发生了转变，转到着重服务于党的经济建设和高校的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任务和人才培养目标，也逐步趋于科学化、合理化。党和国家开始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为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先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不断总结此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情况、新任务，逐步明确方针、政策、内容、方法等，从制度上保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989年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全党深刻汲取了过去十年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忽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失误带来的深刻教训，更加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才、引导舆论、把握方向、推动全局工作中的战略地位，定位更加科学，方向更加明确，并采取有力措施，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体制、内容、途径、方法等方面，开始进行系统谋划、全面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新的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