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56～1966年是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曲折前进的时期。1956年9月，中共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时代的变迁，对教育发展及其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已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这在客观上要求党和国家制定切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方针。
从当时的教育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在向苏联学习教育经验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忽视政治现实、脱离生产劳动的现象。从国际上看，1956年6月、10月和11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先后发生了规模不小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其中，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一事件影响到国内，使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国内教育状况的不理想，引起学生的不满。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内，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共有1万多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及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重要，因为青年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青年世界观的好坏，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当时有一段时期我国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减弱了。因为在一些人眼里，好像对政治、祖国前途、人类理想等没有关心的必要了，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已经不那么时兴了一样，思想政治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都没有必要了。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及时指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关于“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科学论断、“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各个部门齐抓共管”的全局思想以及“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界定等，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新的理论认知基础。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个报告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纲领，对于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非常重要。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随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继而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开展了所谓“拔白旗”“反右倾”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左”的影响。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指示》对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方法都做了明确规定，强调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运用和风细雨、交心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一年后，知识分子才鼓足勇气，开始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号召，首先对教育模式进行了猛烈批评，随后对整个社会政治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批评。就教育体系而言，他们对机械地照搬苏联过窄的专业设置、高等教育中对社会科学的忽视和限制，以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教条盲目而不是批判地吸收等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方面，他们主要对党在各项政策中所表现出的独裁主义者角色、日益加深的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鸿沟，以及新的政治精英阶层对特权的滥用等问题，做了严厉批评。
就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
但是，在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开门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天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今不如昔”；他们反对历次政治运动，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对三大改造政策；有的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下台，主张由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轮流坐庄”；等等。
由于对局势判断失误，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此，全党的整风运动暂时停止，反右派斗争陆续在全国展开。在反右派运动中，高等学校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场所。在右派言论煽动下，不少高校学生在校园张贴大字报，举行群众集会，一些有极端民主化思想的学生四处串联，煽动闹事，不少地方发生了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事件，加之一些报刊的错误引导，使整个高校乃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
高校反右派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由于指导思想上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并在学校各级干部中举办克服右倾思想的培训班，反右派斗争强调“深挖细找”，为了防止漏掉，采取领导分片包干的办法，要求各单位按照一定比例划出右派分子。据估计，在当时北京大学7000多名学生中，右派分子占1%～3%
。由于是按照指标确定右派的名额，反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偏差，如把在整风时提意见的过程中说的一些过头话，本来属于认识问题，都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把对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批评，无限上纲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对学校某些领导人甚至党支部委员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批评，说成向党进攻；把平时向党支部汇报时提到的错误思想，说成思想反动；把在理论研究中的不同见解和对一些是非问题发表的议论，当作反动言论等，统统加以批判斗争，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据高等教育部1958年1月统计，在205所高校（当时高校总数是229所）中，共划出右派分子17769人，占总人数的3.6%。其中在教师中划出右派分子3911人，占教师总数的6.56%；在行政干部中划出右派分子1676人，占干部总人数的2.77%；在学生中划出右派分子12146人，占学生总数的3.25%。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学校学生右派比例竟高达10.98%。反右派斗争把一大批有为青年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致使他们学业中断，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被送往劳动教养所。例如，某校对143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的处理方式是：法办3人，开除学籍8人，保留学籍劳动教养34人，留校察看87人，免予处分11人。
由于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估计过于悲观，提出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要求：一是集中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二是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锻炼。
195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12月10日，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要求全体学生和研究生必须无例外地参加学习，学习内容“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学习时要结合本校大鸣大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思想问题，密切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用工人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克服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期暂规定为一学年，“各班级在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期间，原应开的4门政治课一律停开”。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严重冲击。
尽管我国重新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体现了苏联同一时期的教育改革精神，但1958～1959年的“大跃进”，标志着我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坚决脱离了苏联模式。
在此期间，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教育战线也开展教育大革命，用“大跃进”的精神来进行教育改革。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号召之下，正处于整风“反右”热潮中的全国各高等学校，迅速开展“双反”运动。由于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过程中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评和清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不和谐声音，所以，中央在制定教育方针的时候，就不能再以苏联的教育模式为参照，而是在依据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论述和毛泽东一贯的教育思想，以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之一。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大批学生不能升学而又缺乏就业能力的困境，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说法的提出更具有现实性。但是，由于当时要突出解决的是学生的政治方向和毕业后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而对政治的理解局限于搞阶级斗争，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局限于从事体力劳动，于是，在贯彻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偏差。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对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4月15日至24日和6月10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又分两个阶段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4月15日，陆定一发表讲话，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二是教育工作中的两条道路问题；三是教育工作中两种方法问题。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我国教育由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后，党中央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的初步思考，它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设想与规划。但这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复杂形势交织在一起，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在教育工作中的领导出现了失误。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高等和中等学校立即组织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学习和辩论。文件还指出：由于学校教师和高中以上学生的家庭出身关系，不少人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不少错误的和糊涂的思想，因此，必须抓住现有的时机，进行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从此，全国高校迅速开展了保卫“三面红旗”的学习运动。高校反右倾运动持续了近4个月时间，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组织师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开展大辩论。第二阶段，进行专题大辩论，对那些暴露出较“严重问题”的人开展批判，在党内则开展了重点批判：对一般党员，只批判其错误观点，不下结论，不戴帽子；对党员干部中平时对“三面红旗”议论较多的人，不仅要批判其错误观点，还要求其在党的会议上做深刻检查；对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进行重点批判，并给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使其受到组织处理。第三阶段，总结收获，学习提高，主要是结合教育革命的实际，加强政治学习，要求政治理论课以讲解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中心，讲清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阐明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革命运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许多高校学生还成立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进行专题学习，边学习、边对照、边提高。
在反右派斗争、教育“大跃进”以及反右倾斗争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曲折。高校普遍存在以政治冲击业务、代替业务的现象，把认真看书学习说成“白专道路”；有的高校把军事和生产中的群众运动方式不适当地搬用到学校来，用群众运动方式大破学校理论体系；有的高校片面理解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教育口号，不支持或者不准学生学习业务；有的高校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搅乱阵线，违背“双百”方针，挫伤和压制了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的高校把党的领导绝对化，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宁“左”勿“右”，忽略生活安排和业务学习。在这些政治运动中，高等学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习惯于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战争年代的工作遗风犹在。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上，鼓励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常常把一些原属正常的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或者争议，上升为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高等学校自由、平等的传统精神受到限制。高等学校的使命之一，是引导社会发展，过多卷入政治运动，使其功能难以发挥。至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开始意识到工作失误的严重性，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在这一时期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要求提高高等学校教学内容的学术水平，并将学生每年花在农场或校办工厂的生产劳动时间，限制在一个半月以内。
随着《高教六十条》的颁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出现的失误开始逐渐得到纠正。《高教六十条》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高教六十条》还确立了以教学为主、提高教育质量的办学思想；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制；要求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高教六十条》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和研究生教育，对教师的工作时间、后勤工作以及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都做了具体规定。《高教六十条》为扭转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尽管带有浓厚政治色彩、试图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教育目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形势下，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在以社会价值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大学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本身并无对错，它是时代的产物，是为解决当时的问题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