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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变革。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独立主权国家。激烈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引发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新整合。与这种宏观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旨被定位为“破旧立新，培养新人”。
与民国时期中国试图建立一个仿效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力图进行苏联模式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教育事业破败不堪，高等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新生政权必须在思想战线上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发布政策性指导文件、传播领导人的讲话、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不断地向人们灌输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拉开了在中国高校系统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帷幕。
1949年9月政协全国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共同纲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要求以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思想为指导，在教育中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残余，积极塑造新型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任何时代的教育目标都是培养人，思想政治教育尤其如此。《共同纲领》中有关新中国教育的表述，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1949年12月23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的新教育。”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也指出：“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这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教育首先要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坚强骨干”。
随后的1950年第1期《人民教育》刊登了钱俊瑞的《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任务。”
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指出：“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为经济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基础。”
会议号召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开设一批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适应国家实际情况的课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2月召开的常委会和第一次全国学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学校思想教育所遵循的准绳，是《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区别于旧中国教育方针的根本特点之一。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实施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的关键，是在学校中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学习。时任团中央副书记、一直关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蒋南翔指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学校，是要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对于这些未来的新中国建设者，我们不但要求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求他们具有革命的人生观和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忠诚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因此，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区别于旧中国封建性和买办性的教育方针的根本特点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即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思想，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特别是要加强高等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学生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以便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又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高校主动适应党的总路线的要求，实施“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初步取得思想政治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学习苏联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全面加强并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1954年8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要以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学生，使他们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辩证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并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高等教育部也提出，高等学校要“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这表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开始转变，即由“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转变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强调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1956年，国家完成了“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了体现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时我国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身体健康、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准备随时保卫祖国的高级专门人才。
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破旧立新”，即在改造旧教育的基础上，实施新教育，培养新型人才。这一时期是我国高等学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引导广大师生热爱新中国、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己任，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等学校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以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为主体，紧密结合各项政治运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内核的革命性、政治性话语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一时期，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些历史性任务，在高校教育的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框架，同时为之后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内核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一是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存在认识偏差。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提出向苏联学习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教育理论来看，这一时期，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一切援引苏联的做法。当时不少人偏执地认为，苏联的整个教育体系，从思想体系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都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继而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少奇也指出：“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新中国成立经验”，“现在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人民教育》1952年11月发表了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指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
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学习苏联尤其具有必然性，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问题在于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学习，把学不学苏联当作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而机械照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指人们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人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人们对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种期望，是对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起统领作用和具有统摄意义的核心观念。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以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为根本指针，思想政治工作一直被看作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在“社会需要论”思维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维持现有社会正常运转、支撑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系统。这种研究方法论，从社会管理出发，以社会为出发点，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大系统和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思想政治对社会发生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寻找合理性基础
。这种“社会需要论”的研究范式，从社会需要出发进行研究，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不可或缺的。问题在于当时将教育视为工具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人们对教育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从当时的会议及文件来看，“在这些审议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都不是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如何才能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工具论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格局，以后历次发生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定位的偏差，以及对功能认识的失误，与此理念不无关系。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是通过灌输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或社会实践活动，培育大学生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从而抵御和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错误思想，实现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目的。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一时期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意识形态压倒一切为价值取向，并以此来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旨，使大学生个体受教育的价值目标受到忽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和社会本位取向展现得淋漓尽致。政府完全主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念上视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法宝，将思想政治教育固化为工作手段，使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甚至出现“泛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