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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旨的变迁

问题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只有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才能深刻地体察我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准确地找寻我们前行的路标。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旨,毫无疑问是对时代主题的反映,并体现出特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这是中国高校始终坚持的目标。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对培养对象——人——的定性和理解不尽相同,加之社会生活不断变迁,不同历史阶段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差异显著,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尽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标没有改变,但各个历史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旨却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指导思想、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和话语系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别,从而体现出历史的差异性。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旨变迁的历史。 yMk879bWsq9TPDYfzAgIWfHRnSsKKn7BR7yFF0eqxzEY3SwsETEiSXIL00hbBo/k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旨

破旧立新,培养新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变革。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独立主权国家。激烈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引发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新整合。与这种宏观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旨被定位为“破旧立新,培养新人”。

与民国时期中国试图建立一个仿效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力图进行苏联模式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教育事业破败不堪,高等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新生政权必须在思想战线上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发布政策性指导文件、传播领导人的讲话、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不断地向人们灌输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拉开了在中国高校系统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帷幕。

1949年9月政协全国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共同纲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要求以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思想为指导,在教育中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残余,积极塑造新型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任何时代的教育目标都是培养人,思想政治教育尤其如此。《共同纲领》中有关新中国教育的表述,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1949年12月23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的新教育。”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也指出:“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这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教育首先要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坚强骨干”。 随后的1950年第1期《人民教育》刊登了钱俊瑞的《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任务。” 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指出:“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为经济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基础。” 会议号召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开设一批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适应国家实际情况的课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2月召开的常委会和第一次全国学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学校思想教育所遵循的准绳,是《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区别于旧中国教育方针的根本特点之一。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实施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的关键,是在学校中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学习。时任团中央副书记、一直关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蒋南翔指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学校,是要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对于这些未来的新中国建设者,我们不但要求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求他们具有革命的人生观和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忠诚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因此,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区别于旧中国封建性和买办性的教育方针的根本特点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即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思想,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特别是要加强高等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学生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以便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又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高校主动适应党的总路线的要求,实施“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初步取得思想政治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学习苏联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全面加强并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1954年8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要以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学生,使他们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辩证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并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高等教育部也提出,高等学校要“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这表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开始转变,即由“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转变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强调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1956年,国家完成了“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了体现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时我国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身体健康、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准备随时保卫祖国的高级专门人才。

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破旧立新”,即在改造旧教育的基础上,实施新教育,培养新型人才。这一时期是我国高等学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引导广大师生热爱新中国、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己任,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等学校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以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为主体,紧密结合各项政治运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内核的革命性、政治性话语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一时期,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些历史性任务,在高校教育的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框架,同时为之后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内核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一是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存在认识偏差。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提出向苏联学习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教育理论来看,这一时期,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一切援引苏联的做法。当时不少人偏执地认为,苏联的整个教育体系,从思想体系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都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继而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少奇也指出:“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新中国成立经验”,“现在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人民教育》1952年11月发表了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指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 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学习苏联尤其具有必然性,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问题在于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学习,把学不学苏联当作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而机械照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指人们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人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人们对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种期望,是对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起统领作用和具有统摄意义的核心观念。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以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为根本指针,思想政治工作一直被看作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在“社会需要论”思维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维持现有社会正常运转、支撑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系统。这种研究方法论,从社会管理出发,以社会为出发点,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大系统和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思想政治对社会发生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寻找合理性基础 。这种“社会需要论”的研究范式,从社会需要出发进行研究,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不可或缺的。问题在于当时将教育视为工具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人们对教育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从当时的会议及文件来看,“在这些审议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都不是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如何才能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工具论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格局,以后历次发生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定位的偏差,以及对功能认识的失误,与此理念不无关系。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是通过灌输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或社会实践活动,培育大学生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从而抵御和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错误思想,实现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目的。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一时期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意识形态压倒一切为价值取向,并以此来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旨,使大学生个体受教育的价值目标受到忽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和社会本位取向展现得淋漓尽致。政府完全主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念上视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法宝,将思想政治教育固化为工作手段,使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甚至出现“泛政治化”。 BXImEsK2XjmgV2Wx2ul/FH0OA7Y2gueey48N1+ZTvr4uHnQE69M+GF1iKQkJl4kW



第二节

社会主义曲折前进时期(1956~1966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旨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6~1966年是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曲折前进的时期。1956年9月,中共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时代的变迁,对教育发展及其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已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这在客观上要求党和国家制定切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方针。

从当时的教育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在向苏联学习教育经验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忽视政治现实、脱离生产劳动的现象。从国际上看,1956年6月、10月和11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先后发生了规模不小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其中,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一事件影响到国内,使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国内教育状况的不理想,引起学生的不满。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内,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共有1万多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及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重要,因为青年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青年世界观的好坏,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当时有一段时期我国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减弱了。因为在一些人眼里,好像对政治、祖国前途、人类理想等没有关心的必要了,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已经不那么时兴了一样,思想政治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都没有必要了。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及时指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关于“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科学论断、“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各个部门齐抓共管”的全局思想以及“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界定等,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新的理论认知基础。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个报告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纲领,对于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非常重要。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随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继而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开展了所谓“拔白旗”“反右倾”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左”的影响。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指示》对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方法都做了明确规定,强调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运用和风细雨、交心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一年后,知识分子才鼓足勇气,开始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号召,首先对教育模式进行了猛烈批评,随后对整个社会政治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批评。就教育体系而言,他们对机械地照搬苏联过窄的专业设置、高等教育中对社会科学的忽视和限制,以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教条盲目而不是批判地吸收等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方面,他们主要对党在各项政策中所表现出的独裁主义者角色、日益加深的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鸿沟,以及新的政治精英阶层对特权的滥用等问题,做了严厉批评。 就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 但是,在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开门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天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今不如昔”;他们反对历次政治运动,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对三大改造政策;有的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下台,主张由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轮流坐庄”;等等。

由于对局势判断失误,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此,全党的整风运动暂时停止,反右派斗争陆续在全国展开。在反右派运动中,高等学校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场所。在右派言论煽动下,不少高校学生在校园张贴大字报,举行群众集会,一些有极端民主化思想的学生四处串联,煽动闹事,不少地方发生了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事件,加之一些报刊的错误引导,使整个高校乃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 高校反右派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由于指导思想上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并在学校各级干部中举办克服右倾思想的培训班,反右派斗争强调“深挖细找”,为了防止漏掉,采取领导分片包干的办法,要求各单位按照一定比例划出右派分子。据估计,在当时北京大学7000多名学生中,右派分子占1%~3% 。由于是按照指标确定右派的名额,反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偏差,如把在整风时提意见的过程中说的一些过头话,本来属于认识问题,都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把对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批评,无限上纲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对学校某些领导人甚至党支部委员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批评,说成向党进攻;把平时向党支部汇报时提到的错误思想,说成思想反动;把在理论研究中的不同见解和对一些是非问题发表的议论,当作反动言论等,统统加以批判斗争,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据高等教育部1958年1月统计,在205所高校(当时高校总数是229所)中,共划出右派分子17769人,占总人数的3.6%。其中在教师中划出右派分子3911人,占教师总数的6.56%;在行政干部中划出右派分子1676人,占干部总人数的2.77%;在学生中划出右派分子12146人,占学生总数的3.25%。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学校学生右派比例竟高达10.98%。反右派斗争把一大批有为青年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致使他们学业中断,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被送往劳动教养所。例如,某校对143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的处理方式是:法办3人,开除学籍8人,保留学籍劳动教养34人,留校察看87人,免予处分11人。 由于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估计过于悲观,提出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要求:一是集中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二是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锻炼。

195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12月10日,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要求全体学生和研究生必须无例外地参加学习,学习内容“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学习时要结合本校大鸣大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思想问题,密切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用工人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克服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期暂规定为一学年,“各班级在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期间,原应开的4门政治课一律停开”。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严重冲击。

尽管我国重新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体现了苏联同一时期的教育改革精神,但1958~1959年的“大跃进”,标志着我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坚决脱离了苏联模式。 在此期间,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教育战线也开展教育大革命,用“大跃进”的精神来进行教育改革。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号召之下,正处于整风“反右”热潮中的全国各高等学校,迅速开展“双反”运动。由于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过程中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评和清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不和谐声音,所以,中央在制定教育方针的时候,就不能再以苏联的教育模式为参照,而是在依据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论述和毛泽东一贯的教育思想,以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之一。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大批学生不能升学而又缺乏就业能力的困境,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说法的提出更具有现实性。但是,由于当时要突出解决的是学生的政治方向和毕业后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而对政治的理解局限于搞阶级斗争,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局限于从事体力劳动,于是,在贯彻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偏差。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对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4月15日至24日和6月10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又分两个阶段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4月15日,陆定一发表讲话,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二是教育工作中的两条道路问题;三是教育工作中两种方法问题。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我国教育由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后,党中央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的初步思考,它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设想与规划。但这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复杂形势交织在一起,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在教育工作中的领导出现了失误。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高等和中等学校立即组织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学习和辩论。文件还指出:由于学校教师和高中以上学生的家庭出身关系,不少人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不少错误的和糊涂的思想,因此,必须抓住现有的时机,进行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从此,全国高校迅速开展了保卫“三面红旗”的学习运动。高校反右倾运动持续了近4个月时间,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组织师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开展大辩论。第二阶段,进行专题大辩论,对那些暴露出较“严重问题”的人开展批判,在党内则开展了重点批判:对一般党员,只批判其错误观点,不下结论,不戴帽子;对党员干部中平时对“三面红旗”议论较多的人,不仅要批判其错误观点,还要求其在党的会议上做深刻检查;对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进行重点批判,并给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使其受到组织处理。第三阶段,总结收获,学习提高,主要是结合教育革命的实际,加强政治学习,要求政治理论课以讲解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中心,讲清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阐明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革命运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许多高校学生还成立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进行专题学习,边学习、边对照、边提高。

在反右派斗争、教育“大跃进”以及反右倾斗争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曲折。高校普遍存在以政治冲击业务、代替业务的现象,把认真看书学习说成“白专道路”;有的高校把军事和生产中的群众运动方式不适当地搬用到学校来,用群众运动方式大破学校理论体系;有的高校片面理解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教育口号,不支持或者不准学生学习业务;有的高校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搅乱阵线,违背“双百”方针,挫伤和压制了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的高校把党的领导绝对化,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宁“左”勿“右”,忽略生活安排和业务学习。在这些政治运动中,高等学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习惯于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战争年代的工作遗风犹在。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上,鼓励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常常把一些原属正常的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或者争议,上升为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高等学校自由、平等的传统精神受到限制。高等学校的使命之一,是引导社会发展,过多卷入政治运动,使其功能难以发挥。至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开始意识到工作失误的严重性,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在这一时期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要求提高高等学校教学内容的学术水平,并将学生每年花在农场或校办工厂的生产劳动时间,限制在一个半月以内。 随着《高教六十条》的颁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出现的失误开始逐渐得到纠正。《高教六十条》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高教六十条》还确立了以教学为主、提高教育质量的办学思想;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制;要求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高教六十条》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和研究生教育,对教师的工作时间、后勤工作以及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都做了具体规定。《高教六十条》为扭转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尽管带有浓厚政治色彩、试图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教育目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形势下,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在以社会价值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大学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本身并无对错,它是时代的产物,是为解决当时的问题而产生的。 BXImEsK2XjmgV2Wx2ul/FH0OA7Y2gueey48N1+ZTvr4uHnQE69M+GF1iKQkJl4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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