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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灾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到严重破坏，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充满了极“左”思潮，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文革”，搞不好教育革命；以这种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学到的只能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东西，是被肢解和庸俗化、简单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用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也根本达不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培养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调查报告提出：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当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毛泽东于7月21日在刊发前的编者按语中加了一段话（即“七·二一指示”），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设置了毛泽东思想课程，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此之后，各地相继仿效举办这类学校，也都设置了这样的课程。办学方式有多种，包括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以及短训班等，统称为“七·二一工人大学”。据统计，至1972年，全国有“七·二一工人大学”68所，学生4000人。无论哪类学校，都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必修课。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经过3年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招生条件，并计划于1970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在培养目标上，提出要“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在学习内容上，提出要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根据这个精神，从1970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整个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开设这门课的基本做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政治运动形势开设课程，选学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改变以课程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方法。第二，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基本任务，批判资产阶级，深入学科领域，批判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内的所谓“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第三，“开门办学”，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坚持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第四，建立工农兵、原有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工农兵教员”被认为教师队伍中的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第五，彻底改革教材。打破旧的教材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三大革命”为源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所有这些，在当时被认为社会主义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基本环节和特征。
这些做法，中心内容是向学生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方法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倾向严重；“革命大批判”是非混淆，真假不辨，往往是用错误的东西否定正确的东西。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场、观点和方法，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起不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预期效果，其结果只能是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十年“文革”导致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遭受严重损失，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被打乱，学校系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被取消，正常的教育活动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活动所代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加强，甚至还走向反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