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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保障民生的能力是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历史上，西藏地区自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出现了庄园式的土地经营方式，奴隶逐步演变为封建领主的农奴，他们被固定在农奴主的庄园内，人身依附于农奴主，领取一小块份地耕种，过着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生活。
农奴阶层分为“差巴”、“堆穷”、“朗生”、贫苦喇嘛和游民等几个阶层。差巴可以领种庄园的份地，其中占70%的下等差巴每年入不敷出，经济状况日益窘困。堆穷大都由破产了的差巴户转变而来，其经济地位相当于雇农。游民指农牧民中部分无地可耕、四处流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他们有的以唱歌跳舞卖艺为生，有的从事“下贱”的苦活儿，过着半乞讨式的生活。朗生即奴隶，据1959年调查，占西藏总人口的5%左右，约6万人。在五世达赖和固始汗时期，差巴户的赋税负担比较轻，生活还过得去，但是越到后来，许多差巴破产，沦为堆穷。据1959年江孜地区藏益小组调查统计，在过去20～100年间，当地差巴户由44户减少至18户，而堆穷户则由16户增加至48户。另据《卫藏通志》记载，在乾隆盛世，后藏萨嘎、桑嘎一带的牧区人口众多，牛羊牲畜繁衍，后因赋税过重，人口日渐逃亡，到18世纪末叶，这一带“百姓只有296户，牛羊较前剩有十分之二”。再据民主改革前的社会调查：达孜宗蔓周、江洛金、旁鲁、达嘎4个庄园，1940～1950年10年间，逃亡户就占14%左右。1955年察雅宗纳色、吉妥、多克、日力呆特4个村共有农奴38户，而在20年前为62户，减少了39%。
封建农奴制在西藏社会发展史上曾经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替代了奴隶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因其保守、黑暗和落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处于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生产力长期保持在很低的发展水平。截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总人口为114.09万，而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29亿元人民币，并且全部集中在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几乎是空白。造成这种贫穷的原因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存在的严酷剥削和压榨。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原始，生产技术落后，生产环境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广大农牧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民不聊生，改善民生无从谈起。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废除严重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度已经刻不容缓，因此中央采取了“边平边改”的平判改革总方针。从1959年春开始到1961年初基本结束，经历了武装平息叛乱、“三反双减”、谁种谁收、分配土地等阶段和步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体制在百万农奴的欢庆中倾覆，一场旨在追求人的尊严的伟大运动开始在西藏社会各个领域实现，特别是对民生的诉求，一直成为之后西藏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核心问题。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了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决议首先对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和牲畜实行“谁种谁收”和“谁放牧归谁所有”的政策。这对维持农牧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接着进行了“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运动，废除乌拉差役和人身依附，解放奴隶。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二八”
减租，对1958年前欠租一律废除，销毁旧契约。据《西藏日报》1960年4月26日报道，平叛改革以来，由于实行“谁种谁收”、“减租减息”和废除旧债等的结果，群众得益约合粮食5亿公斤，平均每人750公斤；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翻身农奴每人平均分得了3.5克（1克约等于0.7亩）土地。一年来，自治区筹委会向翻身农奴发放新式农具5万多件。经过两年时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到1962年12月，在全西藏63个县87万人口的农业区，已经有85万人口的地方完成了民主改革，共没收和赎买农奴主所占有的耕地280多万克，分给了20多万户、85万个农奴和奴隶，消灭了农奴主占有制，实现了农民所有的个体所有制。在28万人口的牧区，有25万人口的地方开展了“三反两利”（牧主牧工两利）运动，实现了牧民的个体所有制。
民主改革的完成，极大地调动了百万农奴的生产积极性。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增长4.5%，1960年又比丰收的1959年增产12.6%。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10%，工业生产总值由1959年的4344万元增长到11725万元，增长1倍多。农牧区出现了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961年2月中共西藏工委拟定《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农村26条”）和《牧区若干政策》（即“牧区30条”）。西藏各级政府为贯彻“农区26条”和“牧区30条”在民生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如发放扶贫贷款，提供各种生产工具，优价收购畜产品等。1961年3月西藏工委又制定了《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停止试办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案》，其目的在于西藏农牧民在自己的土地和牧场安心生产，稳定发展经济，休养生息。1961年，在内地合作社运动蜂起的时候，4月21日中央发布对西藏的政策：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得到经济好处，使农牧民富裕起来。到1965年，西藏粮食生产由1959年的36581万斤，增加到58145万斤，农业产值也由4591.2万元增加到8304万元，分别增长58.9%和80.8%，年均分别增长9.8%和13.8%。牲畜由1959年的955万头，增加到1965年的1701万头，畜牧业产值也由9478.8万元，增加到18323.8万元，分别增长了78.1%和93.3%，年均分别增长13.0%和15.5%，农牧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中央增加了对西藏的财政支持，加快了西藏农牧业的发展。1966～1979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助平均增长了9.09%。由于增加了对农牧业的投入，大力进行了农田水利和草场的基本建设，农牧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同时，大力推广良种，改进耕作制度，经过努力，农牧业生产在后期得到较快发展。1979年与1966年相比，粮食生产由62788万斤增加到84649万斤，增长34.8%；牲畜头数由1817万头（只）增加到2349万头（只），增长了29.3%。
这一时期，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以及其他省市的援藏项目和资金，突出表现是始于1980年的中央工作座谈会，每一次座谈会都是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中央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专门政策措施，推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在中央已经召开的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每一次都把民生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
1980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指出，必须从西藏实际出发，放宽政策，采取特殊政策让西藏的农牧民得到休养生息，逐渐改善生活。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富民政策，以及“放、免、减、保”的四字政策措施。“放”即放宽政策，尊重队、组、户的自主权；“免”即免征农牧业税收，取消一切形式的派购；“减”即减轻农牧民群众的负担；“保”即保证必要的供应。中央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征农牧业税的政策，使农牧民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极大地激发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西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西藏实际出发，“研究制定了进一步放宽经济政策，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经济发展政策，也提出了要促进农牧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努力办好教育事业。此次会议中央确定了在西藏实施的43项工程，基本满足了20世纪80年代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1994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任务，具体要求是：力争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左右，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继续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基本完成脱贫任务，使多数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21世纪开端之年和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召开，会议提出了实现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把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次会议提出了改变西藏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形成既有优势又有市场的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巩固和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以调整农牧区和经济结构为重点，搞好农牧业综合开发，千方百计提高农牧民收入。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直接投资312亿元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117个，对口支援省市投资10.6亿元，援建项目70个。把国家投资和中央财政扶持主要用于农牧业、基础建设、科技教育、基层政权相关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重解决制约西藏发展的“瓶颈”和突出困难。这次会议对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
2010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在西藏经济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还规划了到2020年西藏民生问题的远景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民生问题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重点，一是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好零就业家庭和困难群众就业问题，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2年以前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二是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农牧民子女全部实行“三包”政策；进一步完善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逐步提高国家补助标准和保障水平。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民生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把西藏的各类建设项目与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着力推动农牧民增收，以实现西藏城乡、区域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西藏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工作为重点，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民生在历史上欠账多与内地差距大的局面，为西藏在2020年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