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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一年（公元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唐朝的中枢体制发生了深层变化。中书门下体制下选官政务裁决机制相应作出了调整，一方面是众多六品以下官纳入“敕授官”的范畴，尚书吏部铨选授官的比重在缩小，君相直接授任的比重增加。这一点将在下文有所交代。另一方面是三省制下吏部奏授的程式需要调整，最初这种调整是通过人事安排来实现的。例如，由宰相（侍中或中书令）兼任吏部尚书，吏部铨选事务也就纳入中书门下裁决的范围之内。《旧唐书·杨国忠传》载：
国忠既以宰臣典选，奏请铨日便定留放，不用长名。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兵部尚书、侍郎亦分铨注拟。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明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注官时，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给事中在列，曰：“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是日与本曹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屏树之间。既退，国忠谓诸妹曰：“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噱。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
《新唐书·选举志》记载略同：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文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侍郎主试判而已。
比之《旧唐书·杨国忠传》，此处更加点出了铨选制度在中枢体制转型特殊时期通过非正常途径实现的变革。杨国忠以实际上的首相中书令兼任吏部尚书，实际上就把原本在尚书吏部举行的铨试和注官等事务带到了宰相裁决政务的中书门下；而中书令和侍中，原本是午后就回到私第的，所以杨国忠又把选官政务带回了私第。三省制下，尚书吏部、兵部主持的文武官员铨选，通过奏抄的文书渠道，由门下省审核之后，呈送皇帝“御画闻”而不置可否。其间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并无关涉。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宰相裁决政务的职权有所加强，选官政务向以中书令为首相的宰相集中，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敕授官范围的扩大体现了这一趋势，吏部、兵部的铨选职权削弱、沦为仅由侍郎负责试判的程序性事务，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