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浦江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维舟

一

刘浦江先生这部自选集《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收录了他治辽金史20年来的17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可说代表了当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细读这本集子，字里行间令人感触至深的不仅是对一千年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洞见，还有一位学人的学术关怀和严格自我要求——因为历史毕竟都是人写的，我们读史不仅关心“史”，更重要的还有“人”。为良史者，必兼具“视野”与“胸怀”。

亚洲内陆腹地的诸骑马民族，曾给世界史造成极深远的影响，但内陆亚洲史向来是史学上一个以艰深冷僻著称的园地，而辽金史研究又是这一冷门之中的冷门。学界并非不知辽金两朝在中国史上的重大意义：自中唐东亚政治格局崩溃，契丹崛起于东北松漠之间，南取燕云十六州，迫使此后历代中原王朝不得不对西域和蒙古高原采取消极守势，而全力防守东北方向之强敌；中国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开封而一路向东北迁移至北京，并由此而与西域陆路断绝、对外向东南走海路，以及金元清三朝建立，都可追溯至契丹崛起这一最初的蝴蝶翅膀扇起的微风。尽管历史意义重大，但辽金两朝留下的文物典章不富，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早已死亡，这一领域实在是要极其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矢志终身耕耘的，其中甘苦，非仅“坐冷板凳”四字而已。

治史有两大苦：史料太少或是史料太多。辽金史无疑属于前者，其史料不仅支离破碎、多舛误，需要大量的拼接、释读、辨识工作，又常容易以主观想象补上遗漏环节；而且还有许多是死文字写成，全世界能解读的也不过十数人，而这少量专家的意见也常常并不统一。因此仅史料掌握一项，已使辽金史成为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迷宫。不过史料少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肯下苦功，可以较全面地掌握，不像近现代史，仅仅是档案电报之类原始史料便已如汪洋大海。刘浦江先生是极注重“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的严谨学者，而事实都得从史料中来，所以他极为注重基本功，在本书问世之前便先穷尽搜罗相关论文，写成《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并下决心研读已成死文字的契丹、女真大小字——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二

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是以金史入门的，然后在十余年前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辽、契丹史研究。本书中金史相关论文仅占1/3，就可看出他的这一学术轨迹变迁。但辽契丹史研究与金史相比又“冷”了很多。辽代文物制度远逊金代，而且在二十四史中，《金史》向称良史 ，《辽史》却“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为历代学者所诟病，诋为“秽史”。 而明清时对辽史又极忽视 ，以至于我们至今对这一王朝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十分肤浅的” 。

《辽史》之所以修得如此差，除了成书仓促、潦草成编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在于：至正三年（1343）元人修撰时，辽朝已灭亡218年之久，本已不多的辽代文献典章此时更遗失散落极多。除《后汉书》以外，没有哪本正史拖这么久才修的。而迟迟不修《辽史》的原因则是金元两朝数次激烈争论而不能决定的辽王朝正统性问题。本书以《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篇冠全书，不仅是编排体例的问题，实际上也高屋建瓴地奠定了基调：从辽金王朝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自身，以及这些形象在历史中的变迁，而不是仅从宋人的角度将他们视为边缘政权，这显然与以往那种以宋为正统的传统史观视角是颇有不同的。

在对辽朝国号、横帐、头下制度、青牛白马传说、契丹人名字、契丹语言资料等篇什的考证中，刘先生显示出极为扎实的考证功底。虽然这些都是辽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但他仍能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翻新出奇，给出现有条件下更完满的解释。他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能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涵。以辽朝国号为例，他考证梳理的最终意图并不是为了搞清这一王朝何时何地用“辽”、“契丹”或“大契丹”国号这一事情本身而已，而是更上一层，以清楚地揭示辽朝对草原和定居文明的二元统治制度，以及辽代政治家对自身统治的自我认识及其变迁。

刘先生深切意识到“由于受制于有限的文献资料并深受传统史学方法的桎梏，迄今的民族史研究在深度上尚难以企及早已相当成熟的断代史学” 。在其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甚至感叹国内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迄今“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 。在这样的语言背后，是一个学者对所在研究领域的期许——他心目中隐含着一些标尺，以此作为自我鞭策和警醒。正是在这种戒慎戒惧和自感不足的自我要求下，他敢于不断挺进，以追求重大题材、追求难度系数大的问题这两个原则要求自己。

辽金史研究的前代学者，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对史料及他人论著的掌握不够穷尽，这有当时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二是通常不懂契丹、女真文，也缺乏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这两点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相当大的补足。不仅如此，刘浦江先生还常意识到研究辽金史不能划地自限 ，应打通辽金史、宋史、契丹女真语言研究之间的隔阂，改变学术领地越划越小、彼此不通、各自为政的局面（其实这一现象在西夏史研究中同样极严重），他甚至尝试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来解读契丹人名，“结果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契丹史的研究其实还大有深入的余地和展拓的空间” 。这都是非常积极的探讨，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雄心和更宏大的学术关怀。

或许可以这么说，这本论文集的意义并不只在那一篇篇论文的结论上，甚至也不只是对辽金史研究的学者有意义，因为渗透在这些论文中间的问题意识、逻辑推导和求真精神至少同样耐人寻味。给读者的不仅是一个结论，而且是教人一种方法，一种如何思考并解决这类学术问题，不断引入新方法和新思路的理论追求。

书中对契丹文字的研读、辽代墓志碑刻研究和人类学知识的运用，从材料和方法两个方面，都为辽金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也是现在新一辈学者比上辈学者有所突破的地方——要超越前人，可能也不得不如此。中国学者以往研究亚洲内陆民族史的，除了如亦邻真等少数人外，大多都不懂其语言文字，如王国维、洪钧等都不懂蒙古语，这是一个严重缺陷，也是现在学人欲努力弥补的。刘浦江研读契丹文并重视刘凤翥、金啟孮、乌拉熙春等的契丹女真文研究，专治中古北族史的罗新也同样致力于古突厥文，以求第一手原始史料的准确性。刘浦江先生为重建辽史，下大力气著成《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与康鹏合著，中华书局，2014），并完成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稿的统稿工作 ，其用意都在于回到最基本的材料上，以求真解。

可以说，这种态度类似于乾嘉学派对经典的训诂学努力，是以“解经”的方式在“治史”，而这必然影响整体的治学态度。虽然刘先生对20世纪辽金史论著搜罗无遗，但从论文引用材料来看，他还是最重视原始史料。书中大量引用第一手的资料，在史料无法直接说话的情况下才引用现代学者论著的观点。

事实上，他对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是多有保留意见的。如陈述先生是辽金史领域前辈学者中的学术权威，但他对契丹女真文不了解，推测辽代“头下”一词源出扶余语，刘先生就直率地批评此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 。更不必说对于方壮猷1930年发表的《契丹民族考》80%抄袭自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篇》一事的不满，刘先生明确指斥这是“剽窃行为” 。从这些细节之处也能感受到刘先生在治学上极重“求真”，这恐怕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种个人品格。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他说道：“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但无论如何，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 可见在探求真知的问题上，他是无意妥协的。

既如此，他对学术的态度也自然是实事求是，而完全不在意其他了。对于宋史权威王曾瑜先生所著《金朝军制》，他预先致函作者，提出独立而公正的评述，“书评写好后不打算送他过目，并由我自己找地方发表”，其次连带综合评价其辽金史研究；在文中也不隐讳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对王曾瑜先生未能重视考古材料也颇表遗憾。 而辽史研究学者李锡厚先生曾对刘先生提出率真而毫不留情的批评，刘先生则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他这么说的时候，让人相信他真的是如此坦诚地想的，因为读完全书后我的感觉是：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事实上，一些前辈学者对刘先生的直率批评，他多能虚心接受，毫无芥蒂，表现出崇高的学术品德。正因此，才使我这样一个对辽金史不过稍有所知的后学晚辈敢于提出一些私见和批评。

三

内亚史研究学者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曾说，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单篇论文的价值常常比一本专著更高，例如学术泰斗伯希和“由于对任何宣称能够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有着正确的不信任，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专著”。但塞诺也说：“内亚历史学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怪癖，那就是提出错误的问题，集中精力去澄清一些始终含混不清、无关痛痒的事情。”

这些也是辽金史研究中经常看到的现象。近30年来的几部辽朝断代史专著，说实在的，大抵价值不如这本《松漠之间》中一些论文高。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20年，只出了包含本书在内的三本专著及70余篇论文——而这三本专著中其实两本是论文集，一本是辽金论著目录学书籍，都不是综合性专著。当然，任何一部综合性专著，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犹如城堡须由一块块城墙砖和石头垒砌成；尤其辽金史的状况常常只是一堆瓦砾，如想以此为建材仓促造城，难免成为批评的活靶子。但史学家最终还是须致力于尽可能真实地全面理解和还原历史，因此辽朝始祖的契丹语名字究竟应读“阿保机”还是“阿保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契丹王朝，委实贡献有限。

当然，也许刘先生的本意只是想扎实根基、整顿一地瓦砾之后再重建整个历史画面。看得出来，他极力想要先厘清一些基本事实，这是吃力不讨好，但又不得不做的冷板凳功夫，讨巧不得。从全书来看，他的治学途径是极其看重材料掌握和考据功底的 ，以至于让我觉得不免有些强调过甚了。章实斋有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 刘先生可谓沉潜者。

正因此，他倾向于认为近百年来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 。他列举近代以来几乎各断代史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连西夏王朝都有黑水城文书，“惟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 ，可谓三复斯言。新史料出土固然能极大推动学术发展，如没有甲骨文，殷商史很难重建，更不可能成为显学，但认为缺少新史料就难以取得进展，窃以为也是偏颇的。明史研究并未如他所言那么沉闷，而他列举魏晋南北朝“新近也有吴简出土”，如我们所知，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取得了重大进展，而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罗新等数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新史料者甚少。

固然没有史料，一切无从谈起，但治史却不能寄望于此——钱大昕天纵奇才，但他早生数百年，不可能赶上研究甲骨文。和社会学等学科不同，历史学不能自己创造材料，任何时代的史学家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多多少少不完整的历史画面。但任何史料最终都有待阐释，正是在这里，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学者的史识与特质。妨碍我们深入理解历史的，常常并不是史料的匮乏。

窃以为史学家最关键的学养还是史识。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引材料大抵是最习见的正史材料，而独其能阐幽发微，道前人所未及，确为一代良史风范。即使今人在史料的占有上超越陈氏，却不见得能独具他这样的洞见。而且容我直言：片面强调史料的占有，将使路越走越窄，如不另辟蹊径，后人又如何超越？这犹如自清代以来的汉宋之争，汉学重视考索，宋学却致力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但强调过甚的宋学又流弊于空疏。训诂与义理这两者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

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新史料的出土不可预见，那么只有做方法论上的改变：或是将原先不视为史料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陈寅恪“诗史互证”即一例）；或是引入新的方法论，改变视角甚至达成典范转移，这一点该书中引入文化人类学便是。但刘先生对原始史料极熟，对人类学等新方法则显得有些不够熟练，这一点上王明珂已有突破性进展，其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是刘先生有所不及的。 在这一点上，刘先生体现出他的问题意识是史学家的，而非人类学家的。

在立论上，刘先生大抵是凭史料来谨慎推出结论的，而非那种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刘先生这种方法受社会科学影响较深，本身也有可议之处。他虽然指出“五德终始说”在南宋之后就在官方的“正统观”讨论中消失不见了，谶纬、封禅、传国玺等相关行为也渐渐淡出，但这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结论，而非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大问题——也许是他觉得这超出了辽金史的范畴。

刘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保留意见。如《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强调彻底汉化是金朝覆灭的原因，认为“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这一判断窃以为是有些夸大其词了。铁木真1206年被称为成吉思汗，同一年金朝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次年“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毬”，刘先生认为这是彻底汉化和金朝军事力量衰败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但金朝1234年才在蒙古、南宋夹击之下灭亡，抵抗蒙古军28年之久，在蒙古的敌人之中算是极顽强的一个，无论如何很难说是“不堪一击”的；而金朝作为蒙古世仇，蒙古对灭金战役一向是倾尽全力打击的。如刘先生所言：“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敝。” 《金史》卷一一九赞语亦言：“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 纯因军事力量不及外敌强大。但说实在的，在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成吉思汗所率的史上最强大游牧骑兵面前，金朝即使不汉化也未必能改变覆亡的命运。汉化最多只是未能延缓这一进程，根本原因仍是金朝未能控制蒙古高原的局势，这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何况汉化也为金朝带来好处，即增强其合法性。金覆亡时奋力抵抗的忠臣义士大批涌现，为历代所罕见，即是明证。这是汉化甚浅的辽、元二朝没有的事。

从全书基调来看，刘先生基本是将辽金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而非置于整个东亚或欧亚大陆格局下，很少谈及当时国际政治。虽然他意识到了日本学者常将辽金史放在东洋史的大格局下，而中国学者则多将之视为中国王朝史的一部分，但他本人似也未完全逃出这一范畴。虽然他主张辽宋金史应兼通 ，但对宋史及宋人对辽态度、辽的存在对宋的意义等问题，没有探讨。自来有治宋史而兼治辽金史者（如《邓广铭治史丛稿》），治辽金史而兼宋史者却甚少。

近年来的历史研究有两种看似相反的趋势：一是强调大视野、全球史研究，二是研究专题越来越细化。但这两者并非对立，本应结合在一起。一个好的史学者应具通史之才，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方能以大搏小、以小见大。本书的多篇论文观点在这方面堪为表率，但似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刘先生过于强调辽金史研究的断代性质，以至于他所看待的这段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边界的。但正如刘先生本人已认识的，虽然历史研究的课题必须有边界，在思考问题时恐怕还是尽量打破这些边界为好，许多历史问题的延续性或许更强过断裂性——例如，宋对辽金的态度、辽金元史本身都具有某些潜在的延续性。像辽朝国号与蒙元国号的二元特质、金朝五等人制（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南人）与蒙元的四等人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金朝的猛安谋克制与清朝的八旗制度等，在诸多层面都是可以互为映照而激发出新的思考和问题的。实际上，辽金史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树立了异族入主中原的模式，而为后来元、清两代所模仿” 。女真的汉化，常让人想到后世满人的相似道路，但如果大胆设想一下，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北京之举，与北魏孝文帝之迁都洛阳也基于相似的逻辑。《金史》卷八《世宗纪下》载海陵王“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 ，平毁上京，以绝后念，“取消女真化”运动，积极准备统一中国，但结果，引起了帝国内部的失衡，以致亡于北边兴起的野蛮力量。历史并不重演，但这些相似性似乎意味着，当北族进入华北时，到一定时刻，它们会遭遇到某些同样的问题。历史事件并不是孤立的，更不应孤立地看待它们，如果把不同的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地域与地域联系起来，必有助于更深的理解。治史者不如更多地着眼那些联系。

从全书的研究方向看，其重点放在传统的政治史、文化史上，利用的考古材料多限于墓志碑刻的文献价值，而少艺术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解读，对外交史、生态史等着墨也极少——辽代崛起“松漠之间”，正因辽河上游曾有开阔的八百里“平地松林”，这片林地此后被砍伐殆尽，是中国生态史上一个著名事件。当然每个学者各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读者也是不可强求的，正如我们如果“遗憾”生态史学者未能兼及政治史，或许也会让当事人有些不知所云。不过，辽金主体民族皆起于农牧或农耕-渔猎混合地带，而不像蒙古人基本只营游牧生活，他们在统治华北时政策之不同，恐非偶然。生活环境毕竟也会影响到人的观念和行为，有时便不免与政治相关了。

附带说一下：刘先生在后记中已谈到书名《松漠之间》不巧与林梅村一本专著同名 ，他“踌躇再三，决意仍旧维持原名”。虽然本书较林著晚出一年，但确实更适合冠以“松漠之间”。中国史上，“松漠”是有特定含义的专指，代称辽金。所谓辽代崛起于“松漠之间”乃是前代习语。林著集中讨论中西文化交流史，与辽金史无涉，只不过所讨论的历史地理区域在中亚沙漠和额尔古纳松林之间，而以此为名。对于知道“松漠”一词特定含义的人来说，林先生所取书名实在不无误导之嫌。 BeeT9vlxFOGuQ/Ws+2JHjJ/Y1zOLC0DH7thZ8eJObBXUY3tvn3t/Z4ccG5t53X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