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

1999年刘浦江教授在其第一部个人论文集《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的自序中简要地回顾了其研究历程，并写道：“我这十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金史方面，目光转向辽史，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从这部论文集里也能看出这种倾向，书中十分之七八的篇什是有关金史的。到我编下一部论文集时，或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从这番坦率自信的期许中，读者不难体会出作者其时对于将来拟开展的研究课题，业已有了成竹在胸的展望和规划。果然10年之后，刘教授再接再厉，适时推出了第二部个人论文集《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这既是一位认真严谨的学人对于当初所许承诺的郑重兑现，同时又是对自己新一阶段学术工作的及时小结。的确，如果从新著所收录的15篇论文和2篇书评来看，真正关乎金史的论文和书评只有5篇；《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再论阻卜与靼鞑》则涉及辽金两代；其余的论著均紧密围绕辽史——契丹史展开。故从内容权重上衡量，与上一部论文集以金史为主的安排恰好相反，《松漠之间》的主题明显偏重于辽史领域。这一变化显示出作者经过努力钻研，已经成功打通了横亘于辽金两史之间的隔阂，完全具备了将二者同冶于一炉的治学功力，从而彻底超越了那种以分治两史之一为满足的治学格局。这种辽金并举，且以辽史为主的内容变化可说是本书给读者留下的第一个突出印象。

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则如刘教授在新书自序中所称：“我的辽金史研究最初是由金史入门的，自1990年代后期起，逐渐将研究重心从金史转向辽史和契丹史。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民族语文对于辽金史研究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学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基于这种考虑，我不惜花费数年功夫去钻研契丹小字、大字和女真字的石刻资料。”作者的这一学术主张绝非停留在泛论方面，而是清晰切实地贯穿在本书所收的多篇鸿文中，譬如《辽朝国号考释》《辽朝“横帐”考——兼论契丹部族制度》《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乣邻王”与“阿保谨”——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二题》《再论阻卜与靼鞑》等。可以说，作者在精熟掌握以“四把钥匙”为代表的传统治史路径以后，增添民族语文这一如虎添翼的学术利器，就治学方法与工具而论，不啻在境界上更上一层楼，开创了会通传统的断代史研究与对民族语言有特殊要求的民族史研究的新气象。因此，在将断代史与民族史相互结合的层面，刘教授的这一新著明显较此前的《辽金史论》取得了更多的突破和创获。

《松漠之间》给专业读者的第三个印象则是全书所收的各篇论文，从始至终坚持一种谨严求真的实证学风，论述详尽扎实而深有力度，能于绵密考证中力求突破。加上全书行文流畅，文风朴实硬朗，虽举证众多却毫无枝蔓繁芜之病，足称目前国内考证史学的代表佳作，非常适宜后学模仿。值得注意的是，构成全书的10余篇论作此前多在非常重要的史学期刊中发表过，其中5篇文章曾刊登在选稿录用标准极高的《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上，另外还有6篇则在被业内人士广泛认可的以专业性见称的《文史》《中国史研究》《考古》上发表。这些论文多因其突出的学术原创性而受到学界称引与重视，有的论文甚至还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以刘教授的《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这篇长文为例，其先后被译为日语和英语在国外发表。 ^[1]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就整体而言，中国史学界在整合传统的断代史和专门化的民族史方面还处在一个探索起步阶段。只有当研究者在这两个领域内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都达到了极高的专业化要求，才能愉快地胜任并完成这项艰巨的学术任务。当然，就《松漠之间》一书所体现的学术水准与专业造诣而言，刘教授显然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学术要求，不过毕竟因为此类横跨断代史与民族史的课题素称难治，全书中个别论断似乎还有斟酌考虑的必要。以下即将笔者在阅读学习此书中感到可能存在的一些疑义摘出，或许可供作者和读者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本书作者此前曾编定反映20世纪海内外学界关于辽金史研究现状的成果汇编之作《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因此对国内辽金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掌握可谓了如指掌，从而确保了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大都不与前人观点相重复，仅在个别地方略有遗漏。《辽朝国号考释》最后一节中曾指出辽代石刻文字中出现的“大蕃”名号犹如“大朝”之义，并在相关的注释中举证金人韩道昇《重编改并五音篇海序》中的“大朝”用例，以揭示金代已有汉人尊称本国为“大朝”的先例，从而对“台湾学者”萧启庆视元代文献中常见的“大朝”一名系蒙古语国号“也可兀鲁思”意译的观点提出质疑（该书第51页及同页注释2）。已故贾敬颜氏业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撰有《称“大朝”》札记，不仅引用了上述金人韩道昇笔下的“大朝”之例，还检出了敦煌所出画像及题记中的同类用法，结论是大朝之称不过为时人代称本朝的尊称用语而已，因此并非国号的专称。 所以作者的上述看法已经不很新颖。至于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大蕃”之名，作者在强调它只是汉人对异族政权尊称时，引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所见敦煌文书中所书“大蕃”一名作为立论的旁证。其实更为有力的旁证当属《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中屡见的“大蕃”之语，它在碑文中所对应的藏文名称即吐蕃的自称：Bod。 据此可见，“大蕃”原系当时双边往来中汉人指代彼邦的习惯用语，而不应理解为少数民族政权自己正式颁定的如辽、金、清一类的汉语国号名称。

作者还在《辽朝国号考释》中将辽太宗的会同年号时训释为“蕃汉一家”，并注：“清初改明朝四夷馆为会同馆，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第35页注释1）此句注语反映作者对明清上述机构名称的沿革变迁及其职能理解有误。实际上明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兼有四夷馆和会同馆两个机构。前者的功能主要是负责外来语言文字的书面翻译并培养相关的笔译人员。目前尚存于世的各种《华夷译语》系列的文献实际上就是四夷馆人员当时执行翻译工作时需要参照的外语类辞书。汉学家夏德（F.Hirth）在1887年最早撰文研究了该机构的沿革历史。以后考察这一问题用力最勤的则为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他的遗作《明史中的火者与写亦虎仙考》这篇长文后面的“附录3”标题即“四夷馆和会同馆”。其中的第一节在夏德和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讨论基础上极其详实地考察了明朝四夷馆建立以前，中国历代所设置的外事接待服务机构的历史变迁，以及四夷馆于永乐年间建立以后的主要职能情况，并一直下溯到1748年它被并入会同馆而改名会同四译馆为止（此前在清朝入关时四夷馆即已易名为四译馆）。 ^[4] 在随后的第二节中，伯希和继续考察了会同馆在中国历史上的名称来历及其职能变迁。他指出该名在反映南宋使者周煇于1176年出使金国的记录《北辕录》中就已出现，是当时宋使在开封和燕京下榻的机构名称。进入元代，会同馆则实际上承担了以前的四方馆和鸿胪寺之类机构的功能。而在随后的明朝，会同馆的上述接待并管理外来客使的职能得到了延续和加强，并更多地承担为这些使臣提供通事和驿乘的具体事务。 ^[5] 这些会同馆通事的工作属于口译性质，与四夷馆译员所承担的书面翻译任务有所不同。在伯希和的论文刊布以后，司律思（H.Serruys）和赵令扬又各自发表了进一步考察明朝会同馆历史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学界对这一课题的认识。 ^[6] 虽然从会同馆接待及管理的对象上看，确实有些使臣来自明朝的边疆地区，如蒙古、女真、高昌、云南等，且它有时也要在边疆事务的管理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毕竟就其创设的主要目的、服务对象和工作性质来说，尚不宜说是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本注中对会同馆创设的历史和功能的解说不够准确。

作者的《辽朝国号考释》一文的第六节作“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讨论契丹文字中所出现的辽朝国号问题，这可以说是全文中最吸引读者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作者在本书第47页中讨论契丹小字中所见“契丹”一语的音值问题时所做的如下论述：“契丹小字中表示契丹的三个原字中的最末一个字的音值为[i]，已经得到反复验证：在突厥文鄂尔浑碑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中，契丹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为Qitay，又《黑鞑事略》将哈喇契丹（西辽）译作‘呷辣吸绐’，都表明‘契丹’一词应是以阴声韵尾收尾的。”按这段话中所举的第二条证据自无问题，但第一条所引古突厥文的材料却不能作为讨论的依据，下面试剖析之。

鄂尔浑卢尼文突厥碑铭的释读者汤姆森（V.Thomsen）在他早期的著述中确实把碑文中出现的“契丹”一词转写为Qitay，但在他去世以前的最终定稿中已经意识到对末尾音的处理有所不妥，转而采取了在Qitay一词的末尾字母y头上加短波浪线的转写方案，以表示该词的尾音中含有鼻音的因素。伯希和注意到这一点，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马可波罗注释》一书中对“契丹”词条的考释中表示接受，并举出了暾欲谷的相关转写例证加强其说。 ^[7] 但不少学者并未注意到汤姆森所做的自我修正，仍使用早期的Qitay转写方案，如波兰阿尔泰学家柯特维奇（W.Kotwicz）在其所撰的关于契丹名称的短文以及与人合作的解读阙利啜碑文的论文里均采取相当于Qitay的Qitaï转写形式。 ^[8] 以后在魏复古与冯家昇合著的《辽代社会史》中则把鄂尔浑突厥文碑志中的契丹转写为与Qitay近似的Khitāy ^[9] ，大概由于这部在西方学界名声卓著的辽史巨著的影响，直到10多年前傅海波（H.Franke）在为《剑桥内亚史》撰写有关契丹-女真的专章时，仍然以为古突厥碑文中的族名契丹应当转写成Qitay。 ^[10] 实际上在1968年特肯（T.Tekin）的经典之作《鄂尔浑突厥语语法》中已经明确把这个让汤姆森先后意见不统一的字母确定为腭鼻音，并采取字母ń的转写方式以区别于通常的鼻音n。 ^[11] 突厥文碑文中的契丹在他的书中都统一转写作Qïtań。 ^[12] 以后这种承认古突厥语中存在腭鼻音的现象以及这一由特肯所提倡的转写方案遂得到国际突厥学界的普遍承认，只是有的著作采取了ñ的转写方式，还有的著作则采用字母组合ny来表示。但这最后一种方案因为容易使人误解为表示一个辅音组合，所以使用它的学者已越来越少。 ^[13] 以色列突厥学家埃达尔（M.Erdal）在最新出版的关于古突厥语语法的专著中，结合这个腭鼻音在现代突厥语各方言中的残存现象（主要是西伯利亚列纳河流域的突厥语），再次确认了其存在并分析了其演变的方向，指出在比鄂尔浑碑铭晚的出土于中亚或新疆的古代突厥语写本中，它大多变成了y；其中在吐鲁番出土的卢尼文文献中，它实际上已经发类似iy的读音。 ^[14] 这比以前葛玛丽所做的考察更进了一步，故古突厥碑文中的“契丹”一名以腭鼻音收声的意见堪称定论。

以上之所以不惜笔墨介绍国际突厥学界研究的进展状况，是因为这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契丹小字中的拟音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起步之后，随着学者们从小字中识别“契丹”名称工作的进行，该词小字形式的拟音问题也就成为诸家关注的焦点。而在这一过程中，鄂尔浑古突厥文中所保留的“契丹”的转写形式因其时代的古老，再加上学界也意识到历史上契丹与突厥人的关系密切，于是成为大家开展拟音工作时必须参照的重要依据。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的契丹文字学界所接触到的国外对鄂尔浑古突厥语文研究的成果都是20世纪前期的较为陈旧的结论，远远滞后于突厥学的最新进展，因此并不了解古突厥碑文中的“契丹”是以腭鼻音收声的情况，多数学者以为出现在那里的“契丹”一词当转写为Qitay的形式，少数学者虽然注意到国外学者采取的-ny转写形式，却未深究这和Qitay究竟有无实质上的差别，所以在论述中常常也和后者并列引用。这样一来，学界所拟出的关于契丹小字中“契丹”一名的尾音中自然就多有-y/-i音。 而且有的国外学者也持同样的误解。 在上述这种学术背景的整体影响下，我们对于《辽朝国号考释》一文强调古突厥碑文中的契丹一词以阴声收尾，并以此来印证小字中契丹一名读法的论证方法就可以理解了。 ^[18] 究竟契丹小字中“契丹”一词的尾音应该拟作[i]还是作[n]？笔者对此不好妄加评判，仅指出一点，根据塞诺（D.Sinor）、孟格斯（Karl H.Menges）的观察，从契丹语的亲属语言蒙古语和残留在通古斯语中对它的称谓来看，其存在形式都应该是Kitan或者它的变体（如蒙古语中常用其带-t的复数形式：乞答惕，而在某些通古斯语中，尾音-n变化成-r或者脱落）。 ^[19] 如果再结合它在女真文中的类似读法，那么我们无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从蒙古高原直到黑龙江下游的滨海地区，再向北延伸到西伯利亚这么广袤的区域内，“契丹”一词的尾音均为鼻音或腭鼻音及其变体形态，而尾音作半元音-y/-i的情况仅见于中亚和西亚的语言中，如同刘教授在文中所引证的西辽的名称：“呷辣吸绐”。这可以用前述埃达尔所分析的在中亚一带的突厥语文献中腭鼻音的变化规则来阐明。所以对倾向于给契丹一名拟音作[i]的学者而言，他们还需要对这种不合以上语言分布规律的例外情况做出圆满的解释。

在重点指出了以上这个带有共通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本文该节中作者的研究结论：契丹小字的材料表明，契丹国号的全称应是“哈喇契丹”，这正是契丹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该书第48页）。这一结论实际上是用新的材料对陈述先生的早年观点做了一个全新的证明。 作者指出这种释读意见最初系源于刘凤翥。但自刘凤翥的释读结果公布以后，长期以来有两点疑问未得到妥善解决：（1）被释作“哈喇”的那两个契丹小字既有出现在国名“契丹”之前的情况，同时还有一例出现在“契丹”之后的情况。如果说前者可以读作哈喇契丹的话，那么后者是否就应读作契丹哈喇？这又如何解释呢？（2）被释作“哈喇”的那两个契丹小字中的第一个字在目前见到的各种情况下都只能读作[xu]，与“哈”的读音有明显差异。而在最新的论文中，刘凤翥先生的观点又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结合契丹大字和女真字的情况，将原先拟定作“哈喇”的契丹小字拟音为“虎里”，并与蒙古语的qola和达斡尔语的qol相勘同（这两个词的意思均为“远”）。他进而认为这个读若“忽里”的词实际上就是表示国号“辽”。这样原先所释读的“哈喇契丹”和“契丹哈喇”都应当表示“辽·契丹”和“契丹·辽”之意义。 刘氏的结论非常新颖，如能成立则将大大改变人们对辽朝体制的传统认识，但其结论中有一个让人困惑之处：他断定哈喇契丹中的“哈喇”因读音与“虎里”接近因而也应当是表示“辽”的意思，所以西方文献中对西辽的称呼“哈喇契丹”实际上就是“辽·契丹”之意。按“哈喇契丹”中的“哈喇”一词是突厥-蒙古语“黑色”的意思，此点无可置疑，《高丽史》《异域志》等汉文文献中的黑契丹之名可为佐证，故它与蒙古语中表示“远”之义的qola是两个不同的词，这在蒙古语族各支语言中都可以得到确切证明。 而且在突厥-蒙古语中所见的qara（黑色）一词的形态十分固定，仅在蒙古语族中的一些语言和方言中脱落尾音-a，但并不发生词腰部位元音-a-＞o/u的音变。 ^[23] 这样正如清格尔泰所评论的，第一个契丹小字读音为[xu]（近似“虎”的读音）的情况已经十分不利于哈喇说 ，而如果“虎里”又真是蒙古语qola（远）的亲缘词的话，那就更与qara（黑色）一词毫不相干了，所以刘凤翥的新说反而使得哈喇契丹说的论证更加薄弱。

此外还应当指出，不利于契丹人自称哈喇契丹一说的还有语言文化上的证据。如果契丹人真是自称哈喇契丹的话，那么作为修饰语的“哈喇”一词还应当具有广大之类的意思，这样才有利于其说的成立。事实上，刘教授在文中也曾这样推测大契丹等国号均是哈喇契丹的简称。而根据普里察克的论文，用原意为“黑色”的qara来作为专名的修饰语以暗含“伟大、全部”之义的例子大量出现在中世纪的突厥人之间，更早可以追溯到叶尼塞突厥文文献中。 ^[25] 而契丹-蒙古人中似乎则没有这种文化传统的存在。以色列学者彭晓燕（M.Biran）也持相对谨慎的观点，她认为契丹的礼仪和民俗中并不突出对黑色的崇拜，尚难断言哈喇一词对契丹人来说是否具有伟大之含义。 ^[26] 综上所论，就目前的论据而言，契丹人自称哈喇契丹的观点还只能算是一种有待证实的假说。在这一问题上，契丹小字研究的进展并未为该假说的证明增添强有力的论据。

《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是一篇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的文字。其澄清了关于契丹早期历史上的一些谜团，但也由此留下了少许需要继续探讨的疑问。该文认同所谓的“青牛白马”故事具有图腾崇拜的含义，不过又明确否定了提倡此说的爱宕松男将耶律的词义与“牡马”相联系的论断（该书第104～108页）。以图腾的理论来解说著名的青牛白马故事可谓许多辽史学者的共识，但具体到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似乎仍存他解。蒲田大作在分析这一故事时着重指出契丹八部始终只能看作神人和天女所生，而马和牛只不过是他（她）们的坐骑，仅起到陪衬作用，与典型的兽祖传说（如蒙古的苍狼白鹿交合生人的故事）难以等同。这样，能否套用图腾的观念疏解此传说就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他在结论中主张改用萨满出世的观点来比附契丹人的古传说。 蒲田氏的理论还有不少问题，但他对图腾说的质疑却值得学者深入思考，至少表明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再看作者对爱宕松男关于耶律词源意见的两点驳论：（1）爱宕氏找出的那个试图与耶律勘同的蒙古语词实际上是个动词，意义与“牡马”判然有别，而且两者的读音也不吻合；（2）契丹小字材料反映“马”在契丹语中的读音可近似地拟为[mri]。笔者认为，这里的第二点说服力似乎不够，因为在突厥-蒙古语族的各种语言中，表示“马”含义的词汇都不会只有一个，所以如果预先假定契丹语中只能有一个表示“马”的单词，那么显然是很不合理的。 ^[28] 而作者在作第一点批评时，固然驳论有据，却忽略了澳大利亚蒙古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多年以前发表的一篇考释耶律名称的专文。 ^[29] 罗氏在文中同样不赞成爱宕氏所找出的相关词源，但对于辽的统治氏族名称语义上与“马”关联这一点却没有异议，并把徐霆疏语和《至元译语》较早版本中的“移剌马”与金末契丹后裔耶律氏改用的移剌氏相联系，且视“耶律”的读音为“移剌”的派生形式，最后将移剌的词源追溯到突厥语ala：有斑点的（马）。他坦承此说的弱点在于：突厥语ala和它派生出的蒙古语alaq虽然在语音上与“移剌”可能相合，但“斑点的”这一义项却与契丹人崇拜的白马缺乏词义上的关联。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障碍并非完全不能突破。按突厥语，ala一词在北朝时期就作为鲜卑语的成分而为汉人所熟知，当时的汉语将其音译为贺兰，此点可为定论。 ^[30] 而汤开建据《元和郡县志》卷四“（贺兰）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这条记载，推断贺兰山实际上表示白马山之义（按“駮”“驳”可通）。 这一看法或许还有检讨的余地，不过从上述引文上看，至少ala一词在北朝至唐代还可以用来表示青白之类的颜色，虽然在现存的各种突厥语方言中这一用法早已消失。

同一文中，作者在引用宋人王易《燕北录》的一段关于赤娘子的文字后，径直指出这个赤娘子就是青牛白马传说中的驾牛车沿潢河而下的天女（该书第111页）。对这一论断，笔者觉得问题似不如作者认为的那样简单，我们可以把《燕北录》所载赤娘子故事和见于宋辽双方史料的青牛白马传说的各项因素按照主题分类的原则录入表1，以供比较。

出人意料的是，两个故事彼此重合的主题竟然如此之少，仅仅集中在两个地理名称上。无论如何，这对想把赤娘子与天女直接比附的观点来说，显得太牵强了。从主题的缺乏一致性来看，毋宁让人相信二者并非由一个共同的祖源传说发展而来，而是起初各有各的渊源，到了晚期阶段才稍稍显出合流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少许具有共同性的要素。可惜仅凭现有的辽代史料很难有充分的证据来详细考察二者形成、发展及合流的全过程。在此谨提供两篇相关论文的主要论点，以揭示该问题的复杂程度和研究现状。任爱君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可以说是近来少见的比较分析这两个传说的专文，他的结论是“赤娘子”故事在出现时间上要早于“青牛白马”故事，并分析了后者产生的历史背景。 而汤开建在考察党项风俗的问题时，发现了《燕北录》所记的七个骑马人和身世奇异的女子结为夫妻并产下契丹族人的故事类型，竟然也见于藏文史料中对党项开国国君的身世介绍中。他认为二者的相似并非巧合，而是反映党项起源时所受的北方民族文化影响。 由此可见，王易笔下的这段“赤娘子”传说还有诸多待发之覆。

该文最后一节是讨论《契丹国志》中的先祖传说，这一话题同时涉及契丹语言和民俗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既富有研究旨趣，也与其他学者的意见颇有出入。作者对三位可汗名称的复原除了列举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以外，国外学者的成果仅注意到白鸟库吉的研究。其实在卜弼德（Peter A.Boodberg）写于1933年的未刊札记《胡天汉月方诸》和石泰安（R.Stein）1940年发表的对《契丹国志》部分内容的译释长文中，都已经得出了国内学者在晚近时期才提出的一个结论：第三位可汗的名字“昼里昏”当为“画里昏”之讹，恰好可以和蒙古语的“二十只羊”相勘同。 ^[35] 《契丹国志》中的先祖传说所带有的强烈神话色彩，是该问题吸引学者兴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自卜弼德以来，不少学者尝试从民俗宗教的立场进行解析，代表性的有石泰安从主题类型的比较入手分析第三位可汗杀羊又使之复生的传说，护雅夫和蒲田大作从萨满教的观念探析契丹先祖所显现的萨满性格。 对这些意见的吸收与批评并未反映在作者文章中，这使得本文考察问题的角度略显狭仄。

《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大概是全书中最有创见也最具跨学科研究特色的一篇文章。我们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个结论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文中的最后一节中有这样的表述：“如果对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及汉文文献所见契丹语名字做一个粗略统计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辽代契丹人名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分别是胡都古和乙辛，前者意为‘福’，后者意为‘寿’。汉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就连契丹人的契丹语名字都充满了汉民族的价值观念。”（该书第172页）如果作者的分析成立，那么学界重新评估汉文化对契丹民族的影响就多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我们以阿尔泰学的视角全面审视了这两个词语的文化历史以后，却得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胡都古”的拟音可作﹡qudugu，它明显和下列阿尔泰语系中的词汇具有亲缘关系：古突厥语中的qut，以《蒙古秘史》为词汇基础的中古蒙古语中的 qutuq/quduq （派生词qutuqtu/qutuqtai）和qutluγ，女真语的忽土儿，满语的hûturi，通古斯语中的kutut′i。 ^[37] 而上述词汇的基本义项均为“福运”。它也应和白鸟库吉所考察的余靖诗中表示福佑之义的契丹语“苦统”一词同源。 目前学界对该词是否阿尔泰语系的共有词汇尚存有不同意见。反对同源词说的学者认为该词本来只是突厥语的固有词，以后才被转借到蒙古语等其他语言中。 ^[39] 但无论是中世纪的突厥-回鹘人，还是当时的蒙古人，都十分流行以这个表示“福运”的名词（含其派生词）来作为人的名称。仅以《元史》中提到的突厥人的名字为例，以忽都海牙（Qut Qaya）、忽都的斤（Qut Tigin）、忽都于斯（Qut Yüs）命名再加上名称中含有忽都鲁（Qutluq）的人名有近20例。 ^[40] 至于《蒙古秘史》和《圣武亲征录》中的类似蒙古人名则多含有Qutuq，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 ^[41] 所以用突厥-蒙古语中表示“福运”的qut或其同源词来作为人的名讳是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特征的一个体现。以此为参照，契丹人多以“胡都古”（福）来命名亦应属于这种情况。

“乙辛”的情况完全与之一致。据称契丹小字中表示它的第一个原字应当读音作[əs]（该书第231页），那么这个契丹语含义为“寿”的词的近似形式当为﹡esin，这明显让我们联系到突厥-蒙古语中的esen（也先）一词，该词在13世纪以前的古突厥语文献中就已出现，正是“身体健康、良好，安全的”之意，以后这一表示身体健康的基本词义一直保留在各种突厥语近现代语言中。 ^[42] 它也出现在13世纪的《蒙古秘史》中，明人所给的汉字旁译为“安、安存”。 与上例相似的是，突厥-蒙古人中也流行以它来给人取名。 ^[44] 这在元代蒙古人中尤其明显，也先不花、也先帖木儿堪称当时蒙古人中最常见的名字。而从读音和词义上比较，契丹语中的“乙辛”一词当为其亲属词，原意也应是“健康、安全”，只不过在翻译成汉语时，被润色成语意基本一致但更加文雅的“寿”字。所以突厥-蒙古的姓名文化的实例启发我们，契丹人喜欢用“胡都古”和“乙辛”来起名恰恰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显现。

《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可以说是一篇全面梳理并探究契丹语言资料源流的“凿空”之作，文中表现出的深厚文献学功力令人尤为叹服，但在外文成果的汲取上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善。本文的一个讨论重点就是澄清清代的索伦语与契丹语本身存在着极大距离，以此来说明乾隆所首倡，并为四库馆臣所部分遵守的“索伦为契丹苗裔”的理论的荒谬性，从而揭示了他们炮制出的《钦定辽史语解》的问题所在（该书第193～195页）。不过在论证索伦语性质时，作者仅仅引用了清人西清的一句“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加以说明，忽略了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Ligeti）在半个世纪前所发表的一篇专门考察《辽史语解》中的索伦词汇性质的论文。李盖提逐一分析了其中出现的25个索伦词语，结论是它们大多与语言学家在新疆和大兴安岭布特哈旗等地所搜集到的鄂温克语词汇相契合，仅有一两例未能在鄂温克语中找到对应词。这一调查证明了《辽史语解》中不时采用的索伦语（按刘教授文中的统计，总共有38例）确系通古斯语族下的一种鄂温克语。而且刘教授在行文最后也对四库馆臣的索伦语素养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在做这项以索伦语正契丹语的工作时，并没有从事过任何实地调查索伦语的活动。 ^[45] 我想如果刘教授能够吸取此文的主要论据的话，那么无疑可以运用这些成果将本课题开拓得更广更深。

本文最后一节实际上是在举述并评论明代以降，学者对契丹语材料的整理、考辨情况。作者对现代学者研究情况的评论集中在白鸟库吉等身上，但也注意到黄振华翻译的德国学者傅海波和道尔佛（G.Doerfe）的两篇相关论文。既然如此，那么引起傅海波商榷的孟格斯（Karl H.Menges）的契丹语研究论文似更应提到。孟氏作为具有良好阿尔泰学知识背景的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因为协助参加魏复古和冯家昇的辽史研究计划而对契丹语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后来出版的《辽代社会史》在涉及对民族语言的解释方面，大多吸取了他的意见。孟氏这一时期关于契丹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是考释辽代文献中所见的若干契丹语官职专名和统治者的头衔，先是集中刊出在《辽代社会史》的第14章“政府组织”中，后来又专门抽出增补后作为单篇论文发表过。 ^[46] 最后他又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表了《通古斯与辽》的长文，将自己对契丹语专名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部族名称和人名领域。 其早期研究曾受到柯立夫（F.W.Cleaves）的批评，晚期研究则引发了傅海波著前述商榷文章。 ^[48] 柯氏的批评认为孟氏过多地依靠通古斯语言中的词汇来解决契丹语问题，却忽略了一些明显的蒙古语因素，即使如此，柯氏仍然承认，孟格斯堪称用阿尔泰学知识来解决契丹语难题的最佳人选。实际上对于孟氏用力最深的契丹官衔专名的考释部分中，柯氏并未做多大修正。笔者阅读了相关内容以后，深感其成就不可忽略，孟氏考证的若干词语的词源如葛儿罕、挞林阿点等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孟氏作为一位知识极其渊博的语言学家，还敏锐地发现了契丹语中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例如刘凤翥曾注意到辽朝贵妇人的称号“迤俪免”、“乙林免”与“夷离的”词干及语义相同的情况，但未做语言学上的分析。孟氏则特地指出“夷离的”中的“的”字很可能与早期蒙古语中的一种指代女性的后缀﹡-din有关，并举出了后来蒙古语中指代妇女和雌性动物的后缀-jin作为旁证。更富有启发性的是，他还顺手拈出了鄂温克语中的女性后缀-mni，这很容易让人联系起前述贵妇称号的后缀“免”字（﹡-men），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辽代有“迤俪免”之类的名称。

此外，黄振华所翻译的傅海波和道尔弗的论文均发表在1969年，此后这两位学者又继续钻研这一课题，并各自有了新的成果。前者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契丹语新释的论文考证了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新释出的一些词语的词源，强调了这些词语与通古斯语族中词汇的亲缘关系。 ^[49] 而后者在一篇讨论古突厥语中的蒙古语成分时，也集中汇释了若干他所新知的契丹词语。 ^[50] 由于上述学者分别是西方汉学界和阿尔泰学领域的权威，所以其成果不仅受到留意契丹语文研究的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而且对我们来说也颇有参考的价值，尤其是当他们得出跟我们的看法不同的一些结论时，那就更加值得注意。例如国内学者通常倾向于把契丹语的“捏褐”（犬）一词跟蒙古语表示“犬”的nogai联系，而外国学者则认为其相当于女真语的niaha（犬）和满语的niyahan（小狗），并且契丹语的这一形式代表了一个以腭鼻音开头的词。所以刘教授此文介绍国外的契丹语文研究状况实际上只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对一篇问世于2000年以后的作品来说，在国外研究信息的收集方面未免有些陈旧。最后还可补充一点，关于有不少国外学者探讨过的余靖和刁约的汉语契丹语双语诗中的契丹词语，2003年美国学者A.Vovin也发表了一篇新作，既吸收了前人研究中可取的部分，同时又不乏自己独特的看法。 ^[51] 这对我们了解国外契丹语研究进展也有一定价值。

该文在阐述清代索伦一名的历史变迁时，用语十分严谨，但有一处叙述却使人易生误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鄂温克包括历史上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族，1957年将他们统一改称为鄂温克族。”（该书第194～195页）笔者最初读到此处时，曾为此生疑：难道中国境内以前竟然分布着操一种突厥语的雅库特人？（按：雅库特语按照语言分类可以说是分布位置最靠北的突厥语。）后来翻检了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相关部分后，才知道原来在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以前，满族和蒙古族多称鄂温克人为索伦，而俄国人则常称呼他们为通古斯和雅库特。“鄂温克”一名才是其真正的自称。 这样看来，“索伦”“通古斯”“雅库特”这些名称都只是外人施加给鄂温克人的不准确的名称，并非是说中国境内真有所谓的雅库特人，而作为自称的“鄂温克”一名也应当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故上文的“1957年将他们统一改称为鄂温克族”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鄂温克一词是1957年才出现的新名词，此前通行的只是“索伦”之类的名称。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的第四节中似有两处小的纰漏。当作者认为金朝的末代皇帝因其勤勉有为、励精图治，故在亡国后仍然受到人们赞扬时，引证了下面这段论述：“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该书第265页）这段文字正如注释所示，来自刘祁《归潜志》卷一一的“辩亡”一篇。不过笔者细审文意，发现作者将“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归于刘祁的表述不合作者原意，因为这句话的前面明确标有“或问”二字，也就是说，它只是刘祁引用的别人对于末帝哀宗的评价而并非刘祁本人的意见。至于刘祁本人对哀宗是褒是贬，在所引文章的后半部分，刘祁直言不讳的品评：“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却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 从这一评语来看，刘祁眼中的哀宗固然没有差到“桀纣之恶”的地步，但远远谈不上是一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明君。所以如果要论证哀宗因其品行政绩得到后人赞扬的话，那么显然就不应以刘祁的评价为根据。又，刘教授该文在引用许衡向世祖奏上《时务五事》时，将其事系于至元二年（1265）（该书第271页）。但笔者试检《鲁斋遗书》中有关原文时，发现其标题下有“至元三年”四字，明示了文章撰成的时间，而且这也可以和文中的具体内容相证合，因其中有许氏自述“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之语，甲寅即1254年，所以至元三年（1266）当为此文撰写上奏的确切年份。

以上是笔者对书中一些具体论述的意见。就本书的总体而言，应当说考据史实式的论文还是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章。简要地说，作者写作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力求澄清有关研究课题中一系列前人尚未解决圆满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故具有显著的史实重建性质，而解释历史现象，探求发展规律的地方则相对较少。从这一点来看，《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多数论文的研究路数，仅从标题即可看出这是一篇志在解释历史现象之间有机联系，以探讨“为什么”之类问题的诠释式论文，具有鲜明的考述、评论并重的特色。此文一开始即揭示中外学者在“征服王朝”等的评价问题上的尖锐矛盾，随之进入作者着力论述的女真汉化问题。在细致地考察了各项历史因素之后，得出的结论大体与陶晋生教授的观点一致，即认为女真入主中原以后，逐渐走上了一条“全盘汉化”的道路（该书第237～263页）。而在后面的部分，作者把女真汉化与金的衰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金元之交民间盛传的“金以儒亡”的话题作为论述的楔子，强调汉化彻底改变了女真人质朴勇武的精神面貌，使其养成懒惰奢靡、安于享乐的作风性格，最终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该书第264～272页）。对于作者这一论证思路，笔者略感以下疑惑。

其一，作者既然一开始就亮出中外学者在对辽、金、元、清等北族王朝的汉化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态度，那么应意识到出现歧见的原因并不在于论争的双方对对方所举的史料熟视无睹，而在于各自对“汉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解说上存在着分歧，要突破这种作者视之为“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的学术交流上的困境，最好的解决途径无疑是作者对“汉化”的解说下一确切定义。但由于作者没有做出这种必要的交代，所以读者只好从具体的论述中去领悟作者对“汉化”的见解。从该文章的第二节“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中列举的史实来看，作者心目中的“汉化”主要集中在女真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整个汉文化的倾慕与学习，继而作者在最后一节中这样分析：“在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这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人将金朝的亡国原因归结为女真人的全盘汉化。我觉得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该书第266页）接下来即将女真人生活作风的变迁与汉化相联系。由此观之，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将“汉化”与“儒化”等同起来，所以才自然觉得“金以儒亡”实际上说的就是女真的全盘汉化。这一点恰恰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先验性判断，因为“儒化”（Confucianization）和“汉化”（Sinicization）这一对概念并不全然等同。

窦德士（John W.Dardess）早就以蒙古人为例，指出蒙古-色目统治精英中那些表现出很高儒学修养的人并不能被简单地用“汉化”来解释，因为儒家的影响使得他们将对儒家伦理的恪守与自己的忠孝观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与通常意义上的“汉化”有别。后者不仅指向一种对自己民族-语言认同的丧失，还涉及对自身的夷狄祖先的否认，而对先人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不合儒家伦理的。 ^[54] 张帆教授则认为“儒化”只能理解成“汉化”的一个方面，但一般意义上的后者却又难以完全涵盖前者，且“儒化”之深浅并不与“汉化”的程度高低成正比，并举出了元朝皇帝的若干实例。他将两者分别理解为“受儒家思想影响”和“受汉文化影响”。 两相比较，窦德士对“汉化”的界说重在认同的变迁转移上，而张帆教授的定义更趋宽泛，但两者均反映出将上述概念相切分对待的认识倾向。如果考虑到直至金末，大多数女真人都还清楚地保持着自身的族属意识，那么窃以为用“全盘汉化”一语概括其汉化面貌就显得太过，毕竟他们与汉人和契丹人的认同隔阂还未消除，并没完全融入汉人群体。借鉴张帆指出的元朝“汉化”最深的文宗、顺帝恰恰“儒化”不深的事实来反观金朝，可见实际上金朝的统治上层多少也有类似之处，因为刘教授文中列举的完颜氏贵胄子弟的“汉化”表现往往也是以诗文书画为主要的旨趣取向。至于金朝统治者是否“儒化”到了愿以儒家伦理治国并且真正重用儒臣的程度，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刘祁对金帝中“汉化”最深，表面上崇尚儒雅、信用名士的章宗就有“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的批评。 而作者文中未将“汉化”与“儒化”仔细区分就显得有些简单化了。 ^[57]

其二，强调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一方面，有些女真人将他们的旧有习俗与汉族伦理结合起来以固守其俗。如金末的女真人高嗣荣虽然已经改用了汉姓，但在其父亲去世时，却毅然“以刀刺额血面” 。这种被汉人视为“至孝”的举动实际上是《三朝北盟会编》所记女真人“剺面”为死者志哀旧俗的遗留。另一方面，金统治下的部分汉人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女真化”的趋势，例如南宋时出使金国的范成大等人业已观察到中原一带的百姓“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 。虽然从长时段上考虑，汉人的“女真化”或许不像女真人的“汉化”那样占据民族融合中的主流位置，但对于考察女真汉化问题而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反向材料。

至于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金以儒亡”一说出现的时代背景，作者文中的理解恐怕尚不足成为定见。联系到金南迁以后的社会风气，让人觉得它的出现与金亡之后，时人对金末儒风沦落的反思有关。当时的士风被认为是“南渡后儒风日入颓靡，狂生怪士竟以口舌取重一时，以闲闲公之宿德，犹被侵侮” 。而在国力凋敝的南迁时期，不少儒生不顾国家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继续沉湎诗学。元好问称之为“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摘，终死为敌” 。故金末流行的脱离现实、取媚世道的颓靡士风使得儒生及其所学容易成为后来人们追探金朝亡国原因时所归咎的对象，这正如明朝亡国以后，不少遗民惯于将个中原因追溯到明季盛行的王学的空疏上。

其三，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女真人的汉化是否是造成其丧失勇武之气的根本原因，这涉及汉文化的影响是否必然导致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养成懒惰习气，从而逐渐走向衰落的共通性问题。如果按照刘教授文中的观点，似乎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正如其提供的具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金末名将完颜陈和尚的事例，他予人的印象恰恰是“如寒苦一书生”，可见泛泛而论的“汉化”或者“儒化”与北方民族勇武性格的销蚀至多只有部分的相关性，汉文化的影响也并不必然导致女真族质朴作风的蜕变。更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在于这些民族入主汉地后的迅速腐化，而这种本族成员的腐化最终源于其对异族人民的压榨和掠夺。金朝纵容猛安谋克下的女真将士强括民田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奴役外族，终尝苦果这一点上，实行猛安谋克制度的金朝与后来八旗制度下的清朝都具有相同的轨迹。所以我们如果过于强调汉化的消极影响的话，那么客观上反而替这些沉溺于腐化生活并享受特权的征服者开脱了他们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此外，笔者就本书吸取国外学术成果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从总体上看，作者对日本辽金史的学术阵容从早期的白鸟库吉等人到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人的研究情况都显得比较熟悉，对于像《立命馆文学》这类在国内图书馆罕见收藏的学术期刊也时有征引，可见作者在搜集日文材料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但与此相比，欧美国家的西文学术出版物中的相关著述却因为学术交流渠道的不够通畅和语言上的隔阂，往往未被作者纳入搜索视野。如卜弼德、石泰安等的研究情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做过简要介绍。这里再就几个具体问题稍加提示。该书第345页评价了蔡美彪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将《辽道宗哀册》中的鞑靼与《辽史》中的阻卜勘同的研究。（按，差不多与之同时，冯家昇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将其写入1949年在美国费城出版的《辽代社会史》第101～102页对阻卜的注释中。）作者在全书中不时提到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史料性质的看法，此前也曾就此问题发表过有关专文详加阐述。 其实伯希和生前即已涉足这一课题，其论述见于1959年巴黎出版的其遗著《马可波罗注释》卷一的第369～371页。伯希和明确论证两书实际上都是“伪书”，为元人杂采宋代史料所凑成，而且出自同一位炮制者之手，其价值只不过是抄录保存了一些宋代记载而已。再有刘教授该书第357页引用学界对完颜襄北征塔塔儿年代的考订时，注明的参考出处是外山军治的相关研究。实际上对此问题更为绵密的考证要数伯希和与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第193～199页的考证，他们准确地将此役发生的时间定在1196年的5～6月，这就恰好和纪功石刻中所提供的“同年6月”的时间契合。所以国内辽金史学界对于像伯希和这样的硕学大师的研究成果，似乎还有关注、介绍的必要。

最后，笔者拟强调的是，除了前面涉及的对于材料的考释这类基本问题以外，刘教授著作中所得出的一些关于学术史方面的认识或者评价对读者也应当颇有启发。犹记刘教授在《辽金史论》的自序中提及，与中国史学界习惯上将辽金史归入中原王朝史序列不同，日本东洋史学界因受到征服王朝说的影响，传统上将其划进满蒙史的系列。对于这一概括，笔者稍持异议，缘于所谓“征服王朝”命题的正式提出，业已晚至二战结束后不久，然而包括辽金女真契丹史在内的日本满蒙史研究格局的发轫与成熟则可以上溯到20世纪早期的明治、大正之际。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日本的战败，原先与日本大陆扩张政策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传统满蒙史研究面临着就此丧失合法性的尴尬局面。此刻，德裔美国学人魏复古（K.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却在大洋彼岸悄然问世。它十分有助于其时因战败而倍感失落的日本东洋史学界重新拾回学术研究的自信，并转而以这一最新理论作为强有力的依托，将其稍加改造后逐步取代了由矢野仁一、白鸟库吉那一代学者开创，如今在政治上已摇摇欲坠的旧有满蒙史研究体系。无怪乎仅仅在“征服王朝理论”问世后两年，日后成为日本战后敦煌学第一人的京都大学出身的藤枝晃随即出版了日本首部以“征服王朝”命名的重在概述金朝历史的史学著作。 此书的问世事实上宣告了日本东洋史研究话语的转型。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上述“征服王朝”的话语体系一直支配着日本对于辽金元清等北族王朝的具体研究，其影响延续至今而不衰。可以说魏复古当初创立的“征服王朝”理论体系在日本史学界激起的反响和共鸣远远大于其对欧美各国学界的影响。

而日本辽金史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其实在刘教授新著中的《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安定国为中心》一文中已表露无遗。此文令人信服地指出日本历史学者仅仅凭借非常有限的一点史料，竟然构筑起一部关于辽朝渤海遗民政权的灿然可观的完整历史体系，这完全与日本学者素来讲求实证的严谨学风大相径庭。如果我们稍稍扩展观察视野，就会发现渤海史从20世纪直到今天，是日本学者长期情有独钟的关注领域。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东洋史学界拥有的渤海史（含考古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多于中国和相邻的朝鲜、韩国。这些研究成果不时流露出的对于渤海国历史的推崇和高估倾向似承载了过重的泛东北亚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或明或暗的“渤海情结”决不仅限于前引刘教授著作中所批评的和田清和日野开三郎二者的著作。甚至1980年前后，还有日本学者径直将东亚大陆“征服王朝”的鼻祖由辽代上溯到唐代的渤海国那里。同样值得从学术史尺度予以重视的还有《松漠之间》中对清朝皇帝在宋辽金正统问题上所持观念的评价，以及对于乾隆一朝借修《四库全书》之机篡改辽金史籍史实的清理与揭示。刘教授的以上发现对于我们反思近期流行于美国的“新清史”学派的某些观点也是颇有助益的。作为不治辽金史却又时时受益于刘教授指点的后学，笔者衷心期望能够等到先生身体完全康复以后，再就上述学术史问题与老师充分交换意见与看法。

[补记]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秋季，成文后呈送刘师教正。刘师胸怀宽广，不以拙文内容为忤，并加以赞许肯定，如此学者气度，使后学至为感佩。2014年11月承刘师高足邱靖嘉学兄雅意约稿，遂将全文略做修改后寄送。本想待到刘师身体彻底康复以后，再就相关问题向老师做进一步的请益。令人悲痛不已的是，2015年1月7日早晨突然传来刘师于前晚辞世的噩耗。笔者在学术前进的道路上从此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良师，谨以此文作为对老师的永久纪念。

——受业 钟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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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日文本以『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の视点からみた父子连名制』（饭山知保译）为题，刊于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唐代史研究》第10号，2007。英文本则以“The Forenames and Courtesy Names of the Khitans：The Father-Son Name linka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为题，收录于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中国学者论内亚史》（Luo Xin ed.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 Press，2012）中。

[4] Paul Pelliot，“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 Histoire des Ming”， T’oung Pao ，1948，pp.207-249. 参看神田喜一郎『明の四夷馆に就ぃて』，《史林》1927年第12卷4号。

[5] Paul Pelliot， 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pp.249-252.

[6] H.Serruy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Ⅱ： 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Bruxelles1，967，ChapterⅩⅤ：Hui-t’ung-kuan，pp.408-442；赵令扬：《记明代会同馆》，《大陆杂志》第41卷第5期，1970。

[7]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Ⅰ，Paris，1959，p.220.

[8] W.Kotwicz，“Les ‘Khitaï’ et leur écriture”， 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2/1924，p.249；W.Kotwicz and A.Samoïlovitch，“Le monument turc d’ Ikhe-khuchotu en Mongolie central”， 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4/1926，p.103，105.

[9] 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Philadelphia，1949，p.1.

[10] H.Frank，“The forest peoples of Manchuria：Kitans and Jurchens”，in.D.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402.

[11] T.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1968，p.87. 此前孟格斯（Karl H.Menges）曾采取这种转写方案。

[12] T.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p.345.

[13] 采用ny转写方案的代表性著作是葛玛丽的《古突厥语语法》一书，参看A.von Gabain， Alttürksche Grammatik ，Leipzig，1974，S53，357。作者在书中简要地指出，碑文中的ny与写本中的n或y有交替现象。我们注意到，在森安孝夫等编撰的考察报告『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阪，1999，第152页）中对古突厥碑文的转写中，契丹即作qïtany。

[14] M.Erdal，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Brill，2004，p.71.

[18] 从注释交代的出处来看，刘教授对古突厥文中契丹转写形式的了解来自韩儒林早年所翻译的汤姆森的有关著述，在同页的另一条注释中还提到了韩氏认为qitan可能是qitai的复数的见解。这一点也曾为田清波（A.Mostaert）所指出，但早已被伯希和否定，参看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Ⅰ，p.220。

[19] D.Sinor，“Western Information on the Kitans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1995；Karl H.Menges，“Tungusen und Ljao”，in. Abhandh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1968，Wiesbaden. S56.

[23] 其在蒙古语族中的出现情况见《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第328页；在突厥语族各支语言中的出现则参看W.Radloff， Versuch eine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Ⅱ/1.SS132-137，St.Petersbouge 1899。

[25] O.Pritsak，“Qara. Studie zur türkischen Rechtssymbolik”，in. Zeki Velidi Togan’s Armagğan ，Istanbul 1955，SS239-263.

[26] M.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Cambridge University，2005，p.217.

[28] 有关内亚民族尤其是蒙古-突厥人中流行的对马名的多种称谓，参看N.Poppe，“Pferdenamen in der Geschichte und Sage der Nomaden Zentralasiens”， Oriens Extremus 1962，SS97-194；G.Doerfer，“Türkische Farbbezeichnungen und Pferdezuch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9/2，1995，SS208-227.从两文的列举来看，在内亚游牧人中间，多数情况下马的命名确实与颜色有关。

[29] Igor de Rachewiltz，“Some Remarks on the Khitan clan name Yeh-lü～I-la”，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9/1974，pp.187-204.

[30]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Ⅰ，pp.134-135；L.Bazin，“Recherches sur les Parlers T’o-pa”， T’oung Pao 39/1950，pp.290-291.

[35] 卜弼德所作的“胡天汉月方诸”系列札记有不少于生前并未发表，后来收入其弟子所编辑的该氏论文选集中，本条的出处见P.A.Cohen ed.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 Boodber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9，pp.113-114；R.Stein，Leao-Tche， T’oung Pao 35/1940，p.25。石泰安在文中声明这一看法来自伯希和。

[37] 该词在古突厥语中的形式参A Von Gabain， Alttürksche Grammatik ，S360；在中古蒙古语中的形式参Igor de Rachewiltz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Volume Two，Brill，2004，p.1335，1336；在女真语中的情况参看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第224页；在满语中的形式参看E.Hauer，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Tokyo-Wiesbaden1952，SS475-476；通古斯语中的形式则参看G.Doerfer unter M.Knüppel， Etymologisch-Ethnologisches tungusischer Dialekte （ vornehmlich der Mandschurei ），Hildesheim：Georg Olms Verlag，2004，S516。

[39]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Ⅲ，Wiesbaden 1967，S553. 将该词视为同源词，并尝试构拟其原始形式的观点参看Sergi Starostin etc eds，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Ⅰ，Leiden：Brill.，2003，p.749。

[40] B.Ögel， Sino-Turcica ，Istanbul，2002，pp.379-380.

[41] 可参看两书的索引部分Igor de Rachewiltz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Ⅱ，p1232；P. Pelliot et L.Hambi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Cheng-wou ts’in tcheng lou ，Leiden：Brill，1951，p.461。

[42] 该词在古突厥语中的情况参看G.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a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1972，p248；在近代以来的各种突厥语如察合台语、奥斯曼语等中的情况参看W.Radloff， Versuch eine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Ⅰ/1.SS873，St.Petersbouge 1893。

[44] 其作为突厥人名的情况，参看B.Ögel， Sino-Turcica ，p.373.

[45] L.Ligeti，“Les mots solons dans un ouvrage chinois des Ts’ing”， Acta Orinentalia Hungarica . 9/1959，pp.250-272.

[46] 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pp.428-434. 参看K.H.Menges “Titles and organizational terms of the Qytań（Liao） and Qara-Qytaj（Śi-Liao）”， 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17-18/1951-1952，pp.68-79.

[48] 柯立夫的批评附在杨联陞对《辽代社会史》的长篇书评中，参看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 s13/1950，pp.231-235。

[49] H.Franke，“Randnotizen zu eingigen worten der khitansprache im lichte neuerer arbeiten”， Acta Orinentalia Hungarica . 36/1982，pp.173-182.

[50] G.Doerfer，“Mongolica im Alttürkischen”，in Bruno Lewin zu Ehren 3，Bochum. 1992，SS30-56.

[51] A.Vovin，“Once again on khitan words in Chinese-Khitan mixed Verses”，in. Acta Orinentalia Hungarica . 56/2003，pp.237-244. 有关这一问题最新的讨论参看L.Talpe，“Some Qidan Words in Chinese Poem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4/1，2010，pp.79-91.

[54] John W.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Aspects of Political Chinge in Late Yüa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p.2-3.

[57] 有关金代文人士人化或儒化的论文，参看P.Bol，“Seeking Common Ground：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2，1987，pp.461-538. /Hi0YPIsfKffurb0g798vYehHVgLziaabXPutOX+bz0CaqSKbw7r31puLRejA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