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

刘浦江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宋辽金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四库文献学及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发表各类学术文章百余篇，出版《辽金史论》《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四部论著 ，在国内外史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他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道路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和深远的思考，并对其毕生追求的学术事业怀有由衷的敬畏和深切的体悟。他的那些点滴之思凝聚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学思想。笔者仅从受业弟子的角度，结合先生的学术经历，试对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做一总结和评述，希望能够比较客观地呈现他这一生的学术风采。

一 别开生面的辽金史学研究

1979年，刘浦江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在求学期间，已展现出对历史文献的浓厚兴趣 ，为将来的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但对他而言，这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1987年10月，他忐忑不安地来到邓广铭先生家，本想请邓先生介绍他去中华书局，可未曾想到，他叩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在晤谈两小时之后，邓先生对这位年轻人颇为赏识，当即决定要把他调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经邓先生竭力争取，他终于半年后顺利进入北京大学。

刘浦江先生调入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后，师从邓广铭先生，长期担任其科研助手。当时邓先生布置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于是他花费了半年时间，逐条查找此书的史料来源，并写出《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 一文，这是他接触辽金史的最初机缘。但此后几年，他一度心有旁骛，直至1992年才最终确定了其学术坐标，说来不免有晚学之恨。 就在这一年，邓先生命他协助自己完成《三朝北盟会编》的点校工作。 在之后的五六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此书的整理与研究之中。据他后来回忆，那些年，他基本上是每年上半年做金史方面的专题研究，下半年则要点校数十卷《三朝北盟会编》，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及对宋代文献之熟稔主要就是在此期间奠定的，同时这也更坚定了其从事辽金史研究的信念，所以这项工作可谓令他终身受益。就这样，在邓先生的鼓励与引导下，刘浦江先生逐步走上辽金史学研究的道路。

先生常对我们学生说：“要做一流学者必须得有一门拿得起来的断代史或专门史作为看家本领，首先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才能谈得上向外拓展。”对于他而言，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无疑就是他最主要的学术阵地。

在先生看来，辽金史在中国史学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素以冷僻著称，“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从事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 。他早年以研治金史起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辽史，此后长期在辽金史学领域耕耘开拓，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公认为当今辽金史界的领军人物。对于长期沉寂萧条、只有数量增长而缺乏高质量的精品的辽金史研究现况而言，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称得上是别开生面，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具体来说，刘浦江先生对于辽金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辽金史上诸多关涉重大的核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完全是以问题为导向，据其自述，他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向来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 翻开先生的论著目录，我们会发现，他所研究过的辽金王朝开国史、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辽朝国号、部族制度、头下军州，金代户口、捺钵、财政税收制度等诸多问题，无不是辽金史上最为核心、关键的重大议题。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前人研究比较薄弱，甚至长期无人问津的。而先生穷尽史料，对此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清理，使我们对辽金王朝核心层面的诸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大大地推动了辽金史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

追求难度系数也是先生辽金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他长期关注辽金史领域内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曾总结有“辽金史上的十大难题” 。他的许多文章就是专门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做的实证研究。其中，最令先生满意的两文当数《再论阻卜与鞑靼》和《金中都“永安”考》。 阻卜与鞑靼之谜是困扰自王国维以来中外学人的一道世纪难题，先生通过全面考索宋辽金元文献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证明辽金史中的阻卜（阻 ）绝非元朝史臣凭空杜撰，该词源出契丹语，后为女真语所因袭，终于解开了这一百年谜团。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初，曾改燕京析津府为永安府，这是清代学者施国祁精心考证后的一个重要发现，这一结论虽已被辽金史、历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者视为定谳，但在先生看来，这个问题仍存有很大疑点。果然他的研究最终推翻了前人成说，证明“永安”一名乃是海陵天德三年所改的燕京新地名，所谓“永安府”事实上是子虚乌有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辽金史研究中是具有较高难度的，而先生却均能将其彻底解决，眼光之独到，考证之精审，论述之缜密，在辽金史学界实数少见。他的研究堪称是辽金史学“精耕细作”、向深度发掘的典范之作。

第二，拓展辽金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充分利用民族语文资料和跨学科知识进行历史研究。先生在谈及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时，曾说辽金史学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在材料和方法上寻求突破，前者除了指大力发掘传世文献史料之外，更要充分利用民族语文资料，而后者则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他本人的研究就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此二者对于推动辽金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在辽金汉文史料严重缺乏的状况下，契丹、女真文字资料的出现无疑给辽金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诚如先生所言，“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于是先生力图打破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将民族语文资料真正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上文提到的阻卜与鞑靼问题的解决，即全赖契丹小字和女真字石刻材料所提供的关键线索。而最能体现契丹语文资料之于辽史研究价值的，就是先生关于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 他通过对契丹大小字石刻材料所见契丹人名、字的考释，结合相关汉文史料，揭开了从不为人所知的契丹族父子连名制的奥秘，这一研究是运用契丹文字资料研究契丹史的力作，代表着辽金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因此，著名契丹语言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总结刘浦江先生在辽金史领域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用契丹文字研究辽史，刘浦江先生开风气之先”。

先生曾指出：“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就不乏运用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并升华问题的成功案例。如关于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除了利用契丹语文资料进行探索之外，它还是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作品。其文通过考释契丹文字发现契丹人父子连名的现象之后，又结合中外民族志资料与文化人类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父子连名制的具体类型和语言学、民族学特征，其学术意义和旨趣已超出了辽史研究本身，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又如《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这篇长文 ，在钩索宋辽金元及域外文献的基础上，充分结合考古学材料以及古今中外的民族志资料，对契丹社会的人殉制及北方民族的殉葬传统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割体葬仪”的概念分析述律后“断腕”故事的原型，同时又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辽金元“烧饭”之俗的含义界定及源流情况做了深入考察，其所涉学科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先生在跨学科研究方法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于辽金史研究的“学术突围”而言，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第三，能够将具体的辽金历史考证问题升华为牵涉全局、关照面广的中观或宏观议题。先生平日常常教导我们，在做微观具体研究时，绝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时刻有“上层次”的问题意识。所谓“上层次”主要是指在考证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能够以小见大，在一个更高、更广的层面申发其历史意义。这种能力正是先生的过人之处，他在做学术研究时，总能见微知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微观实证牵引出一系列中观或宏观的重大议题，从而大大提升了其辽金史研究的整体层次。如关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研究 ，他首先对金上京会宁府的国都地位及其真实形态做了细致的考证辨析，然后将其置于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下加以解读，进而揭示出北族王朝政治体制变迁的某些共性。其思路之开阔，眼光之高远，令人叹服。又如《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一文，以论证辽金两朝的德运之争为基础，进一步系统剖析辽金元明清历代对北族政权的政治定位问题，从而勾勒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充分彰显先生高瞻远瞩、把控全局的宏观思辨能力。他的这些成果将辽金实证研究升华为层次更高且具贯通性的历史问题，为辽金史研究整体水平的跃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刘浦江先生在辽金史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别开生面，为长期沉闷的辽金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辽金史上诸多重大问题均有相当精深的系统研究，并拓展了辽金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推动了辽金史整体研究水平和层次的提升。就这些非凡的学术成就而言，他不愧为当今辽金史学界的中流砥柱。先生曾对我们说，他毕生有两大心愿，第一就是希望他所做的辽金史研究能够超越此前的所有辽金史学者。不知在他心中，这一学术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了呢？

二 “旁通之道”：从宋辽金到辽金元

刘浦江先生研治辽金史二十余载，对于这一断代史的总体状况始终有着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一道永恒的难题，也是辽金史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根本症结所在。辽金史研究要想走出困厄，改变辽金史学的冷落局面，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寻求突破，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学术突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突围呢？其实，先生对此已有很成熟的考虑。

20世纪末，他在撰写王曾瑜先生《金朝军制》的书评时，就已对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做了深刻的反省，并首次提出21世纪辽金史研究的新出路，他概括为“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 据他解释，所谓“左右”，主要是解决史料不足的问题，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应该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蒙元、高丽、日本，尤其是宋、元文献，史料发掘的余地还很大。所谓“上下”，主要是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研究辽金汉制，不妨着眼于唐宋；研究契丹、女真制度，不妨从东胡系民族或清代历史中寻求答案。后来，他又将上下、左右这两个方向进一步阐发为“穷尽史料”与“旁通之道”这两条可能的出路。 关于“穷尽史料”，先生素以文献见长，尤精于宋元文献，故对他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学术自觉，无须赘言。在此，我想结合先生的学术经历，重点谈谈他个人的“旁通之道”。

先生指出，“旁通之道”的要义之一就是“突破断代史的藩篱” ，这其中又包含两层具体的含义。首先，辽金史研究绝不能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而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先生起初主攻金史，后由金史入辽史，并始终坚持二史兼治，自不待言。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他解释说：“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兼治蒙元史或民族史则可拓展学术视野，以收触类旁通之功，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不过，他自称：“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笔者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实际上，“旁通之道”不仅是他心向往之的学术理想，而且更是其努力践行的学术追求。

从先生的学术背景和实际研究来看，他始终与宋史有着不解之缘。他最初就是在邓广铭先生的引导下，通过在宋代文献中查找《大金国志》的史源以及点校《三朝北盟会编》这部宋人史籍而进入辽金史研究领域的。此后，他对宋史有着长期的关注，并致力于宋代文献及政治文化的研究。在他的论著中，就有若干篇研究宋代文献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三朝北盟会编〉研究》《宋代使臣语录考》。 在他所研究的宋代文献中，大多含有辽金方面的重要史料，所以他说“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可谓其研治宋史的经验之谈。

政治文化史一直是先生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因宋代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中具有重大的转型意义，故他对宋代政治文化关注尤多，且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影响最大的非《“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莫属。 此文对历代王朝用以阐释政权合法性的五德终始说之消亡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考，结果发现五运说之终结其实是宋代儒学复兴、道德教化的结果，并进一步指出其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均做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那些政治伦理观念后来成为元明清时期的普世价值观，这向我们指引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该文视野宏阔，卓有识见，论证分析鞭辟入里，解决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问题，故一经发表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先后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如今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的必读篇目。此外，先生还曾对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宋太祖誓约及誓碑之真伪等问题做过专题考察 ，亦为其宋史研究的精品之作。

由此可见，先生的学术领域实不限于辽金史研究，而是一直将宋史作为兼治的对象。尽管他曾谦称自己“没有打通宋辽金史的野心” ，但邓小南教授认为，其实“他心中是真正要把宋辽金进行通体研究的” 。在先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一书勒口处的作者简介中，他将自己的专业领域界定为“辽金史、民族史，兼治宋史”，这或许才是先生对自我学术定位的真实反映。

不过，随着先生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逐渐认识到，兼治宋史固然对扩大辽金史料范围及借助唐宋制度研究辽金汉制方面有所帮助，但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宋代文献中的辽金史料大多出自宋人的辗转记载，有许多以讹传讹乃至演义杜撰的内容，难辨真伪，而且缺乏涉及契丹、女真传统民族制度及核心政治议题的史料，故仅仅打通宋史，还不足以使辽金史研究全面走出困境。近年来，先生日渐意识到“旁通之道”的另一个突破方向——打通蒙元史的重要性。

契丹与蒙古同属北方游牧民族，两者在民族传统、部族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天然的共性。女真与契丹、蒙古的民族谱系虽有所不同，但金元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尤为密切，加之元代文献中也保存着不少辽金史料，因而打通蒙元史对于辽金史学者而言，或许是更为迫切的事情。对此，先生早就心知肚明，不过由于他最近几年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政治文化及思想文化史上面，故而未能集中精力开辟蒙元史这一新的专业领域。不过，其实先生近年也已开始尝试朝蒙元史方向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譬如，他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元代治河文献《河防通议》一书的源流及其内容做了详细探讨，并从中发现了金《泰和律令·河防令》的11条令文。 其尚未发表的遗著《历史是怎样写成的？——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是一篇纯元史的作品。此文对流传甚广的郝经雁帛书故事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辨析，最终探明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的书写过程。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仅仅是他涉足蒙元史的尝试之举，若天假以年，他或许会在这一领域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我印象中，大约自2010年以后，打通辽金元是先生训诫我们学生时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希望这个学术理想能够在学生身上得以实现，故思之深，责之切。出于这一目的，近年来，他指导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贯通辽金元史的题目。例如，他让陈晓伟博士研究北族王朝的行国政治，这就牵涉辽金元时代的捺钵、斡鲁朵、行朝等方面的核心问题。至于目前在读的两位博士生苗润博和赵宇，先生对他们的论文选题也有同样的要求，这也是他患病期间始终难以释怀的一桩心事。先生临终前，特意将二人托付给张帆教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张帆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地进入蒙元史领域，最终实现打通辽金元史的目标。先生生前的第二大心愿是希望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够在学术上超越自己，在他看来，贯通辽金元史是超越他的一条可行之路。

纵观先生的学术生涯，他虽以辽金史名家，但并不满足于在该领域内所取得的现有成果，时刻思考着辽金史研究的出路在何方。为此他朝各个方向努力践行着其所谓的“旁通之道”，从兼治宋史到打通蒙元史。他的这些探索为后来的辽金史学人指明了方向。

三 “入于汉学，出于宋学”：最理想的治学路径

刘浦江先生不仅学问精湛，而且还具有十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历史学界的整体面貌及发展趋向都了若指掌，并时刻反省自身治学路径所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目标。近几年来，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当今史学界普遍存在的“碎片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历史研究日益陷入碎片式的微观实证研究。一方面，研究议题越来越琐碎，大多热衷于对史事的细节考证和个案考察，缺乏全局性、整体性的关照；另一方面，专业分化越来越精细，各断代史或区域史之间壁垒森严，研究者往往穷其一生在某一领域内钻研探索，缺乏跨断代、跨区域乃至跨学科的贯通意识。这种倾向虽有助于史学研究的深度掘进，但也导致整体史学的衰微，宏观重大题材研究的缺失，从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边缘化”的现象，为史学界许多人士所诟病。

在这种状况下，历史研究者也逐渐分化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治学取向。一类倾向于毕生皓首穷经，以烦琐考据和微观基础研究自矜，其学问深度虽无可挑剔，但整体器局未免过于狭隘。另一类则坚持“宏大叙事”主题的研究，善于阐发义理，关注大理论、大关怀、大问题，格调虽高，但往往流于空疏。在有关史学“碎片化”的论争中，上述两类治学取向往往相互对立，彼此责难：前者讥后者疏阔，经不起推敲；后者讽前者细碎，上不了层次。这一现象颇类似于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几年前，有一次先生向一位考据学家请教问题，谈到某位以义理见长的著名思想史家时，那位学者对这位思想家的学问予以严厉批判、全盘否定，言辞颇为激烈。先生听后大为吃惊，目之为当代版的“汉宋之争”，并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正确的学术态度“应该是取其长而弃其短，追求互补，若是矜己之长而攻人之短，势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

此后，他就时常思考史学“碎片化”及“汉宋之争”的问题，并考问自己，历史研究者究竟应该追求怎样的学术境界。在他看来，要成为一流学者，既不能陷入“碎片化”的史学不可自拔，也不可执拗于汉宋门户之见，而应兼容并蓄，博采众长。2014年3月22日，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第十届史学论坛的开幕式上，先生就此话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论学术的讲话。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其认为最理想的学术研究路径精辟地概括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这可谓是先生对其一生学术经历及思考心得的高度提炼，需要加以详细解读。

先生所说的“汉学”是指清代乾嘉以来形成的考据之学。他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也唯有做实证研究才能真正进入史学的大门。由“汉学”入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其一，可以充分接触历史文献，接受全面的文献学训练，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其二，养成实证研究的习惯，今后即便研究宏观问题，也能在具体论证时脚踏实地，避免天马行空般的自说自话。这两点意义是先生十分看重的，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种路数。他早年通过文献考证研究走上史学道路，练就了极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考据功力， 他的所有研究无不是以扎扎实实的考证为基础的，同时这也是他在培养学生时，对我们的一个基本要求。

“入于汉学”一语比较容易理解，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学者进入历史学领域的一般路径。不过，对不少人来说，一旦入门可能就意味着学术畛域与路数的基本定型，今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在先生看来，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或重复一种学术路子未必是什么好事，可能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 ，因此他时常思考如何突破自己的学术瓶颈，追求更高的目标。“出于宋学”就是他认为最理想的一种学术境界。

这里所说的“宋学”可泛指与考据相对的阐发义理之学，然就具体的史学研究而言，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研究全局性的宏观问题，二是研究跨断代、跨区域甚至跨学科的重大题材。先生认为，当一名学者进入学术成熟期之后，就不能再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做鸡零狗碎的烦琐考证，而应尽量做有分量、有影响的“大文章”。那么，怎样才能做出“大文章”呢？这就要求史学研究者一方面要“小题大做”，在从事微观研究时，注意其背后能否牵引出更高层面的中观或宏观问题，此即上文提到的“上层次”；另一方面又要“大题大做”，突破断代史、区域史以及传统王朝格局体系的藩篱，关注和研究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脉络中重大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不过，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因学力尚浅，恐不足以把握牵涉面广的大问题，故可先从“小题大做”入手，但中年以后就必须朝“大题大做”而努力。 以上谈到的这些就是所谓“出于宋学”的基本内容。尽管先生明确提出这一主张时间较晚，但事实上，他早已在其学术研究中默默实践着这个治学理想。上文谈到，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多具有“上层次”的问题意识，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映。在此，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他在拓展学术视野、研究宏大问题方面的心路历程。

大约2000年以后，先生逐渐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辽金史的束缚，开辟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他一直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兴趣浓厚，通过研究辽金王朝德运之争与正统性问题这一契机，他敏锐地抓住了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传统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重大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有关辽金正统及“五德终始”说终结的两文之外，还有《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与《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 。若将这四篇文章整合起来会发现，他为我们勾勒出了以王朝正统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自魏晋以降直至明清的整部发展演变史 ，展现出其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宏阔的学术气局。近年，先生又申报了题为“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以华夷观念为中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将其研究议题转向思想文化史方面，对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华夷观念及政治遗民等问题亦多有关注，并在远离他自身专业之外的领域做出了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他新近发表的文章《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竟是一篇近代史研究的作品。此文深入剖析和解构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色彩被不断涂抹的经过，以及国民党对洪杨、曾胡政治立场的复杂纠葛 ，颠覆了人们对此问题的传统认识。该文发表后，赢得了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好评。一位中国古代史学者能够做出这样既有深度又有思想的近代史研究论文，殊为难得。这篇文章再加上他病中刊出的另一篇《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 ，共同为我们揭示出自明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生长过程，这种研究思路正符合先生“出于宋学”的治学理念。

先生在做学术研究时，习惯将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心得体会随时记录下来，以备日后总结反思，从中我们得以了解他学术探索的轨迹。前些年，先生曾摘录了几段日记总题为“心路”，分享给我们学生参考。当时他正在着手做明清华夷秩序方面的研究，在2011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近两日反复考虑，决定先做两个题目，一是“从明代的华夷之辨到清代的华夷秩序观”，二是“文化认同与政治忠诚——遗民问题研究”。主要是考虑到这两个题目都涉及元明清时代，有些问题还有交叉或关联，所以在读书搜集材料时不妨一块做，既可以提高效率，又能相互观照。

这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前一个题目可能需要一直梳理到民国时期，材料、问题、学术史都很陌生，不过这对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是非常有利的。准备拿出半年时间来读书找材料，寒假能动笔就不错了。

研究这样宏大的问题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符合严耕望先生中年时大题大做的主张。一定要坚持几年，把这本书写出来。

从这则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敢于挑战陌生领域的勇气，“大题大做”、研究宏大问题的意识，以及坚持不懈、持志恒定的决心。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摸索，他最终选定乾嘉时代“倒错”的夷夏观问题作为切入点 ，开启他的系列研究，此后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等文章都是由此生发而来的。可惜先生列出的研究题目还有很多，但天不假年，他永远无法完成这部最能体现其学术高度的书稿了，这不啻为一个巨大的遗憾！在了解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些心路历程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提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理想治学路径绝非信口开河，而实为其苦心孤诣得来的至理箴言。

还需一提的是，“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不仅是先生个人的学术理想，也是对我们学生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他日益感觉到我们学生目前所做的研究也明显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尽是些微观考证，宏观思辨能力严重不足，故而在这三四年中，他指导学生时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要努力“上层次”、提高思辨能力，甚至到了耳提面命的程度。这也是先生对我们最为不满和揪心的一件事情，甚至病中他还群发短信训诫大家说：“《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连续刊载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的笔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虽然我本人的学术路子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在反思，是否我培养学生的方法比较容易导致这种倾向？你们都应该警惕这一点。”可见这件事确实是他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我想在这世上，恐怕只有先生才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指陈我们的缺陷，他培养学生的方法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学术视野不够广、人文关怀不够深、思辨能力不够强。言犹在耳，先生的这一番话会一直鞭策我们努力提升学术研究的层次，调整学术路子，最终成为他所期望的那一类学者。

先生虽由“汉学”进入史学殿堂，并长期在辽金史领域耕耘，但他始终认为学无止境，一名优秀的学者不能将自己限定在某一固定的畛域，复制着同一种学术路数。所以他开始毅然决然地走出辽金史，努力探寻多元的研究路径和恢宏的学术格局，并通过“出于宋学”，进入一种通达的学术境界。邓小南教授这样评价先生的学术：“浦江一方面学术敏感性、悟性突出，另一方面学术自觉性、自律性很强。他对学界整体脉络、演化趋势的把握，以及对个人治学目标、学问路径的认识都了然于胸，毫不混沌。……他希望挑战重大题材，追求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 陈侃理博士则称刘老师一定是“以通儒自期的” 。这些评论对于先生而言，是十分允当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悟性突出、自律性强、对自我学术路径有长远规划的“通儒”。

四 学术的尊严与品格

刘浦江先生在学术事业上成就斐然，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绝不是一个只待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王子今教授即回忆说：“作为胸怀正义的学人，他对于社会情状和民众生活，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内心在应当关切的时候是关切着的，热血在应当沸腾的时候是沸腾了的。” 尤需一提的是，先生对当今的学术环境更是有着十分透彻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这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学术品格。他的这些思想在其所写的学术随笔中表露无遗。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先生就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唐突历史》 ，对现代中国的整体学术环境以及历史学家的价值取向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几乎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国家、民族利益，乃至个人感情。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从武则天的历史评价到岳飞的种种是非之争，皆可描摹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这其中还牵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评判问题。尽管近30年来，历史学与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非历史倾向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往往牵扯许多经济利益、地方利益，从而渐渐失去了学术的味道。最后，他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尊重历史，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信条。”基于尊重历史、尊重学术的精神，他呼吁历史研究者都应该做“独立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理想境界应该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超脱于政治、民族、种族、国家、宗教信仰以及个人情感等等” ，研究客观真实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历史学家”。

说起独立的史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称于世的陈寅恪，而先生也写过《正视陈寅恪》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其对“独立的历史学家”的看法。 他认为，陈寅恪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所以他一向不赞成史学为××服务、与××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知识分子应具有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胆识。至于历史学家如何养成独立的学术品格，他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同时，他还严正指出如今的史学界之所以再难见到陈寅恪这般气象恢宏的大师，症结就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这一席宏论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扣人心弦。在他眼中，史学研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不容许为政治所左右，这就是学术的尊严。置身于当今的时代氛围之下，固然需要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学术环境，但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要努力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维护学术的尊严，做“纯粹的学者”。

先生曾说，一个人文学者的最佳境界是“能够完全凭着学术的感觉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而不必有其他任何功利的考虑掺杂其间”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同时也以此要求我们学生。2014年夏，我与陈晓伟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当时先生正在接受化疗，他对我俩放心不下的是，担心我们今后处理不好学术研究与申报项目之间的关系，于是特命我们将今后若干年内准备研究的课题以及申报项目的名称、时间逐一胪列出来，发给他过目把关，并于2014年10月7日发来邮件，告诫我们说：

有一点要特别提醒你们，以后无论申报什么项目，一定是自己做过的或是近年打算做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题目。绝不能为了拿到项目，什么题目容易获批就报什么题目，项目要服从自己的研究计划，而不能让自己的研究计划去迁就项目。不能为钱活着，学术事业才是第一位的。

这番话是先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他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活，学术事业高于一切，他的所有研究都是他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题目，毫无功利之心，完全出于对学术的敬畏和尊重。

先生对学术的尊重与执着，还表现在他平日的为人处事之中。无论是研究生招生，学位论文答辩，还是各类评奖评审，处理行政事务，他都始终坚守学术原则与道德底线，坚持纯学术的价值观，这在他去世后许多师友的纪念文章中已多有提及。 在此，我想不妨再举一例。2006年至2010年先生受命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他见到每次学校公布的中标重大项目及各类科研奖项获奖名单中，各课题组成员排名前列的大多都是学校各职能部门及院系的行政领导，他对此极为厌恶反感，认为这种领导挂名的做法纯属投机行为，严重妨碍了学术的公正性。因此，他以身作则，严正声明自己在任期间绝不参加任何评奖评选。而每当历史系需要参评校内外各级奖项时，他总会按照学术标准，积极主动地在系里物色最有实力获奖的老师，千方百计地动员他们参评，故凡经他手参与的评奖活动，历史系老师几乎都能获奖。他用事实证明，学术可以不趋炎附势，学术标准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

谈到先生的学术态度，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他对自己学术事业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众所周知，先生只有本科学历，没有继续攻读学位。据其亲友回忆，他之所以没再拿学位，并不是能力不济，而是对现行专业人才培养体制的不满和抵制。 他坚信凭着自己的资质、勤奋和汗水，照样能够在学术上出人头地，要靠自己的实力正名，而不需要用高学历来装点门面，同时他也认为这个社会毕竟尚未沦丧到学术标准尽失的地步，他相信至少在北京大学不会以学历取人而埋没其学术事业。正因如此，他在《正视陈寅恪》一文中，不禁流露出对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众多名牌大学而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的艳羡，以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竟肯给这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发导师聘书的赞赏。邓小南教授曾劝先生趁年轻在职申请博士学位，他却简洁明了地回答：“我不相信北大也没有学术判断力！” 后来，果不其然，他凭借着自身的学术实力，跻身一流学者之列，顺利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或许唯有北大才能做到不以学历取人，不消说这是北大值得骄傲和坚持的优良传统。

另外，还有一事也能鲜明地反映出先生自尊自强的学术品性。在他第一部论文集《辽金史论》自序的结尾，有这样一段令人振奋的话语：“曾有人建议我请一位前辈名流为这部论文集作序，被我断然拒绝了。我想，既然是学术著作，何须来这种俗套？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即令有名家捧场又能怎样？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但无论如何，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写下了这篇自序。”言辞中充满了对学术的自信和内心的坦荡，显露出未来辽金史研究“舍我其谁的霸气” ，这就是先生的个性。

其实，在先生身上还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如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处事公正严明、耿介不阿、淡泊名利等。这些纯正的品格归根结底，大多源自他对学术的那份尊重。我想说，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学术的尊严，同时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尊重，有人称他为“真正学者的表率”或许就有褒扬其学术品格的涵义。

纵观刘浦江先生的学术人生，他在邓广铭先生的引导下走上辽金史学道路，凭借着勤奋、笃实，在这一领域内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并从长年学术研究的心得体悟中提炼出若干重要的治学思想。无论是辽金史研究的“学术突围”，“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还是对“独立的历史学家”的阐述，都是他带给学界的理论建树和精神遗产，展现了其过人的学术悟性和高洁的学术品格。此外，先生还特别重视学生培养和学术传承。为培育新一代辽金史学人，他在指导研究生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呕心沥血，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不仅手把手地教授学生如何做史学研究、如何写作专业论文，而且还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制订长远的学术规划，描绘着未来的学术蓝图。在先生的价值观中，他把培育学生、传承学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正如先生所言：“我未竟的事业有人传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刘浦江先生学养深厚，思想深邃，本文所述仅为笔者的个人观点，恐难窥其万一，持论亦未必公允，谨在此表达弟子对恩师的无限哀思与怀念。 E0HE/Q3Yy2bx4BY2EcdamiqYRsY9n4qBWZEUxNilTfM8Rd16uSrhmLydeTcP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