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进创新理念来看待社会的参与机制创新

香港港专学院副教授 陆德泉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推进创新理念来看待社会的参与机制创新”。现在很流行讲创新，那么创新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谈的？我们从原来理念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当前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当中，有基层村民自治的行政化、干群关系恶化、干部与群众关系疏离等等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参与了许多国际发展合作的尝试，当时比较流行的PRA农村评估很重要，在座的许多老师、专家都有研究，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希望通过农村评估的方法来解决贫困人群的需求。2001～2010年的扶贫规划中都将参与式扶贫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对于这个参与式的尝试，在2000年就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批评，在国内实践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反思。在国外，西方国家有对参与式发展的反思，他们提出参与的暴政，正如刚才杨静女士提到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真正的对话，只是你来参与我的程序，很多东西都是我事先设想好的。那么怎样对待这个反思和民主呢？2009年国际人类学大会，有一个反思参与性发展的主题会，用反思来阐述发展，提出很多的反思。民间实践反思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发展合作，强加于中国的伙伴。上次我们参加的培训，就有很多国际机构资助的强加。

第二，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指的是不符合国情，比如说很形式化和程序化，很多情况下都是参与式专家的主观与武断，表面上是说参与聆听，其实他的主观来源是非常强的。

第三，从政治的角度，关系村支两委。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一个新的项目，主要是找乡政府到村支两委去聊，往往是不经过老百姓同意的。讲到行政主导过程，很多事情是不跟老百姓谈的，等到需要老百姓了再去谈，所以另起炉灶的问题可能引起合法性置疑。大部分炉灶根本支起不来，原因是村支两委背后操作，有些炉灶暂时建得起来，但之后被村支两委排挤。

第四，参与都缺乏持续性，项目结束，管理小组也就随之结束。

参与式扶贫规划在官方机构实践的反思也有一些，与行政主导文化相矛盾，比如一个月之内必须把全村的治理规划拿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

关于村庄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个是社区主导型发展，像世界银行、国际扶贫中心，还有NGO等等。另一个是外源性发展与内源性发展，外部地区多不可靠，缺乏持续性，那么内源性发展，我们看到一些比如山西永济农民协会、安徽阜阳南塘农民协会，只能说这种骨干是可遇不可求的。最后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的机遇，从政策上可以看到很好的发展趋势，比如在民政部的三社联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环境中，恢复与重建基层自治。可以通过农村社工协助社区成员主体性的发展，提高社会活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好政策环境，在扶贫政策中尊重扶贫主体，强调对社会参与机制的创新。社会工作人才建设规划中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参与农村扶贫，以及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都是比较重要的机遇。

在社会参与的领域和机制里面，可以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以避免出现毕节留守儿童自杀等现象。另外，还有如何促进社区成员的自组织、乡土或民族社区的社会组织（藏族的箭会、苗族的议榔等）；社区参与的社会互助：三留人员；经济生产的合作：农民合作社；文化生活方式：传统文化艺术与信仰；社区的参与式治理，等等。

最后我再谈几点挑战。

第一，无论是三社联动，还是扶贫联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如何把握这种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度呢？

第二，民政主导的内在矛盾，民办农村社会工作、行政农村社会工作与扶贫机制的协同问题。还有就是现在农业试验区遇到很多空头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来推动这样一个能动性？还有就是传统文化、宗族与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张力与矛盾，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村两委的关系，如何回到农村善治的机制等问题。

针对农村社会工作从扶贫到大扶贫的角色与实务要求转换，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把它做得更好。 ySN6Rdh0eN6JqlFs0wGI8iusnpO2GDz5HyqIuuHwmH3jwiaIwkqAkjxio9MoMM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