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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北京近邻”理事长 杨静
我选择一个非常小的题目。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基于我在这个领域研究了多年，发现有一个问题，这几天我一直在听比较大的构建工作，反贫困怎么做，生态文明怎么做，可是最后如何落实，如何实践出来，我在琢磨如何把这些理论对接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如果生态文明、反贫困是一座大厦的话，那么我们这两天的发言就是从各自的不同角度，构建不同的大厦。我今天选择的这个“提升实践者的对话能力”，就是构建大厦的那些泥沙，就是如何把这些大厦用各种板块、用泥沙可以细致地对接出来。大家都知道如果泥沙的质量不好，就会影响到大厦构建的质量，所以对话就是一个泥沙。
今天早上王春光教授和向德平教授提出来增能赋权、平等互动、协商共治等，梁军老师提出在农村跟村民平等对话。所以我今天选择的对话也是起到构建大厦的泥沙作用。到最后的黄承伟先生，也注意到我们非洲朋友，我是到这边才知道有非洲的朋友参加，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将来是否可以运用到非洲。黄承伟先生总结说，我们会议结束后回到北京，可以做更细致的沟通与对接，我觉得这就是对话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对话，我们中国这么多的经验，如何对接到非洲，那非洲人的经验是什么，基于他们本土的经验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更细致的交流，将无法实现了解基础上的对接。我们的这些经验来源于我们的土壤，我们通过实践得出的经验，能不能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也需要经验的细致对话才可以知道。所以，我今天选择的主题就是对话。
为什么对话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于听话，我们也是在训话的过程中长大的，也经常被找人谈话，但我们很少进行对话的学习。所以当参与式扶贫、协商共治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概念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参与式、协商共治都可以变成一种操控和一种主宰式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话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民主建设这么多年，发挥群众的主体性这么多年，但我们的主体性仍然表现不出来，民主意识仍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我们在细致的操作中没有操作的人，没有人反省自己的操作方法。
是真的进行参与了吗？是真的进行对话了吗？我们没有这样的训练，也没有这样的反省，所以我认为对话不是简单地回话和沟通，也不是咨询治疗，也不是教师为了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的参与式讲授，也不仅仅是我们讲的参与式扶贫中的参与这么简单。对话是一种认知方式，是要进入两个彼此不同的文化中间去，是要在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形成交流、达成共识、相互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两个不同认知方式的问题。那么灌输式和对话式使用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灌输式最终是强化人的驯化和顺从，人的固化和愚民，民众永远是等待着专家来解救和帮扶的角色。对话则可以破除这种神话。然后以民众真正的创造力为主体，把人放回到实践中。那为什么要对话？我刚才讲对话有很多的好处，它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改变，对话的过程对对话双方来说都是教育过程，产生自己和对方一起改变的效果。只有对话才能产生对彼此的深刻理解，只有彼此理解才能产生尊重、民主和主体性发挥等。
所以怎样对话？我们所有做扶贫工作的人，要“谦卑”、“对对话的人有高度的信心”，不要觉得人家什么都不懂，愚昧无知，你有你的知识，人家有人家的知识，要对对话产生高度的信心。我们有可能对一个异文化或不同文化不理解，就很难进入对方的境界，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梁军老师有20多年的实践，他们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爱和谦卑，最后让民众生产自己的知识。我觉得只有那种主体性真正体现出来，把乡村做成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真正的社会治理和文明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