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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梁潄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张兰英
20世纪90年代，我最初接触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是一位前辈晏阳初先生，到现在已经了差不多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做了很多的实践工作，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时代变化，可能在座的一些年轻人没有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路走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中国在减贫过程中，很多农村人口都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提升生活质量，我们也强调“三生”融合的发展，就是强调生活、生计和生态的共同发展，也强调从第一产业单纯的生产，到第二产业的加工，再到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融合，希望通过此种融合发展的方式能够为农民增加收入。过去存在的城乡差别，现在正在采取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理念来解决城乡差别的问题。当然我们也面临环境资源的退化问题，于是现在就提出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的观点来。
整个发展趋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这就要看我们该如何来建设我们的乡村，过去一百年的乡村建设创造了奇迹，让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创建美丽乡村。某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乡土社会因客观上具有“风险对冲机制”和“稳定器”功能，因而仍然是当前应对全球化风险叠加的挑战下发挥“政府主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最佳领域；当前亟须在构建乡村良性治理结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功能，当然这个也是目前乡村建设的重要作用。
中国乡村建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从20世纪开始，当中国面对着外强的欺辱时，中国乡村有很多的仁人志士，也包括政府以及民间学术界的一些尝试。如张謇，他通过南通实业治理，从教育入手，发展村落主义；晏阳初从县的层面进行定州试验，在县级综合发展中进行治理；梁漱溟是“以学代政”，在村庄进行村治；卢作孚先生在重庆北碚进行镇治试验，他最早提出的乡村现代化。
20世纪初，当代的乡村建设也是由三农专家引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多层面的、关注农民发展的合作社，以及如“爱故乡”之类的寻根活动。当然也建立了一些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这些机构主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我们在前一个环节中谈到的减贫、开放式扶贫，都需要乡村建设团队。乡村建设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它能够广泛动员社会的参与，同时推进城乡的互动，共同实现“中国梦”。所以它可以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在农民的主体参与方面，通过组织化建设、社会化的参与以及城乡互动来推动。
当代的乡村建设针对不同人群，包括大学生、农民合作社、城市消费者等，通过社区扶持农业的模式，参与支持农业发展。另外对于进城务工的新工人致力了更积极的文化建设、“爱故乡”的文化建设工作。
现在社区治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成本最低，收效最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遵循多元文化为根——中国文化是五千年的农耕文明，我们的根在农村，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怎样把乡村文明进行发扬和传承。另外就是互助合作为纲——综合合作社的推动和发展，在农民满足社会生产的同时，可以在农民居住环境的生活条件方面进行发展。最终是要实现人民生计为本——主要是实现社区资源主权、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知识生产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我们希望通过历史上乡村建设，以及国际上乡村建设的比较及研究，对当代乡村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也相信乡村建设通过各方力量的融合，能够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平等，获得共同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持续地提升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在社区中有自主权，并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获益。最重要的是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性角色，有效解决农村治理中的问题。
目前我们希望在推动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在“生计、生活、生态”的框架下推动“三化”。第一，以合作社财产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农业三产化”，以实现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发展。第二，以服务本地、绿色生活为基调的环境生态化，建立生态家园，将农村现有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生态资源，转化成扶贫生态的再生价值体现。第三，要培养以现代农民、建设美丽家乡为内容的社区人文化，能够引领大家促进合作，来培养美丽乡村建设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