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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特聘教授 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杨庭硕
今天回到贵州民族大学，也就是回到家了，很高兴！我就讲一个紧迫的问题和两个很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现在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随着时代推移，随着国际国内的环境变化，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我们对一些政策应该要考虑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是当代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之所以紧迫，就我们的观察而言，目前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调整、调控的必要性，所以说它很紧迫。
正好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乡村治理、反贫困，这恰好是执行政策的，而且大家如果这样讨论的话，很快就会回想起来。改革开放前的扶贫、农村社会治安治理，那个时候全国皆贫困。所以，在那种情况下要扶贫，当然得有补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要搞市场化，当然就得考虑是“输血扶贫”还是“造血扶贫”，更重要的是要搞市场扶贫。扶贫理念虽然有变化，但变得不彻底，其实是我们在精准扶贫方面做了很多自相矛盾的事。
十七大以来，共产党提出要搞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大好事，但是大好事背后对我们的扶贫工作、给我们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严峻的挑战。什么是生态文明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怎么扶贫？这是亟待解决、亟待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很难找到这样的答案，这就可怕了。所以我建议以后的扶贫都称之为“生态扶贫”，否则就和党中央不一致了。但这是我的杜撰，欢迎在座的各位，也欢迎全国的各位学者提出批评建议，我们总能给它起一个恰当的名称，这样我们的扶贫才能落实在点子上。
我这次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总共坐了十次出租车，每一次都会问出租车司机。
“你知道什么是生态文明吗？”“不知道”；
“你知道中国的农业产值和美国的相比哪个高啊？”“美国高”；
我再问他“中国的亩产量高还是美国亩产量高呢？”“美国高”；
我问“美国人有钱还是中国人有钱？”“美国人有钱”；
“中国农民的补贴和美国农民的补贴有多大差异啊？”“不知道”。
这一切都应该是开放透明的。如果我们的民众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常识性的了解，甚至不知道美国公民的农业补贴是1750美元/年，日本更夸张，达到2900美元/年。中国的三农是怎么补贴的？如果这些都不知道，那我们的扶贫工作该从哪儿着手呢？靠农民种粮食吗？我们要面临国际粮价竞争，中国的粮价都敢翻一倍，但是你要放弃，因为亚非拉还有人等着吃饭呢，不能这么做。那么中国的粮价能不能提高呢？也不能提高，如果提高就好像是中国共产党出现错误，不保证基本生活一样。这类问题如果不能以生态文明的视角给予一个全民性的普及教育，我看极为可怕。事实上生态文明不是党中央靠脑袋想出来的。几年以前，就已经提到生态文明的概念，澳大利亚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现在的生态文明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还准备办一本杂志，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它正在办理当中。
生态文明的本质和工业文明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我们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下来怎样看待反贫困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生态补偿”这个词，大家如果查一下互联网，看一下英文单词，就看到单词不是生态补贴，它是生态服务的支付，哪里来的补贴呢？这个概念不搞清楚，我们生态文明怎么搞呢？事实上很清楚，如果我们能够像美国那样补贴农民，那就根本不需要我们扶贫，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建议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能不能把生态文明当做一个专题去研究，先把这个弄清楚，再来谈扶贫可能会更好。
下面再谈两个问题。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讲到的，任何东西它必然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结合，但是它忽视了一点，我们的农民在种地的同时，他也在维护生态平衡。卖东西都要用钱来实现它的价值，但是提供生态文明没有使用价值，这是亟待解决的敏感问题、必须着手回答的问题。
另一个是过去的自然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总是把看到的自然生态系统认为是纯自然的生态系统，其实不然。湖南、贵州、云南、广西，为了生态文明建设，普遍种植竹子，种了竹子之后，不许砍、不许用、不准动物吃，结果不到七年，全部的竹林都枯死，为什么？没有人维护，劳动力没有进行投入，种了等于白种。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要维护的生态，是人类劳动投入的生态，而不是超自然的生态。按照这条路线，每个乡镇都可以拿到生态补贴，咱们扶贫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