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教授 王春光
我和贵州合作多年，也算是贵州人了。我今天的题目是“扶贫开发和增能赋权”。大家知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扶贫开发非常重视，我相信未来会有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投入。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国家的大量投入当然是好事，但我担心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是否有能力消化这些投入。围绕这个问题，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作为研究议题的增能赋权。因为大家都知道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这个角度来讲，贫困主体的能力跟权利非常重要，我们说为更多的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么他们是不是有能力接受？社会的这些服务是不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两个问题一直是我们反贫困研究当中需要考虑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很饿，突然有一顿饱餐，饱餐如果吃得太多的话，可能就会带来其他毛病。这个事实凸显出的道理是：只有贫困者自己才知道自己该吃多少合适，他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他自己想吃的。这两点我想是我们以后在推进反贫困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
第二，我们现在看到关于贫困地区在反贫困方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贵州也是如此，如合作社的成功。但也有大量的我们看不见的或者我们往往忽略的，不去总结的一些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案例。失败案例的失败表现在什么地方？首先是供需不对接，如一些扶贫项目根本就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或者水土不适，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其次，扶贫的瞄准机制有问题。我们的扶贫对象是什么？只有将扶贫对象弄清楚，然后才能使扶贫项目很好地落地。否则，我们现在的扶贫力度越大，基层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就越大。贵州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说，有些项目我们是真正不想要，不想接；有的接了以后中途提出来说能不能退回去？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资金投入使用，规定都特别多，各种评估、评审、监督，而且时间也有限制，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如果不完成这个项目就是你的责任问题。那么最后的考核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扶贫项目审批程序很复杂，项目下来要层层审批。一是本来种植的扶贫项目春季是要种的，结果到秋天才审批下来，秋天审批下来到冬天才种，根据常识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不成功的，种下去就死了。但是基层干部就说我要完成这一年的任务，我必须要种，农民也在这个压力下随便种一下以敷衍了事。二是很多项目下来以后，我们只重视项目建设，不重视项目建成之后的后续支持，这就是生产性的公共服务跟不上，也没有市场开发、技术指导等方面内容。还有就是农民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对于项目在没有产生效益的时候，农民没有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如种果树，至少得是三年四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替代的东西，如果他的这片土地种了果树那么他的替代性物品是什么，这三年内的收入靠什么？所以有些农民就开始取巧，我不把好的土地给你，我把果树种到贫瘠的地方，贫瘠的地方水土是有问题的，等等。这些东西就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三是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口有机构成。因为大部分人员打工外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扶贫项目就无法落实，地方政府就只能找大户、找能人来落实项目，最后一些行政干部也参与到里面，这就产生利益如何配置的问题，从而也就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主体的基础性问题。
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农村扶贫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扶贫开发过程中的增能赋权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长时间的更多主体参与。首先要照顾到农民想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有没有这种能力，他们的声音要表达出来。所以合作参与很重要，应该把村庄作为合作的团队，如果这完全靠政府去做事情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府追求的是效率、是简单、是落地，它需要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的支持，帮助他们接受、消化、提升扶贫的能力，而且要参与到整个过程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叶部长也讲到开放问题，我们对外部开放、对企业对市场开放，更重要的是要对老百姓开放。扶贫主体要开放，不能把扶贫主体排除在外部。所以我们和孙兆霞老师的团队一直都主张，在扶贫过程中，必须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重头，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共赢的局面。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是参与和能力建设，就是增能赋权，那么赋权机制怎么建、路径怎么走，这里有很多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性的内容，不是一时就能够说清楚的。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谈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