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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法西斯逐渐走向灭亡，美、英、苏战时大国合作难以为继，双方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的距离和差异，成为评判战时盟国分歧与利益纠葛、分析战后美苏关系走势、确定战后欧洲势力范围的重要标准，美苏双边关系出现了质的变化，分歧多于合作，矛盾多于妥协，双方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几乎都产生了严重分歧与冲突，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出美苏双方战时所达成的所有协议的范畴，战时美苏联盟分裂不可避免。
面对分歧，美苏双方都采取了强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1946年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发出“长电报”，提出对苏联遏制思想开始，杜鲁门政府遂以“遏制”与对抗为主题，全面炮制对苏冷战政策与安全战略。《关于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建议》是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发表的一篇国会咨文，该文发表于战后初期美苏政治关系日趋紧张之时，发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大力援助希腊、土耳其，稳定两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削弱两国的共产党力量与社会主义影响，防止两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该文中，杜鲁门在表示美国政府援助希腊、土耳其的决心的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美国控制世界霸权、全面维护西方世界秩序的政治野心，以此为契机，杜鲁门政府开始了其冷战外交的新尝试。
众所周知，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胜利推进，苏联红军深入欧洲腹地，在战胜德国法西斯占领军的同时，也帮助东欧、南欧国家陆续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谁占领的国家就属于谁”，东欧、南欧各国都陆续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开始突破苏联一国范围，在欧洲扩展。
很显然，东欧、南欧政治形势的发展，使美英等西方国家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战时西方国家与苏联就欧洲势力范围所达成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约束苏联在东欧、南欧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战时大国协议形同废纸，美英试图以此保有西方国家在二战前在东欧、南欧国家的势力范围与影响，或者与苏联达成某种欧洲势力范围的均势，这一设想完全无法实现。为此，美英等国不得不改弦更张，调整其对苏战略，以强硬和对抗，代替大国合作与大国一致，以强硬的政治与军事姿态，逼迫苏联在欧洲各项事务上进行合作。
事实上，一俟二战结束，欧洲旋即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部分，一方是苏联以及受苏联影响、控制的东欧和南欧国家，另一方则是西欧、北欧以及立身其后的美国，对阵的双方围绕德国的占领与分治问题，围绕东欧、南欧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归属问题，在欧洲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向东欧国家实施政治和经济渗透，苏联则寸土必争，全力回击西方国家对东欧国家所实施的渗透，而东欧、南欧国家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对策，一方面全力稳定东欧、南欧业已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另一方面试图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联盟，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影响。南斯拉夫等国不仅试图建立巴尔干联盟，而且积极支持处于西方势力范围的南欧国家的共产党，如希腊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欧地区的冷战矛盾与对立。
二战结束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发展迅猛的政治环境下，希腊爆发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使英国在希腊的殖民统治岌岌可危。尽管英国全力以赴，不断向希腊增兵派将，但却始终无法平息希腊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在冷战思维的主导下，英国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苏联全面控制欧洲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英国害怕一旦希腊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就会在西方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欧洲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因此，英国将能否稳定和控制希腊局势，不仅视为维持其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还将其视为阻断苏联实施“进一步侵略行动”的重要步骤。
1947年2月21日，英国向美国发出照会，声称鉴于英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与财政困难，决定于3月底之前结束对希腊的各种援助，希望美国政府就此接过援助希腊政府的责任，承担起保护希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美国统治集团尽管渴望就此接管希腊，接管英国在欧洲长期经营的统治和领导权，但杜鲁门政府却对英国的请求非常谨慎。美国既不想由于希腊问题而激怒苏联，与苏联全面摊牌；也不愿意为维护英国旧的殖民体系而出钱出力。最后，在全球主义战略的主导下，杜鲁门政府最终决定对希腊、土耳其实施援助，以抗衡和阻遏苏联对欧洲的“染指”。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国会发表咨文，提出向希腊、土耳其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建议。这篇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杜鲁门详细介绍了希腊的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状况，特别是希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战争灾难，同时强调了美国援助希腊的种种原因。
杜鲁门强调，战争全面摧毁了希腊的铁路、道路、港口以及交通，希腊成千上万座村庄毁于战火，许多儿童被传染上结核病，牲畜已经销声匿迹，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国库所剩无几，国家政治秩序极度混乱。希腊无法从任何国家进口所需要的基本物资，无法支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希腊必须得到外来援助，否则无法解决国家的重建问题，无法重新振兴其经济。
更严重的是，希腊现在受到数千名武装人员所实施的恐怖活动的威胁，这些武装人员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反对希腊政府，蔑视政府权威，这些武装人员活跃在希腊北部边境，特别是活跃在希腊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边境地区。尽管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就这些事件展开调查，但这一过程会非常缓慢，而且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所提供的帮助，实际上并不一定符合希腊的需要。希腊军事力量弱小，部队装备很差，因此它亟须得到援助，恢复政府的威信。
虽然英国过去一直在帮助希腊，但它现在已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财政与经济援助，它不得不削减其对希腊的援助，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希腊的重建。因此，美国必须向希腊提供援助，使希腊政府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援助，提高其社会公共管理质量，实现国家的自我支持，建立一种健康并且繁荣的民主体制。美国在联合国发挥着领导作用，其宗旨是保证所有成员国的自由和独立。因此，美国极其愿意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回击世界上存在的侵略行为和独裁统治，这也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以及国际和平。
杜鲁门强调，希腊政府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它始终存于民主体制的框架下，其缺点为大众所见，并且能够得到纠正。大多数议员都是在希腊最后一个选举年通过选举产生的，选举公正而且透明。因此，虽然希腊有时可能会采取某些极端做法，有时表现得非常糟糕，有时政府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美国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帮助其发展。
在第二部分，杜鲁门特别强调：和希腊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土耳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尽管战后初期土耳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希腊不大相同，但困扰希腊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土耳其是中立国，但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美国和英国向土耳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但在战争结束后，土耳其仍然处于危险当中，仍需要美国和英国施以援手。土耳其要想保持国家的统一，要想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必须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与财政援助。
鉴于英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英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在英国停止向土耳其提供援助之后，希望美国政府能继续向土耳其提供经济与财政援助，帮助土耳其政府维持国家政治与安全现状。美国认为，鉴于土耳其在国际政治和区域安全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只要土耳其需要，美国就应该向其提供援助。美国坚决支持土耳其维护社会制度、保持国家统一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在所有西方国家当中，目前只有美国能向土耳其提供积极有效的帮助和支持，为此，美国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维持西方自由世界秩序的责任。
在第三部分，杜鲁门陈述了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两国的政治与安全理由。杜鲁门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一种美国与其他国家能够脱离高压控制的自由生活方式。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理所当然地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确保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能享有持久的自由与独立。因此，美国必须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人民，保证他们国家的独立、统一，反对侵略，反对暴政，这既是为了确保世界的安全与秩序，也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
鉴于最近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处于专制统治下，美国政府不断抗争《雅尔塔协定》下出现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高压、恐吓和暴力。杜鲁门宣称，世界上有两种生活方式，即自由生活方式和高压生活方式。自由生活方式建立在大多数人意愿基础之上，以自由机构、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高压生活方式则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强迫意志的基础上，它实施恐怖、高压、舆论与新闻控制、固定选举压制个人自由。美国的政策毫无疑问采取了自由生活方式，支持自由人民抵抗少数人的武装统治，并且从外界对其施加压力。
美国对自由世界人民的帮助，主要将采取经济与财政援助的方式，帮助他们建立正常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秩序，帮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各自的归宿，帮助他们有力量抵抗外来武装的颠覆活动。美国将捍卫《联合国宪章》，不允许通过某种高压方式，改变联合国所维系的国际秩序和现状。
在第四部分，杜鲁门对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总结。杜鲁门提出，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如果希腊被苏联所控制，就会殃及土耳其，而土耳其的陷落，则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中东就此会陷入全面的混乱与动荡之中。另外，希腊作为西方民主在南欧的一个标志，如果它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就会在欧洲产生严重的政治效应，会严重挫伤希腊和土耳其邻邦重建家园、修复战争创伤的信心，会损害欧洲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勇气和决心。希腊、土耳其的陷落，会导致这种灾难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从欧洲走向亚洲，会导致亚洲出现同样的结果。
杜鲁门宣称，美国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对希腊、土耳其提供为数4亿美元的经济与财政援助。另外，美国还应根据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要求，向上述两国派遣军事人员，甚至向其派出平民，帮助它们重建家园。最后美国还应当向希腊、土耳其提供武器装备、生活物资以及各类商品，帮助训练其公务人员和军事人员。美国的投资应当是一种为民主、自由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会白费，因为美国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美国能够通过这种援助反击专制制度。整个自由世界都在希冀美国能为维护自由做出重大贡献，美国必须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杜鲁门这篇演说词发表后，得到了美国朝野各界的普遍赞誉，其关于向希腊、土耳其实施援助的建议，更是得到了美国国会的一致认同。只有部分国会议员不支持美国搞单边主义，要求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美国单独对希腊、土耳其实施援助，有绕过联合国另搞一套之嫌。然而，在美国政治与安全利益这一根本目标的指引下，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迅速达成妥协。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于4月22日（67票赞成，23票反对）和5月8日（287票赞成，107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紧接着，杜鲁门总统签署法案，美国正式开始对希腊、土耳其实施援助，杜鲁门主义由此出笼。
杜鲁门主义出台后，迅即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并且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主导思想。杜鲁门主义不仅使美国政府在希腊、土耳其危机中能够有效实施应变处置，以强硬政策对抗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渗透，稳固西方阵营，而且该主张还大大推动了战后初期美国冷战思想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在美英等西方国家许多政府首脑看来，杜鲁门主义具有世界性重要意义，它是门罗主义的某种扩展，是1931年史汀生主义的衰退和消亡。 [1]
众所周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如何对待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在很长时间一直束手无策，其对苏政策的基本态度以简单、强硬、对抗为主，缺乏深刻而且厚重的理论支撑，美国既不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步骤与目标，也不明确自身对苏政策的行动目标、手段与路径。尽管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提出了遏制思想，但该思想却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冷战理论。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遏制思想。杜鲁门主义明确强调美国在西方世界所拥有的领导地位，强调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及其普世价值，强调维护美国安全的必要性与世界意义，强调美国将帮助亲西方国家发展政治体制、繁荣经济、壮大军事力量、稳定社会秩序，强调美国将带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挑衅采取政治对抗与军事反制。按照杜鲁门自己的说法，“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只要威胁到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2] 。
总体而言，杜鲁门主义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叫嚣或者几个意识形态口号，其实际意义也远不限于稳固希腊、土耳其局势。事实上，杜鲁门主义将遏制思想的价值理念、实践内容、行动方式都做了更为细致的阐述，将遏制思想从思想层面全面融入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目标与现实主义实践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杜鲁门主义对美国冷战思想的深化与遏制理论的成型，发挥了关键作用。以杜鲁门主义以及紧随其后的马歇尔计划为契机，战后美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在冷战实践中，杜鲁门主义的作用非常明显，其直接目标主要表现为，美国通过向希腊、土耳其实施财政与经济援助，向两国派遣军事与政府顾问，使希腊和土耳其能够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权威、强大的军事力量、繁荣的国民经济、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之有能力抵抗来自苏联或者东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压力，镇压国内的反政府武装。这样既可以避免与苏联直接发生碰撞与冲突，又能有效维护西方国家在希腊、土耳其的存在。与此同时，美国还能以实现希腊、土耳其的稳定为依托，进一步稳固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秩序，进而有效维护战后初期雅尔塔格局中的欧洲秩序。“杜鲁门决定在希腊与土耳其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这是美国政府朝这一方向行动的一个信号，这明显意味着美国支持西欧的防御。” [3]
杜鲁门主义所隐含的目标很明显，那就是通过援助和支持希腊、土耳其，公开向世界上所有国家传达一种政治信号，美国将向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国家提供一种政治与安全保护，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只要美国认为重要，它将向任何受到威胁或者“侵略”的国家提供保护。因此，那些“受威胁或侵略”国家应当不惮于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压力。实际上，杜鲁门主义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传达了一种信息，即不管苏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起“侵略”，都会被认定侵犯了美国的安全利益，都会遭到美国的有力反击。杜鲁门主义在帮助希腊、土耳其的同时，实际上也对苏联构成了一种战略威慑，使之在制定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过程中，不得不增加美国因素的思考权重。
客观而言，在杜鲁门主义付诸实践后，希腊、土耳其确实出现了美国所希冀的那种局面，希腊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连连失利，希腊政府逐渐掌握了希腊全局，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亦日趋稳固，美国在希腊、土耳其两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影响得到全面提升。然而，无可讳言的是，杜鲁门主义在完成美国冷战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大大加剧了战后初期美苏冷战对抗，加速了冷战体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欧洲冷战对抗格局的固化。
与此同时，杜鲁门主义还导致了冷战意识的泛化，杜鲁门主义将希腊、土耳其出现的区域危机，错会为苏联以及共产主义对欧洲的侵略，严重错估了对手的外交方针、战略意图和安全目标，在全世界恶意营造了一种反苏恐共的政治氛围，严重恶化了国际政治、安全和文化环境，流毒近半个世纪。另外，杜鲁门主义在突出美国世界领导责任的同时，必然导致了联合国体制被削弱，进而危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