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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不断推进，法西斯国家注定走向败亡。由于法西斯这一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英、苏三大国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日渐突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显示出巨大分歧，而且在欧洲势力范围分割、德国的占领与管制、意大利处置等问题上也陷入矛盾旋涡，无法自拔。因此，西方国家在欧洲战争一结束，就开始积极思考改变战时大国合作政策。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指导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丘吉尔在政治上一贯持有的保守、僵化立场，以及极端化的反共意识形态，这一立场和态度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也表现得非常充分，丘吉尔常常扮演着西方国家制苏、防苏的政治角色。在许多重大政治安排、安全战略、对外政策上，丘吉尔都毫无例外地显示出强烈的反共动机。而且伴随着欧洲战争行将结束，丘吉尔的这种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不可否认，在二战期间，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确实存在着大国主义以及沙文主义的印记，这些不应有的东西更是加剧了丘吉尔的反苏意识，加强了其思想深处对苏联的政治偏见。
1945年7月26日，美、英、苏三大国召开波茨坦会议，商谈战后世界重建，盟国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合作问题。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英国国内举行大选，尽管丘吉尔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英国人民却不喜欢他的反共主张，他们害怕丘吉尔的极端反苏态度与行为会导致严重后果，害怕其过激言行会引导英国人民进入一场他们根本不愿意加入的战争，他们不愿意仅仅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分歧，而与苏联这一昔日盟友大打出手。为此，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失掉了大选，艾德礼领导的工党赢得了选举胜利，组成战后英国新政府。
在大选失败后，丘吉尔不得不黯然离开了他所眷恋和热爱的英国政治舞台，但是他并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行。在其回忆录中，丘吉尔对英国人民所做出的选择颇感不满，称之为“背信弃义之举”。不甘寂寞的丘吉尔继续活跃于欧洲政治舞台上，继续凭借其昔日的政治影响、丰富的政治经验、敏锐的政治嗅觉，游走于欧洲各国之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为各国政要出谋划策，筹谋算计，继续策划反苏联合阵线。
在丘吉尔看来，战后欧洲国际形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其复杂和危险程度甚至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态势，苏联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已经远远超过了二战前的德国。在欧洲政治与安全舞台上，苏联与西方世界迟早会发生冲突，乃至发生大规模战争。自二战结束后，通过订立一系列的条约和协定，苏联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东欧、南欧，而且苏联对西欧国家也成功地实施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渗透，其影响已经深入西方世界内部，深入其肌体的内里，西方世界已经摇摇欲坠，几有被颠覆之虞，因此，西方国家必须抓紧行动，抗击苏联对欧洲的“侵略活动”。
然而，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对美苏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制度上的分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苦无良策，始终处于矛盾状态。杜鲁门政府在很长时间一直在“对抗”与“合作”之间徘徊不前，游移不定。西方国家缺乏对苏联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的足够了解，他们既不能断定苏联外交政策与实践的真实意图，又无法确定自身外交与安全的应对方式。尽管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中，杜鲁门政府坚持强硬立场，对苏联实施对抗政策，如停止租借援助，在伊朗撤军问题、土耳其危机中寸步不让，但是美国对苏政策的底线并不是与苏联摊牌，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西欧国家在战后百废待兴，力量极度削弱，他们尤其不愿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因为毕竟欧洲的许多问题，包括东欧国家的政府性质与政权建设，还没有触及双方的核心以及根本利益。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苏联、对待苏联，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与实践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丘吉尔开始粉墨登场。1946年3月，应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的邀请，丘吉尔远赴位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因为威斯敏斯特学院是杜鲁门总统好友奥恩的母校，因此杜鲁门全程相陪。这一方面显示了杜鲁门与丘吉尔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显示了杜鲁门对丘吉尔所发表演说的高度重视。3月5日，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做了答谢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和平的中流砥柱》（通称“富尔顿演说”）。丘吉尔事先与杜鲁门进行了深入交流，其演说的基本思想得到了杜鲁门首肯，而且，这篇演说词事先也向英国政府进行了通报，得到了艾德礼、贝文等英国政要们的默认。因此，“富尔顿演说”并非像丘吉尔本人所声称的那样，仅仅代表了他个人的思想及认识，它实际上代表了美英政府的一种共同愿望，反映了两国的共同政治需要。
因为首次提出“铁幕”之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亦被称为“铁幕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丘吉尔秉承了其一贯的反苏立场，其核心思想就是号召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遏制。大体说来，“铁幕演说”的内容主要分五个部分：第一，对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阐述；第二，对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规则的论述；第三，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的论述；第四，对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分析；第五，对西方国家对苏联推行政治遏制的呼吁。
第一，在演说开始，丘吉尔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关于美国的世界责任问题。丘吉尔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而且痛苦的时期，需要美国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在丘吉尔看来，美国的领导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因为美国具有两种力量基础，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丘吉尔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力量普遍削弱，只有美国的力量得到加强，其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因此，美国应当凭借其当前的强大实力，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相应的世界领导者责任。所幸的是，美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都认识到了它所要担负的责任。丘吉尔呼吁，美国不能躲避其领导世界的责任，时不我待，机不可失，美国必须承担拯救世界的责任，不能听任国际局势走向恶化。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避免受到后世人们的责备。
另外，丘吉尔认为，美国的民主和它所拥有的实力一样，同样具有巨大威力，可以有效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和美国现在所拥有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力不同，美国的民主具有某种巨大的精神作用和示范作用，可以更大程度地影响世界。在丘吉尔看来，美国的民主在此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证明了其力量所在，因此可以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丘吉尔提出，当前的国际局势极其危险，尽管反法西斯各国已经建立了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但是这一组织还不足以全面实现世界和平的目标——预防战争，制止暴政。目前，联合国刚刚成立，尚处于稚嫩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得到强化。一方面，要大力强化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不会成为一种政治摆设，而真正成为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避免由于其内部纷争而降低作用。
另一方面，联合国应当具备自己的武装力量，它不隶属于哪个国家，而是一支国际化武装力量，它必须接受联合国的统一指挥。这支武装力量将由各国军队组成，各国都应当派出一定数量军队，组成联合国武装。这支新的武装力量开始可能会很小，但其规模可以逐步扩大，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得到加强，才能在国际事务中真正产生影响。
第三，丘吉尔在其演说中声称，西方国家享有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没有的“民主”以及“自由”，特别是以英语为文化纽带的美英等国，更是在人类历史上率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权以及民主的立法与社会观念，创建了一整套社会制度与法律，诸如《大宪章》、《人权法案》、《人身保护法》、陪审团审讯制、《独立宣言》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世界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英两国的联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对于未来制止战争，发展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而言，这种合作仍将是非常重要的。
美英两国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其中既有历史上的民族血缘关系，也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政治理想。就像同胞手足一样，美英两国应当互相支持，相互谅解。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两国完全可以首先在军事上全面展开合作，不仅实现双方军事人员互相流动，比如军校成员的学术交流、武器技术的通力合作，而且两国还可以联合使用双方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基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第四，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政治现状的分析，以及对苏联外交行为所产生结果的解读，是丘吉尔演说的重点内容。丘吉尔强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只有雅典，放射着它不朽的光辉，在英、美、法三国现场观察下，自由地决定它的前途”。
丘吉尔指出，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都建立了所谓的警察政府，推行了一整套非民主的、压制人民的政策，那里的人民没有丝毫自由、处境悲惨、孤独无助。苏联的外交政策尽管出于领土安全的目的，但是却具有侵略扩张和传播共产主义的重大嫌疑。正是由于苏联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导致了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势力获得巨大发展，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势力急剧扩展，导致了西方国家节节退却。意大利共产党势力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在苏联的支持下，中欧还将出现一个亲共产主义的德国；而且由于苏联推行强硬的领土政策，土耳其与伊朗也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总之，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已经严重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生存。
第五，丘吉尔最后在演讲中呼吁，出于制止战争、为所有国家谋求自由与民主的目的，西方国家应当马上行动起来，正视东西双方间的分歧和矛盾，采取积极步骤，尽快实现既定目标。具体做法是：其一，抛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绥靖思想，加强西方国家相互间的团结协作，在《联合国宪章》的指导下，在实践和道德两个层面上施加影响；其二，加强西方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其军事实力，以实力的原则迫使苏联产生敬畏心理，形成某种威慑；其三，西方国家应当在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及时有力地对外来侵略与挑衅做出回应，防止侵略行为的扩大或者酿成世界战争；其四，发挥联合国的权威作用，通过与苏联多方面谈判，达成某种谅解；其五，美英两国应当在未来制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是道义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它将成为未来建设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
作为战后初期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思想文件之一，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在凝聚西方国家冷战思想，锻造西方冷战文化，特别是在启动并构筑美国“遏制战略”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铁幕演说”的影响远远超出美国一国的界限，扩散到整个欧洲，甚至还对苏联产生了非常大的政治反作用力。因为在丘吉尔抛出“铁幕演说”后，马上就遭到斯大林的迎头痛击。“丘吉尔献声并不是孤独的，他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
可以想见，“铁幕演说”在凝聚西方国家冷战思想及其意识形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激发了苏联的政治反对之声，进而加剧了美苏双方的对抗与矛盾。概括而言，“铁幕演说”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铁幕演说”进一步明确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与安全目标。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苏政策在很长时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对苏联究竟采取何种对策？该政策的深度到底怎样？杜鲁门政府始终无法确定。由于在对苏政策上缺乏成熟的理论，美国对苏外交一直徘徊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之间。在“铁幕演说”中，丘吉尔大肆渲染苏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所形成的“威胁”，鼓吹苏联“威胁”的现实性和世界性。以此为依据，丘吉尔公开要求美国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即以强大的实力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并且针对苏联在全世界的“渗透与侵略”做斗争，解放处于苏联专制体制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及其人民。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强调，美国必须坚持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原则，与苏联的专制、独裁制度做斗争。因为西方的所谓民主与自由具有巨大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在全世界具有某种示范作用，可以在与苏联的政治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丘吉尔为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设定了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双重目标，既要在现实生活中抵制并对抗苏联，同时还要在精神生活中坚持并宣扬西方的社会价值理念。
第二，“铁幕演说”为西方国家确立了一种新的冷战氛围，创立了一种冷战政治思维与战略逻辑，进而为西方国家冷战政策的全面确立奠定了牢固基础。首先，丘吉尔大肆渲染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处于“警察政府”控制之下，进而推导出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缺乏民主与自由，因此需要解放和拯救。其次，丘吉尔将西方民主与自由定位为全世界的榜样，具有无可辩驳的普世价值，但这一价值理念却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苏联外交及其实践已经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巨大威胁。由此，丘吉尔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即为了保卫西方自由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必须要对苏联采取抵制与对抗政策，因为唯有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才能确保自身安全，也能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在此，丘吉尔创立了一套全新的冷战思维模式，在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推理中，丘吉尔从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理念出发，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安全行为置于一个道德与理想的制高点上，全面否定了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价值所在，进而明确了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丘吉尔的这一说教，实际上为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制造了一种合理的道德前提，使西方国家可以不受限制地推进各种形式的冷战政策。
毫无疑问，丘吉尔的演说极大地恶化了战后初期的美苏关系，加剧了美苏双方的对抗与矛盾，“铁幕演说”使过去更多存在于美苏双方决策层中的敌对意识、竞争关系无限扩大，由社会上层扩展到全社会，其直接结果是将美苏之间的利益之争，演化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这种争论不仅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体制之争，而且是两种文化、两种历史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