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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需要，在罗斯福总统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在外交政策与实践中积极贯彻“大国合作”方针，与英国、苏联等国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尽管美、英、苏三大国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截然不同，并且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存在着一系列利益分歧和矛盾，但三大国维持了共同的战争方略与作战原则。
然而，伴随着德、意、日法西斯败亡，三大国围绕战后世界秩序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美国凭借其在二战中迅速增长起来的超强经济力量与军事实力，大力推行全球主义战略。杜鲁门政府开始放弃战时“大国合作”方针，逐渐推进对苏联强硬与对抗政策。只是在战后初期很长时间，杜鲁门政府始终未能确定既适合美国政治、经济与安全需要，又能满足其对抗苏联需要的新外交方针。
正在杜鲁门政府苦苦寻找对苏联外交良策的时候，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开始粉墨登场，凯南凭借着自己对苏联历史与社会、政治路线、外交方针的理解，以电报的方式，向美国国务院表达了其对苏联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的看法。作为美国最早的冷战文献之一，凯南所起草的这份“长电报”，重点分析了苏联外交政策与实践的起因，比较系统、完整地论及苏联外交实践的过程、特点和结果，据此提出了美国的应对之策。凯南“长电报”中所体现的思想分析与政治逻辑，最终奠定了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而凯南也凭借其“长电报”一举成名，迅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家与理论家之一，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制定者之一，被誉为“冷战之父”。
众所周知，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美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得到全面强化，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经济力量达到顶峰，其工业生产能力达到全世界一半以上，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3/4，外贸出口达到全世界的1/3。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确立了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秩序。在军事上，战后初期的美国武装部队人数达到1200万以上，海军总吨位达到380万吨，拥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1200多艘战舰，拥有15000架远程飞机，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原子弹。此外，美国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480多个军事基地，建立了庞大的世界军事支持和干预体系。总之，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超级大国。
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极大地助长了杜鲁门政府称霸世界、推进全球主义的野心。在美国统治集团中，以杜鲁门总统为代表的强硬派，坚持认为苏联违反了所有战时协议，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在与苏联的交往中保持强硬和不妥协的立场。自波茨坦会议一结束，杜鲁门就公开宣称：“我们和苏联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苏联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风险。” [1] 不仅杜鲁门如此，美国政界大多数实权派都对苏联及其外交政策持有严重偏见，他们都坚持认为，苏联侵略成性，美国必须阻挡苏联的侵略势头，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美国认为，苏联对安全的追求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引起美苏两国矛盾的主要原因，而西方国家没有及时抵制苏联的要求只是其中的次要原因。 [2]
鉴于美国统治集团对苏联抱有严重敌视和排斥的态度，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基本立场逐渐发生转变，苏联由此被视为美国推进其全球主义的最大敌手，被视为影响和干扰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为此，美国逐渐改变了战时“大国合作政策”，其对苏联的态度逐渐转向“强硬和对抗”。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它却对自身力量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对自身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似乎无所适从，在对苏政策上更是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美国开始不断“误解”对方的一言一行，过分估量苏联外交与安全行为的危险性和敌对性，为自身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深深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同样，苏联对美国的敌视和排斥情绪也在不断加强。如果说冷战“思维”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冷战的轮廓已开始在美苏两国出现。
1946年2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表演说，公开提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隐含的危机与冲突，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外交政策。“事实上，二战前苏联领导人曾就此发表过若干讲话，西方国家安之若素，并不以此为忤。然而，斯大林的这次演说却一反常态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视为苏联拒绝参加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就是挑战或不遵从美国所建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正像西方学者所提到的，“冷战的实质是西方对苏联威胁的感受” [3] 。为此，美国国务院向驻苏大使馆发出训令，要求就苏联可能采取的政策与行为进行分析，为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
由于美国驻苏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是时正在华盛顿述职，驻苏使馆第二把手临时代办乔治·凯南遂接受国务院这一指令。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乔治·凯南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对苏联具有充分的感性认知，因为凯南曾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对苏联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具有深入、细致的认识。另外，凯南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过精英教育，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严密的逻辑思维、杰出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因此，与华盛顿那些对战后初期国际格局显得茫然不知所措的政客们相比，凯南对战后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具有深入而且独到的理解。
在接受了华盛顿的任务后，凯南下决心从苏联外交政策的源头开始，全面分析并把握苏联外交的行为特点、思维方式以及实践内容，从宏观上对苏联外交政策做出诠释，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美国的外交对策。在凯南看来，仅仅就苏联的具体某项外交政策或行为进行解读，不足以澄清隐藏于苏联外交政策深处的政治本质，根本无法了解苏联外交的走势及其影响。因此，只有让华盛顿的政治家们更深程度地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动机与起源、外交实践的方式与特点，才能为美国对苏政策准确定位，从根本上把握苏联外交政策与实践动态与走向，恰如其分地制定美国外交。
为此，凯南充分借助了自己对俄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入了解，对苏联社会主义外交与历史上的沙俄外交进行比较和分析，从思想起源、社会心理、政治特点、制度特征、国际行为等要素，系统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外交，进而对苏联外交所采取的方式、潜在影响以及实践效果做出总结，最后提出美国针对苏联外交的应对之策。最后，凯南将自己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理解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经过整理，口述成文，以电报的形式发回华盛顿，这就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五一一号。
在美国外交史上，凯南的这份电报可谓空前绝后。在这份冗长的电报中，英文单词多达5500字，译成汉语更多达8000字，堪称一份名副其实的长电报。为了避免苏联外交与安全部门的关注，凯南将这份电报分五次拍发国务院。这五个部分分别是：（1）苏联对战后问题的基本看法及其特点；（2）苏联这些看法形成的背景；（3）对苏联官方实际政策的估计；（4）对苏联非官方执行政策情况的估计；（5）从美国政策的角度做出实际推论。尽管从字面上看，电报的五个部分各自独立成文，但这五个部分在内容和逻辑上相互衔接，从整体上反映了凯南对苏联外交政策、政治理论以及安全战略的全面理解。
第一，苏联官方宣传机器所表达的、对战后问题看法的基本特征。凯南在此提出苏联官方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认识：苏联认为自身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与封锁中，注定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决定于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与斗争将导致各国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争，或者是他们相互作战，或者是对社会主义开战；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放弃对苏联的干涉，他们会殚精竭虑地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这是其本性所决定的，注定是无法改变的。
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干涉与战争危险，苏联自身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固，保持对革命领袖的尊崇。与此同时，苏联还应抓住一切机会，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加深并扩大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与斗争，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后，力争将这一战争转化为国内革命战争或革命起义，以此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另外，苏联应区别对待资本主义世界中不同政治因素，争取其社会开明人士、进步分子，打击以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形左实右的反面力量。
第二，苏联形成其看法的背景。凯南在此阐述了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偏见”的思想与现实根源，指出苏联外交纲领的性质与背景。其观点包括：（1）苏联的社会主义不代表俄国的历史，也不代表俄国人民，只是代表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俄国人民与布尔什维克党是对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所推行的统治、所维系的专政机器，目标是要约束和限制俄国人民。因此，美国所要对付的目标不是俄国人民，而是布尔什维克党。（2）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不正确，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联可以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对苏联实施干涉。二战后，西方组织十字军、武装干涉苏联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不能以二战前的国际政治状况或逻辑来推论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已不再是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所产生的矛盾，资本主义各国确实存在矛盾，但却不会为此爆发战争。（3）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敏感和排斥之情绪，出自俄国人传统与本能的不安全感，由于苏联为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环绕，这种天然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统治方式陈旧单一、心理基础薄弱，这就决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只能采取对内严格控制、对外变本加厉斗争的方式，与西方国家展开殊死斗争，只提倡斗争，不讲求共处。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周围世界敌对、邪恶并且充满敌意，资本主义世界正在为自身矛盾与分歧所击垮，最终注定将为一个更美好、和平的世界所替代。然而，苏联在稳固自身统治的过程中，混淆了自卫与攻击的概念，以此扩展社会主义的外交。
第三，苏联的观点具体体现在其官方政策中。凯南在此叙述了苏联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以及国际组织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苏联在其既定政治方针的指导下，表现出自身的政策与行为特点。这包括：（1）苏联国内政策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壮大国家力量，并且大肆宣传自身力量。（2）苏联试图在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和地点谋求新的领土，占有较大的战略优势地位，比如苏联已对伊朗、土耳其、丹麦提出领土要求，并会提出新的领土要求。（3）苏联未将联合国视为一个谋求全球利益的长期、稳定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将其视为有利于自身政治安全目标的机构，其态度是机会主义的，讲求实用和策略，有利时则用，不利时则弃。苏联的这种态度最终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对联合国的忠诚与努力，取决于联合国为国际和平而团结一致的程度。苏联对其他国际组织的态度也大抵如此，只要有机会，就会在国际组织中扩展自身实力，或竭力削弱对手的实力。（4）苏联对待殖民地落后国家及附属国家人民的政策目标，亦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它竭力减少这些国家与西方的接触，削弱西方在上述国家的势力和影响。苏联将利用该政策，为其进入落后国家创造条件，在抑制西方影响的同时，便利苏联的扩张。（5）苏联还将染指那些可能反对西方的国家，如德国、阿根廷和中东各国，与其建立联系，派出代表，扩大其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6）苏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采取谋求实惠的政策，为苏联以及受其支配的国家和地区争取利益，苏联尽管在国际经贸中始终保持沉默，但这并不等于它愿意与外部世界断绝联系，如果时机合适，苏联将会继续其旧的国际经济政策。（7）苏联不会进行西方国家所希望的自由文化交流，认为这种交流可能会损害苏联的地位，或在苏联内部引起混乱，或弱化苏联的意识形态，或引起苏联的民族问题。因此，苏联所认可的国际文化交流只能按照其规定方式进行，虽然这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成效。
第四，苏联非官方系统执行政策的基本状况。在凯南看来，苏联的非官方系统主要包括：（1）受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所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其核心成员以不同身份活动，其政治活动将服务于苏联利益，其行动受莫斯科秘密指挥和控制。（2）各国党内一般成员尽管不知道核心秘密，但作为团体也能发挥作用，他们被派往某些组织，最终听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指挥，通过党的外围机构发挥作用，避免作为一个政党直接行动。（3）布尔什维克党还将通过渗透方式，不断影响并支配各种各样的协会、工会、青年团体、妇女组织、宗教社团、文化团体等，使之听命于党的领导。（4）布尔什维克党还将通过渗透方式，影响并控制国际劳工组织、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通过国际劳工运动，影响并削弱西方国家的政治；同时利用劳工组织的影响，游说、牵制各国政府决策，使之有利于苏联政府。（5）布尔什维克党还将控制俄罗斯东正教及其附属分支，控制欧洲泛斯拉夫运动，控制苏联境内各种民族团体。（6）苏联还将利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进一步扩大苏联影响，为苏联谋求更大的实际利益。
苏联所控制的政治、社会、民族、宗教和国际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表现在多个方面：（1）破坏西方总的政治与战略潜力，削弱西方国家的民族自信、国家防御，引发社会动荡与民族分裂运动，引发阶级矛盾、种族斗争，使暴力成为西方社会斗争的主要方式。（2）削弱西方对殖民地国家、落后国家的影响，加剧这些国家与西方的矛盾和仇恨，进一步引发反殖民斗争，促使这些国家加速摆脱西方势力范围，苏联则乘虚而入，扩大自身在上述国家的实力与影响。（3）使多个国家政府一旦推行有别于苏联社会制度或妨碍苏联国家利益的政策时，就会被赶下台。在欧洲，受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与政府展开敌对行动，争夺社会民众。（4）在苏联以外地区，布尔什维克党批判一切形式的个人主义行为，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道德独立都不受欢迎，包括个体工商者、地主、农场主、地方领导人等，都不受欢迎，无法加入共产党组织。（5）苏联尽可能在西方挑拨离间，散布流言，煽动各国与各民族相互憎恨、猜忌，对各国、各地区团结合作进行抵触，攻击所有形式的国际组织。（6）苏联非官方政治与外交活动，其结果均消极且富有破坏性，都是为了摧毁敌对势力的源头。苏联的统治是警察统治，起源于沙皇俄国，其国家政治习惯于警察式的思考方式。“苏联的政权是一个无法相比的警察政权，由于沙皇时代的半明半暗的专制阴谋传统，它已经习惯了将使用警察力量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 [4]
第五，结论以及美国的对策。凯南认为，苏联坚信不可能与美国妥协，因此，苏联只能稳固和强化其政权，它所采取的方式包括：破坏美国社会和谐，破坏美国生活方式，损害美国国际威望。苏联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包括利用其资源，建立联系广泛的组织，拥有并训练熟谙政治斗争的工作人员。但苏联还不能为所欲为，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缺陷：（1）苏联政府没有规划，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对武力的逻辑却极其敏感，如果与之对立的一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且充分表示出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苏联就会退却；（2）与西方相比，苏联力量还很弱小，其政治事业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西方能否团结一致；（3）苏联政治体制是否成功尚未得到证明，列宁去世后苏联政权的交接，曾使苏联在此后十五年中损失惨重，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权进行第二次交接，会不会出现混乱尚未可知，苏联统治机器内部是否健全、是否具有感召力、是否持久，还有待时间证明；（4）苏联的一切宣传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经不起与任何精细的、建设性纲领的对阵。
美国应采取的策略包括：（1）应当首先了解苏联政治与外交的真相，拿出巨大勇气、超然态度和客观精神，不能感情用事和手足无措；（2）必须引导美国人民了解苏联的真相，不仅新闻媒介要做工作，政府也应做工作，美国在苏联没有实际利益需要维持，美国与苏联的交往应建立在现实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3）必须保持美国社会肌体的健康和活力，加强美国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与集体精神；（4）必须向其他国家指明一种更积极、富有建设性的世界蓝图，对已厌倦孤单的欧洲各国和其他国家担负起指导作用，防止苏联插手。
“长电报”提出后，受到杜鲁门政府的热烈欢迎，因为它及时填补了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理论空白，它所表达的遏制与对抗之意，与杜鲁门总统为首的政治保守派的反苏反共要求不谋而合，因此受到杜鲁门政府的高度重视。凯南对苏联外交与政治方针的解释，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对抗苏联的遏制之策，更是深深打动了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为在反苏道路上犹疑不定、徘徊不前的美国外交指明了方向。“长电报”所提出的遏制理念最终被杜鲁门政府采纳，甚至加以发挥和扩大，使之成为战后初期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由此，围绕“长电报”所提出的对抗与遏制思想，美国冷战理论与策略开始形成，逐渐渗透到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与实践中。
在“长电报”中，凯南深入浅出地归纳并分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基础、行为动机、战略目标、影响以及结果，通过对苏联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对苏联确立其外交政策与政治方针的渊源进行了剖析，分析了当前苏联外交与政治指导方针的利弊，并且针对苏联的“弱点”，陈述了美国“克而胜之”的应对之策。“长电报”的主旨在于，通过剖析苏联外交与政治方针的本源，全面否定苏联社会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否定苏联外交政策与实践的积极作用，在全面肯定美国最终将战胜苏联这一命题的基础上，鼓吹美国政府对苏联推行长期的、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长电报”的主要问题在于，凯南忽视了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由小到大的发展规律，忽视了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影响在欧洲普遍发展的客观事实，否定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政治实质。为了证明苏联外交政策与政治指导方针的非合理性，凯南甚至通过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历史环境、政治现实需要等因素的分析，证明战后苏联外交政策与实践的“乖谬与悖论”。在这一思想前提下，凯南错误地将战后初期苏联外交中存在的某些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行为上纲上线，将其等同于苏联外交的全部，视为苏联外交与政治的必然。在他看来，苏联不仅直接继承了沙皇俄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心理，愚昧落后，而且与西方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民主制度以及社会道德相形甚远。因此，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毫无自信，并且经常会陷入被民主国家包围的猜忌中，这种不自信和猜忌，又导致苏联千方百计增强自身实力，竭力发展其武装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展苏联影响。
“长电报”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凯南过高看待西方在战后世界中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活动，将西方置于战后世界秩序的统御地位，将西方国家所崇奉的自由、民主观念，视为普世化标准，甚至无所不能。因此，在凯南所构筑的这一政治、文化和道德高地上，西方政治与社会价值无往而不利。凯南主张，在未来美苏对峙中，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将会显示出绝对优势，最终天下归心，万众所向，将苏联淘汰出局。只要美国解决好自身的国内问题，长期保持美国的繁荣与稳定，就会赢得外交胜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凯南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必须是长期的，必须保持充分的耐心、坚定的勇气、足够的警觉。美国既要随时对苏联的扩张行动实施“遏制”，在苏联可能危害西方利益的任何地方，坚决与之对抗，同时也要采取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手段，对苏联实行全面封堵和围困，最终促使苏联全面崩溃。尽管凯南在“长电报”中提出了一系列冷战对策，但却无法保证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如法实行。
与美国历史上其他冷战文献一样，“长电报”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它仅仅为美国的冷战政策开了头，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与冷战实践，不仅没有完全反映“长电报”的要求，有违凯南本人的政治初衷，而且在冷战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剧了美苏对抗，加剧了国际形势的紧张化。正如凯南所言：“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比如1946年2月发自莫斯科的长电报、‘X’文章，我的话引起了如此大的重视，而在其他情况下却不受重视。唯一的答案是华盛顿的反应是先入为主的，因为它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和权力机构利益的影响，而无须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做理性思考。” [5] 诚如斯言，是冷战选择了“长电报”，而不是“长电报”决定了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