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全真教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对现实社会道德伦理的关注，是从道德忧患开始的。相传在王重阳到山东半岛正式创立全真教之前，曾得异人传授秘语五篇，其中第一篇开头便说：“蓦临秦地，泛游长安，或货丹于市邑，或隐迹于山林，因循数载，观见满目苍生，尽是凶顽下鬼。今逢吾弟子，何不顿抛俗海，猛悟浮嚣，……千朝功满，名挂仙都。” 那位传授秘语的异人，后来被解释为神仙吕洞宾。这是有关全真教创教源流的故事。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它都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即全真教的创立，与王重阳本人对于现实社会的道德忧患有着极大的关系。不管这样的道德忧患究竟是王重阳自发的还是受到过启发的，它都是王重阳内心的一个情结。离乱时代的道德沦丧，生活在道德沦丧的时代里所感受到的身心疲惫，是促使王重阳寻求宗教超越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王重阳的选择，不是加入某个宗教以寻求个人的解脱，而是以融会儒、释、道三家的胸襟和气魄，自立一家之教曰“全真”，这说明王重阳具有一种救世的情怀。尽管这种情怀在全真教创立之初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以致早期全真教更像是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修会”，但这主要是教团发展的外在之势的问题，并不说明早期全真教缺乏内在的救世情怀。随着全真教教团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这颗道德忧患和救世情怀的种子，就在全真宗师的精神世界中伸展开来，其代表人物，当然是丘处机。丘处机的几首《愍物》诗，至今让人读来，仍然心有戚戚焉。“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呜呼天地广开辟，化出众生千百亿。暴恶相侵不暂停，循环受苦知何极。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知何因。下土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含酸辛。” “皇天生万类，万类属皇天。何事纵陵疟，不教生命全。”“阴阳成造化，生灭递浮沉。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 就丘处机本人而言，正是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促使他以古稀之年远赴西域大雪山，劝说成吉思汗放下高高举起的屠刀，以敬天爱民之心洗涤嗜杀的习性。而全真教之所以取得鼓动海岳的声势，正得益于这一绝大机缘。

从丘处机的《愍物》诗来看，由于全真教的救世情怀根源于道德忧患的情结，所以注定了其救世的方式是道德拯救。“万灵日夜相凌迟”，“暴恶相侵不暂停”，“何事纵陵疟”，“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等诗句，都道出了其道德忧患的内心情结，预示着施与道德拯救的必然选择。这种道德拯救，就是元好问所说的在一个“杀心炽然如大火”的时代里，“聚力为扑灭之”。然而，也正如元好问所评议的那样，相对于儒家在伦理建构方面的文化积累而言，全真教并没有任何优势，那么，它又如何具有当时儒家所未能具有的施与道德拯救的能力，能够消弭丧乱时代的勇斗嗜杀之心？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对于乱世的世道人心，全真教的精神魅力究竟何在？

毫无疑问，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的精神魅力，与丘处机等全真宗师个人的道德感召力是分不开的。自丘处机从雪山返回燕京后，全真教进入了第一个大规模传教的时期。而士民接受全真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感念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功德。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研究全真教时所不容忽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士民对于全真宗师的感恩心理为因，合乎逻辑的果是全真教的传播因此一时大盛。也就是说，全真宗师个人的道德感召力和功德，用来解释全真教传播的声势和影响是适当的，若用来解释全真教如何让信徒获得身心安顿，则不太适当，至少是不太充分的，因为相对于内在的信仰而言，道德感召或感恩心理都是外在的原因。那么，全真教让信徒获得身心安顿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些简单的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答上述问题。尹志平弟子刘志厚，是元初在燕京士林传播全真教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刘志厚传播全真教的方法是，“每谈及性命事，师必就其灵府发见之端而开导之” 。所谓“灵府发见之端”，也就是排遣了各种思想、观念、知识、经验的“全真”意识。本着这样的意识感悟性命之事，亦即理解生命的意义、价值，从而确立对待生命的态度，人的精神状态也为之焕然一新，“无半点尘气”。这一套方法，对于清洗道德沦丧时代的社会生活习性，清洗环境施加于人生观念的影响，无疑是大有成效的。而丧乱时代的伦理重建，正需要以这样的清洗作为前提或基础。再举一个例子。全真道士冯志亨曾承诏教授蒙元贵族子弟，其教授的方法是，“令读《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口传心授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朗，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 。其所选用的课本，都是儒家经典，但解读儒家经典的方法却是全真教义，所谓“万善固有之地”，同样也是“全真”意识。本着日益开朗的“全真”意识解读儒家经典，从而对伦理和政治内在于人心、人性的依据产生真切的理解，不将政治的合理性寄托在暴力征服上，同样也是伦理重建、社会政治秩序重建的思想基础。从这些例子来看全真教让信徒获得身心安顿的内在原因，实在于“全真”宗旨、“全真”意识能够对乱世环境对于人生观念的影响，完成意识深处的洗涤。

回顾全真教在金元之际兴起的历史轨迹，分析全真教从放弃世俗选择到唤醒“全真”意识的心路历程，我们也许应当为儒道文化所具有的强健生命力感叹，不至于像元好问那样悲观、愤懑。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12～13世纪，大半个欧亚大陆都陷溺于剧烈的动荡和不安。随着中国漠北游牧民族的崛起，整个欧亚大陆似乎都在铁蹄下颤抖。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并未因其取得过辉煌的文明成就，建立过良好的文明秩序而幸免，相反，由于器物文明的诱惑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遭遇到最强烈，也最直接的冲击。由北宋而金元，党项、契丹之镝鸣，余音犹在；女真、蒙古之铁蹄，又纷沓而至。不仅大唐的繁华景象荡然无存，汴宋的文明秩序也逐渐被漠北烽烟所湮灭。这时候兴起的全真教，所必须面对的蒙古征服者，还停留在“只知天大，不知道之大” 的文明阶段。“只知天大”是信奉神灵之天，还未由神灵之天升华到包含自然主义的理性和人文理性在内的“道”。这样的升华，在春秋战国时期本来已经完成了，在千数百年后，却又再次成为建构文明秩序的焦点问题。站在文明发展的立场上来感受那个时代，就未免会生发出元好问那样的愤懑，“神州陆沉”，“人与物胥而为一”。但全真教从愤懑的情结中走了出来，它以复归于“全真”意识的人性感悟，洗涤掉丧乱时代的污浊观念，为文明秩序的重建寻找到思想基础，同时也以此引导由神灵之天向理性之道的再次升华，从而使“人与物胥而为一”的忧患终未变成事实，使中华文明的命脉绝而复续。这样一段社会苦难和精神拯救的历史，不正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强健生命力吗！ qOMWgXVfn4jK0SD6gXE6YMUPQw1RaH2OLXuMn1v8whQF9mV6jEeoPv4daVcED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