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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北流域史的研究与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东北地域的田野调查，发现许多人类的遗存遗迹，以及重要的古代军镇、城镇、城市等重要的遗址几乎都分布在流域的左右两岸。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江、河流域虽然有着漫长的冬季，在寒冷的冬天这些江河的表面都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但是在坚硬的冰层下面则依然是江水滔滔、激流滚滚。黑龙江流域就是这样一条流淌在地球寒带的大河。
生活在广袤的黑龙江流域的古代各民族就是依靠这条大河创造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此外，那些作为东北流域发祥地的山脉与山峰也是地下水极其丰富的地域。山有多高，山泉水就会抬升多高。这种特殊的现象使东北古代民族在独立发展过程中为了防御和自身的安全，学会在山顶上修筑坚固的堡垒式的山城。无论是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古族，还是
貊人、夫余人、高句丽人、挹娄人、勿吉人、靺鞨人、女真人等，他们都学会了寻找在有泉水的山顶上修筑堡垒与坚固的城池。即使在平原地区修筑较大的平原城他们也要寻找靠近江河流域的地方修筑。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后，发现流域对人类的繁衍、民族的迁徙与驻足，以及社会的发展、商业交通、城市的文化的发生与繁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实人类的活动与民族的迁徙，甚至是文化的分布都离不开一条条缓缓流淌的江河及其流域。尤其是人类开始驯服大型动物驱使和依靠他们进行迁徙活动时，就更离不开江河流域的走向。江河流域不仅成为各个民族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成为后来划分疆界、疆域、境界、边境，以及国境意识的重要依据。
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与文化并非是以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行政区划的姿态存在着，而是沿着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分布着。从流域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东北区域史就是人与水交融的历史，人类的繁衍、民族的迁徙、城市的出现、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变迁无不与流域有着深刻的关系。因此，我认为重新审视东北区域的古代历史与文化，以流域淡化行政区域，以流域打破国界的限制，从流域的角度看待古代中国东北区域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其一，流域文明研究对民族学的意义与价值。
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生存和繁衍着为数众多的古代民族，事实上，“逐水草而居”不仅是北方草原和西北高山牧场地带的游牧民族生存与生活方式，同时也是绝大多数温带与亚热带民族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这一点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南疆盆地表现得尤为突出，上述地区气候干旱、雨水稀少，民族群落往往沿河流及绿洲呈带状或星罗棋布般分布。以今伊犁为中心的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由于其宜人的气候和水草丰美、适宜放牧的高山牧场，使这里自古至今都是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大熔炉。塞种、乌孙、大月氏、突厥、回鹘、葛逻禄、喀喇契丹、察合台、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在这里，共同演绎出绚烂的伊犁河流域文明。在蒙古高原上，匈奴、柔然、高车、突厥、鲜卑、契丹、蒙古等强盛的游牧民族；始终没有离开作为黑龙江流域源头的“三河源之地”，即土拉河、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并以此为根据地实现了驰骋欧亚大陆的对外征服与扩张。
流域文明对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壮大影响重大。这是因为，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狩猎、采集、渔猎、游牧、农耕、冶炼、交通等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长期并存和互补。纵观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河流的发源地或汇聚地往往是古代民族繁衍发展的聚居区，而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则构成了东北古代民族自由迁徙的通衢大道。如分布在乌裕尔河与嫩江流域的索离国王子沿嫩江流域南下进入松花江流域上游一带建立了夫余国。索离人的南下又推动了原分布于松花江上游的一部分
人南下，越过哈达岭和龙岗山脉进入浑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地区。夫余国王子邹牟则沿着与
人南下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辽东的浑江流域，并在浑江与富尔江交汇处建立了以纥升骨城（今桓仁五女山城）为王都的高句丽政权。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则是沿着浑江河谷进入鸭绿江上游流域，在狭窄的鸭绿江中游河谷溯江而上抵达今吉林省集安市的鸭绿江畔。东北地区的肃慎-满洲族系的分布也始终没有离开过“三江地区”，尤其是同属于黑龙江流域的牡丹江流域、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都成了肃慎民族繁衍壮大的重要区域。从肃慎王城（即今牡丹江流域的宁安三家子古城）的建立；挹娄人、勿吉人则在乌苏里江流域支流七星河流域建立了王都之所，到渤海国建立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城池的地理位置都没有离开图们江、鸭绿江、东辽河、牡丹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女真始祖函普从仆干水之涯迁徙定居在海古勒水，最终依托按出虎水、松花江流域南下逐鹿中原，也都是依托流域而发展壮大起来。在满洲族源神话中，始祖布库里雍顺乘舟顺牡丹江而下，至松花江流域下游的“三姓”之地（即今依兰县），也说明了满洲族更是依托流域而发展的事实。
其二，流域文明研究对区域史尤其是边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以流域文明的视角进行区域史与边疆史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更能较完整地展现出东北区域的历史与文化，从而避免东北古代历史文化的碎片化和片面化。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都是当代的跨国性的河流；其古代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显然是一个整体。然而，在当代民族国家疆域的限制下其历史文化特征则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上述东北地区的这些流域无不与蒙古、俄罗斯、朝鲜三国在地域上水道相通，山脉相连，同一条水系的历史与文化被解释成不同的国家历史与文化的现象则成为争论的焦点。总之，流域文明的视角对淡化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边境意识，保证跨国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促进区域和平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边疆地区是区域史视野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对于涉及多国的跨国边疆史而言，古代的历史区域发展的形成往往不以当今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国境线的走向所决定着，而更多是呈现出区域性和边疆地区的同一性特征。以中国东北为例，当今中国东北疆域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东亚近代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环境变迁的产物，作为“东北亚内陆”的东北边疆，周边环绕着蒙古国、俄罗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东北亚三国。在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中，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以及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均具有跨国境的特点，东北边疆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便常常与国家利益、民族问题搅合在一起。研究这一边疆地带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回避当代国境线两侧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与关系。如果一味地从当代的政治地缘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就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一旦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刺激，对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复杂，继而由学术问题转变为牵涉国家利益的政治问题。因此，以流域文明的视角解读边疆史和区域史，有利于相关诸国学者淡化国界意识，缓和国家和民族的情绪对立，消弭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极端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弱化因疆界划分而产生对历史与文化的阉割，增强整体史观与客观理性地开展跨国境的历史文化研究，避免历史问题现实化、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增强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其三，流域文明研究对东北边疆地区和平发展与国际交流意义。
以流域文明的视角展开对东北亚内陆地区跨国的历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这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对我国与相关周邻国家的彼此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平共处具有重要意义。流域文明的视野重新整合了跨国区域间的联系，并促进各国在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方面进行广泛合作。为当前我国与蒙古、俄罗斯、朝鲜等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依据。同时，流域文明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中、俄、蒙建立黑龙江流域陆海联运的大通道与经济走廊建设，利用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打造中朝边境城市的对接，实现中、俄、朝三国大图们江区域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旅游资源开发等诸多领域提供有益的帮助。总之，流域文明的研究会有效促进和推动东北亚区域内陆的国际合作与和平共赢的进一步深化。
其四，流域文明研究对开展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流域文明的角度研究人类学，是对流域范围内人地关系的探讨，更能对流域中各民族交往与融合轨迹的窥探。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宇晓教授指出：“流域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以水为纽带，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本体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作为人类群聚与繁衍的最基本自然单元，多维立体化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景象，深刻地反映了人地关系伴随着自然与人为因素改变而产生的波动、对立与调和。有学者已深刻地指出：“流域既是自然资源、人类群体聚散认同、人地关系行为、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记忆的群集单元，也是物质及能量流动、人口迁移和文化传布的廊道线路，更是人-地-水交叉互动的复合系统，具有面上的区域性、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和协同演化特征。因此，以流域为视角，可以更好地将点、线、面三个层次上的研究融为一体，实现人类学的整全观。”
我国东北“流域”视角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呈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对松花江流域下游赫哲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其所撰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划时代巨著。该书以松花江下游为自然主线，对赫哲族文化风俗进行研究，展现了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对“流域文明”研究范式的自觉运用和意识的觉醒。20世纪70年代，由张光直教授组织领导的“台湾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则是流域人类学在现代学术视阈下的一次积极实践。到目前为止，流域人类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根据不同流域而自成体系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民族生态和人类社会的重要研究范式，并为当代流域环境开发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当然，流域史的研究对于当下理解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更是极为深刻和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当江河枯竭的时候，人们再去注重流域与人类的关系就会导致亡羊补牢的恶果。
总之，流域文明正是在当今区域史与“整体史观”思潮下，最新研究审视区域史所呈现出来的新思考。其创新性与实用性，已经在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学、环境学、跨国区域社会发展与交流合作等多个学术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研究模式，既冲破了固有区域史思维和研究理念对学术发展的制约和禁锢，同时也打破了现实中行政界线和国境线对区域历史文化的阉割和肢解。对淡化界限意识、边境意识缓和国家和民族的情绪对立、消弭民族主义情绪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使我们得以以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态度去尝试重建区域史和边疆史。诚如葛兆光所言：“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
人类的繁衍与迁徙是依水而居，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独有模式，即使是农耕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是按照流域或水的自然分布而移动着变化着。打破陈旧的窠臼，建立以流域文明为核心的多学科并联、聚合多领域交融的“边疆区域流域学”则成为当下史学界创新的重要议题。
本书主要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发表的与东北流域相关的一些论文，我的妻子王宏北教授帮我完成了论文的汇总和编排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吴超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心血。我的研究生刘佳明、寇博文、王俊铮等同学都为本书出力甚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禹浪
2016年6月于大连大学
近百年以来，卓越的考古发现使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辩证发展”
的理论观点渐成学术界的共识。从宏观意义上讲，史前的辽河、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等流域的东北历史和文化与黄河、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历史上的东北古代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早期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商周至秦汉，活跃于东北地区的东胡系统、
貊系统、肃慎系统分别与华夏族系展开了长期的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匈奴、东胡、柔然、突厥、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先后称霸北方，有些甚至入主中原并建国称帝，开创了北方民族逐鹿中原、数次横扫欧亚大陆的局面，改变了世界格局，造成了内陆亚洲及东亚区域和中国历史上多次南北朝大融合，并奠定了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及语言通译的基础。
这种趋势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满洲族由东北入关，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并终结了中华大地上的华夷互变的过程，使长江、黄河、珠江、雅鲁藏布江、黑龙江、辽河、塔里木河等不同的流域文明归为一统。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正是由包括东北民族在内的古代民族不断地入主中原而完成的一项伟大的“整合工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问鼎中原，纵横于欧亚大陆的北方民族，很多都出自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充满了活力和创新精神，具有巨大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对抗与创新、定居与迁徙、改造与包容、吸收与排斥中得到了进步、再生、继承和发展，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东亚社会创造了连续不断的历史辉煌。
横亘在中国大地上的长城，把中国东北与华夏的中心区域隔离开来。长城，与其说是一种军事对抗的墙体，毋宁说是南北文化冲突或相互作用的奇迹。它不仅具有壁垒、障塞、防御的功能和作用，更是承载着历史变迁和文明冲突的一道消除恐惧和冲破障碍的长墙。长期以来，人们对长城的理解缺乏文化互动的透视和从整体的角度去审视。提起长城，人们只是对“山海关”“孟姜女”“八达岭”“明长城”表现出一种墙内人群对墙外群体的整体情感的冲动，对长城的文化内涵以及长城所表现出的对抗中的文化转移和文明的互换作用了解甚少。尤其是人们对中国东北地区所发现的十余条各种类型的长城所表现出的那种茫然的神态，一直令笔者叹息不已。
长城犹如堤坝，阻挡着墙体外面的洪水般的剽悍民族部落一次次的冲撞，堤坝崩溃之日，就是墙内外不同的民族乃至华夷文化转换互变之时。城墙内的华夏文明与长城外部的东北、大漠南北的文明有着长达数千年的碰撞和交往的历史。经过数十年的考古调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发现了众多的长城和上千座古城。从黑龙江流域的莽莽森林到辽西地区的科尔沁沙漠，从渤海之滨到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外兴安岭山脉，从图们江口到蒙古高原，横亘着十余条不同时期的长城和障塞。这些长城有春秋战国的燕赵长城、秦汉长城、高句丽千里长城、北魏长城、辽朝北部的长城、金朝修建的从嫩江流域到阴山山脉的万里长城、牡丹江流域的长城、布尔哈通河流域的长城、珲春河流域的长城、通化地区浑江流域的障塞、清朝在辽东辽西地区修建的柳条边墙，等等，直到公元18世纪的清朝中期，东北地区古代各族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修筑的长城、障塞、边墙的历史持续了2000多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长城、障塞、边墙的存在不仅仅是华夏民族为了防御北方古代少数民族而修筑，有许多长城、障塞、边墙则是鲜卑、契丹、高句丽、女真、满洲等东北古代民族所修筑。北方少数民族所修筑长城、障塞、边墙的真正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还需要学术界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在2000多年修筑长城历史的过程中，由于各时代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各时期的民族关系的不同，决定了历代所修建的长城在构造、建筑方法以及形制方面的不同。如果按照防御的性质来划分，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东北地区的长城，主要是以中原汉族政权为防备北方游牧民族而修筑的高大的长墙。然而，高句丽所修筑的千里长城，以及隋唐以后的辽、金长城，乃至清朝修建的柳条边墙，则是东北古代民族仿效中原汉族的传统做法，为防御其他北方古代民族的袭扰和维护本民族的肇兴之地，所实行的封禁和围堵而修筑的长城、边墙和堡垒。当然，清朝所修筑的柳条边墙则又是个例外。无疑这些长城基本都是沿着山川隘口、河流的走向而阻断和隔离着某个流域之间的区域，它的分布也基本没有脱离流域的特征。除此之外，在这些长城、障塞、边墙之间的山地、平原、草原、丘陵，沿着江河、湖泊、海岸线还分布着上千座不同时期的山城、堡寨、城市、军镇和都城。如具有都城和王城意义的辽宁桓仁的高句丽五女山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丸都山城、国内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渤海上京龙泉府王城、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代上京会宁府都城、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市渤海中京显德府西古城、珲春市渤海东京龙源府的八连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临潢府城、宁城县大宁镇辽代中京城、辽宁省朝阳市三燕古都龙城、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畔辽代东京城，等等。上述这些都城或王城遗址，都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五大流域，即分属于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辽河流域。这些都城与王城的遗迹不仅代表了昔日的繁荣和昌盛，更是东北五大流域文明存在的标志。大、小凌河流域距今6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的筑城遗迹，辽河流域距今4000年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的石城遗迹，黑龙江流域的三江平原地区所发现的密集的筑城聚落和凤林古城遗迹都说明了中国东北地区筑城史已经具有数千年的悠久的历史。
近现代以来，中国东北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被国际社会所瞩目，在东北亚区域国际环境的一系列变迁中，中国东北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国东北疆域和行政区划，基本上延续了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所形成的历史格局。在此之前的中国东北疆域远非是今天的7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黑龙江下游、库页岛乃至外兴安岭的大部地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版图和有效管辖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这两个不平等的条约，实际上是中国东北古代历史疆域与近现代东北疆域发生重大转换的分水岭。我们对中国东北历史疆域演变也应该以此来划分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由于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东北在日本海沿岸失去了整个滨海地区和有效的出海口，致使吉林、黑龙江两省从此成为望海兴叹的内陆区域。
现在的中国东北地理构成，主要有长白山脉与大、小兴安岭山脉，燕山北部山脉之间的大江、大河、湖泊、湿地、草原、平原与丘陵、漫长的海岸线，深入黄、渤二海的部分岛屿，以及蒙古高原。它们构成了东西宽约1400公里，南北长达1600公里的辽阔而复杂的东北地貌。然而，长期以来作为这一地理区域的东北文明及其所表现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却不被人们所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就在所谓的北大荒的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数百座汉魏时期的城堡群和大型的拜天礼地的祭坛。学术界认定这是一处被人遗忘了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至今学术界对其文化内涵和民族源流尚无值得信服而完整的解释。西辽河流域的辽西地区褐色黏土中，层层叠压在一起的距今8000～4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具有东北亚地域早期文明礼制起源意义的红山文化的发现，大、小凌河及老哈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之间的来龙去脉，乌裕尔河流域发现的大批极为特殊的石耜与精美绝伦的玉器、遍布东北大地的黑曜石石器的来历，内蒙古高原呼伦贝尔草原地带的哈克文化的细石器与早期的农业文明元素、黑龙江流域上中游地区沿岸发现的众多的城堡、下游地区发现的具有中亚和西亚文明意味的人面红衣彩塑陶，以及通化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至秦汉的障塞、长城，还有在东北地区发现的1400余座各时代的古城、都市、山城，辽东半岛上的神秘的大石棚文化，鸭绿江流域庞大的数以万计的高句丽时期金字塔式的古墓群，等等，都构成了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未知的世界。
2011年11月，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大凌河上游地区，地属辽宁省葫芦岛市的建昌县东大杖子村，发掘了一座大型战国中晚期的贵族大墓，无论是从墓地的规模，还是出土的精美的漆器、仿青铜器彩绘陶器、嵌金青铜短剑、带钩等文物，都打破了传统的概念——“春秋战国考古不出关”的旧说。尤其是墓葬中殉牲的5头牛、2匹马，以及猪、狗、羊的头骨多达70余件的祭祀规模更让人疑惑。这究竟是何人享用的如此高规格的墓葬？马、牛、猪、狗、羊五牲俱全的殉牲方式，迄今为止在北方地区从未发现过。这种具有中原华夏文明和东北古代民族文化的双重礼俗的胡汉之风的战国墓地，为我们的东北流域史研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根据新闻报道可知，墓中还出土了嵌金青铜短剑、带钩、蟠螭纹盖壶等青铜礼器，红玛瑙环，“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器。这不是普通的陶器，而是仿青铜陶礼器。虽然整体情况尚不清楚，但可以看出鼎、豆、壶的基本组合也是符合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墓葬规制的”。这是一个“两椁一棺”的大型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近年来，在环渤海沿岸及辽河、大凌河、小凌河流域虽然偶有战国时期墓葬的出土和发现，但是其规模都很小。然而，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村这座墓地的发现则是长城以北接近东北地域最大的战国墓葬，值得我们学术界的注意。众所周知，大、小凌河流域一直以来就是东北古代民族与幽燕华夏文明的交汇点或者说是结合部，这一流域的文化特征具有东北与华夏的双重性格则是必然的结果。
长期以来，东北历史与文化只有专门从事东北地区的考古、历史、民族、地方志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们在书斋和课堂上对它们有所涉及，它们的真实情况一直沉睡在学者和爱好东北史的人们的怀抱中。在许多场合人们一直误认为：“中国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就是游牧民族的历史，东北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就是一场猎人、牧人与农夫的对抗。从文化形态上看，则是移动的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与抗争。长城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分为二。”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北地区早在民族共同体形成前夜的早期文明阶段，距今6000～4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们就具备了筑城的技术。从那时起，中国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筑城历史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此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早期文明中农业的发生也不晚于8000～7000年前。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等众多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都具有发达的农业文明特征。况且这种农业文明一直与占有相当比例的渔捞经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和游牧经济复合为一个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动、相互影响。因此说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游牧民族的文化，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式的复合型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之下的人们不仅需要坚忍的耐力和强健的体魄，更需要掌握四时变化的气候与天象，以及在复杂的环境下生存的智慧和能力。逐水草而居并不意味着只会游牧而不会定居，渔捞和狩猎并不意味着落后，他们需要勇气和更复杂的技能，战胜令人望而生畏的恐怖的山林猛兽，征服江河湖泊与汹涌澎湃的海洋。
东北区域文明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在文明的起源地，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或者说是文明的发祥地通常是沿着江、河、湖、海的沿岸分布着，并早已被考古工作者们的许多重大发现所证明。中国东北地区特殊的地貌和多变的地势，以及复杂的气候环境，决定了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根脉和走向。事实上，东北的历史与文化也依然沿着东北地区的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而分布着。因此，与其说是“东北的区域文明”，还不如说是“东北的流域文明”更加贴切。许多学者在研究东北地域文化的过程中，曾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试图概括东北文化的概念和称谓，如“满洲文化”“关东文化”“白山文化”“黑水文化”“辽海文化”“草原文化”“松辽文化”，等等，其实这是一种以区域文化代替流域文化的概念。如果从流域文明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东北区域历史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五大流域文明区域的结论，即黑龙江流域文明，辽河流域文明，大、小凌河流域文明，鸭绿江流域文明，图们江流域文明。虽然它们均属于东北的流域文明，但是由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使得各自所影响的区域文化呈现出一种缤纷多彩的景象。
如建立过渤海国、金帝国以及清帝国的靺鞨、女真、满洲这一系统的民族便祖祖辈辈都繁衍、生息、壮大、发展于黑龙江流域之中；东胡系统中的乌桓、鲜卑、奚、契丹、蒙古等族的兴起与衰落几乎都与西辽河流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小凌河流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了幽燕文化与东北文化及草原游牧文化、海岱文化的交汇点，同时不少学者也认为殷商也是发源于此；鸭绿江流域是
貊族长期繁衍生息的区域，这里留下的方坛积石墓与巨幅壁画代表了这一民族留下的灿烂文明；图们江流域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且交通便利等特点，构成了古代民族理想的聚居区，历史上的
貊、沃沮、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洲等民族，都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图们江流域所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和繁盛的都市文明；等等。正是因为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复杂和多变的地势，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文化并非是单一的游牧民族文化，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模式的复合型的特殊文化形态，所以它是中国历史上充满神秘色彩、充满活力、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上述这五大流域文明，除辽河流域文明和大、小凌河流域文明外，其他三大流域文明均具有跨越国境的特点。因此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及其流域文明，就不可能回避当代国境线两侧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与关系。流域文明的研究方法能够回避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境线限制，在超越时空的前提下采用地理环境的影响以流域的空间文化实现跨境的覆盖，去了解远逝的历史真相。只要我们认真浏览东北五大流域的地理形势，就会清晰地看到，那些江河纵横的水系网络犹如历史文化列车的交通轨道。中国历史上的东北是一个更辽阔、更富于变化的舞台，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众多古城，就是东北古代民族早期的城邦和都市。
中国东北地区的五大流域文明曾经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的北方五大王朝，即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满洲族建立的清王朝。此外，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在这五大流域之间还建立了若干个侯国、属国和方国，例如朝鲜侯国、橐离国、扶余（又作夫余）国、豆莫娄国、乌洛侯国、孤竹国、徒河国、三燕政权、高句丽国、渤海国、勿吉国、后金政权等数十个方国、侯国与王国。从上述的五大王朝和众多的方国、属国与王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的事实：其一，160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政权，主要是由繁衍生息在中国东北这五大流域之间的古代民族建立的；其二，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南北对立时代的出现，都是东北五大流域的古代民族的南下而导致的结果，它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由华变夷、由夷变华的“华夷互变、胡汉相融”的过程；其三，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促使中国在语言、文字、艺术、文学、宗教、城市文化、都市文明、科学技术、天文地理、医学、交通等方面达到了古代社会最灿烂、最辉煌的历史阶段；其四，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使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继续扩大和延续，使中国古代的疆域开拓的空间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其五，商品经济异常繁荣，都市文明迅猛发展，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均出现了都市文明的繁荣局面，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其六，促进并扩大了对外交流，开辟了新的海路和陆路，推动了科技进步与发明、发现及探索；其七，中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王朝更替，除了明王朝之外，几乎都是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朝，这些东北古代民族曾经作为统治民族而影响了东亚乃至欧亚大陆。然而，在传统的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存在着认识上的偏见。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东北的五大流域文明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东北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王朝政权以及属国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今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不断地发现和创新，使得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正在渐渐地消除”这一词句的分量。只要将百年以来的考古发现摆上案头，进行理性思索，我们便会从固有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不禁发问：距今1600年的中国历史，为什么只有东北民族才具有不断问鼎中原的力量？东北民族与中原古族、古国有无亲缘关系？为什么东北民族的氏族制在一个民族勃兴时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东北的五大流域为什么能够孕育出如此强大的民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由于东北民族一次次入主中原，造成了沿着长城从东到西的一个方向上的重大变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长城内侧一系列的社会秩序和各种关系的重新组合。从已经逝去的历史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上分析，当时人们在文化接触之后，长城内外的人们各自所产生的心理负担相当沉重，几经沧桑后的心理平衡过程充满了痛苦的抉择。
多年来，为了完整和深入地了解中国东北流域文明特征和文化发展轨迹，笔者做好了各种准备。不仅要去做艰苦的实地调查工作，还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不仅需要认真的梳理田野调查的资料，还要进行缜密的考证和史料的校雠工作。首先，要在实地调查中去抢救和采撷各历史时代所保留下来的历史残篇。其次，尽可能地挖掘和采集掩埋在地下的文明碎片。最后，利用有限的智慧去推测、联想与组合那些残篇和碎片的历史镜像，以及它们的文化面貌，尽可能地再现历史发生过的部分细节。在长达30多年的研究东北史的生涯中，笔者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东北的历史至今仍然是一部尚未明了的较为神秘的故事。经过观察和理解，笔者把东北的历史与文化按照上述的五大流域文明重新进行了梳理，并把东北地区的四大民族谱系、五大流域文明，以及东北古代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五大帝国王朝和若干个王国、方国或属国政权，用一种打破传统历史编年体系的方法，结合考古发现和重要的历史文物加以综合的叙述，以达到具有可读性和普及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