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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年，随着契丹人对渤海上京城所放的一场大火，记录渤海国的一切文字、典籍付之一炬。现存的渤海史料中记载有关渤海国历史遗迹遗物的史料十分有限，直接出自唐人之手和渤海国的原始资料更是寥若晨星。因此，唐至五代时期保留下的苏鄂撰写的《杜阳杂编》、杜佑的《通典》以及《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书成为研究渤海国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
渤海国灭亡后，渤海国的历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直至被后人所遗忘。辽宋时期编辑的《契丹国志》，金代的《松漠纪闻》《大金国志》，宋人的《三朝北盟会编》《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书，均有对渤海国史的零星记录。元明时期所编修的《辽史》《金史》《元史》《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刊载了渤海国的历史地名和州县，以及渤海的人物和后裔。明清时期的《白云集》《盛京通志》《柳边纪略》《扈从东巡日录》《满洲源流考》《宁安县志》等书中也有对渤海国上京城遗迹遗物的相关记载。清朝初年，一些学者误认为渤海上京遗址为金代的旧都，并以“东京城”的名称出现在许多清人的笔记、杂咏之中。清朝中晚期，有关东北地方史志书也对渤海国的历史与遗迹遗物有了记述，并对渤海国的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开始了系列研究，如《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满洲源流考》《奉天通志》《盛京通志》《吉林通志》《黑龙江志稿》《吉林旧闻录》《吉林外记》《宁古塔纪略》《黑水先民传》等书。
20世纪30年代，著名东北史学者金毓黻先生对渤海国史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对渤海国历史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分类，并编著有《渤海国志长编》（简称《长编》）。在《长编》卷20中，金毓黻先生对渤海国的文字、音乐及渤海国上京城的遗迹遗物皆有所考证，并收录了诸多的珍贵史料。从清初到清末，对于渤海史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对文献的考据上，而金毓黻先生是集渤海国史料学之大成的学者，他集中收集了许多有关渤海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考古发现。
20世纪70～90年代，由于黑龙江流域边疆考古工作的展开，学术界掀起了渤海国史研究的高潮。因而在研究渤海国问题上，学术界由对渤海文献史料的研究，逐渐转变为注意结合考古资料的探讨。1980年《黑龙江省文博学会成立纪念文集》中收录的由张泰湘、吴文衔、魏国忠合作撰写的论文《唐代渤海国文化初探》，是一篇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论述渤海文化的佳作。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意在阐述渤海文化是对靺鞨族文化的继承，同时又是吸收了汉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而创造的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他们称其为“海东文明”，并指出渤海文化的繁荣是兼容并蓄，多种文化相互借鉴、吸收、创造的结果，而绝非单一的文化所能造就的。这为渤海文化源流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李殿福的《渤海的考古》
从考古学角度对渤海国文化遗存进行了概括，并从渤海国的宫殿建筑、佛教寺庙建筑、乡村建筑、陵墓建筑等建筑形式，以及石质造型艺术、陶质造型艺术、金属造型艺术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这种全面的概括方式一方面做到了用翔实的考古资料来说明渤海国的建筑技术，另一方面又结合历史文献对遗迹遗物和渤海国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再现了部分渤海国文化的真实面貌。此外，对渤海国文化遗存分类论述的文章也相继出现，如刘滨祥、郭仁的《渤海瓦当的分类与分期研究》
，魏存成先生的《渤海的建筑》
，何明的《浅谈唐代渤海的佛教》
等。但是如张殿甲《浑江地区渤海遗迹与遗物》
这样以地域性研究为代表的文章却很少见，也就是说按地域分析渤海国遗迹遗物的研究方法在这一阶段十分少见，可能是学者们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介绍，或者说是因为当时渤海国的遗迹遗物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一时期有关渤海国热点问题的文章大量出现。如对渤海二十四块石遗迹研究、渤海国的文字探讨等。李殿福的《渤海二十四块石建筑的性质》
，吉林大学历史系敦化文物普查队第二小组的《敦化县二十四块石遗址调查记》
，孙秀仁的《渤海国二十四块石之谜解析》
等，均提出了对24块石用途上的不同见解。由于渤海文字资料的缺乏，因而对渤海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已发现的贞惠、贞孝公主墓志研究和发现的大量渤海文字瓦的研究上，这类文章有王承礼的《唐代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研究》
、罗继祖的《渤海贞惠贞孝两公主墓碑》
以及李强的《渤海文字瓦研究》
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涌现，国际上对渤海国历史的高度重视，以及我国东北史研究工程的开展，渤海国历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无论是研究的课题还是文章，或者是专著都十分丰富，例如已故的王承礼先生所著的《渤海简史》和孙玉良先生的《渤海史料全编》。尤其《渤海史料全编》，是继金毓黻先生之后对渤海史料整理编辑的又一力作。这部书的特点是把渤海史料的上限追溯到渤海国的先民肃慎时期，把两汉时期的挹娄也都包括进来，增加了关于渤海国先民的历史史料。不仅如此，更为可贵的是它把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朝鲜、俄罗斯的一些考古资料也都囊括书中。此书在体例上更加明晰，按照年代对渤海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还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编辑了渤海历史的详细年表。孙进己先生编辑出版了《高句丽渤海史研究论著集成》，把1995年之前100多年的国内外有关渤海史研究成果编入集成。王禹浪、王宏北编著出版的《高句丽渤海古城研究论著汇编》首次把分散在俄罗斯、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渤海古城资料汇编成书，并在书中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一并发表出版，为国内外渤海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原创性史料。在渤海国史研究方面，还有朱国臣、朱威合作编著出版的《渤海遗迹》。魏国忠先生等人撰写的重要著作《渤海国史》于200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代表我国20世纪渤海史研究最高学术水平的重要著作。需要特别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王承礼、李东源、林树山、姚凤、宋玉彬、顾学成等人，在翻译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学者有关渤海史研究著述方面成绩斐然，为我国学术界渤海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渤海国疆域的部分地区在朝鲜境内，以及其与外部的文化和贸易交流曾深入到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等国家的部分地区，因而这些国家的学者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著作。
日本从20世纪初期便开始了对渤海史的研究。1907年白鸟库吉于东京城采集到大量的砖瓦，断定为渤海遗物。此后内藤湖南在《日本满洲通交略说》的讲演词中论述了日本与渤海国的邦交，对渤海的历史和地理也做了简单介绍。这篇演讲词的内容虽有错误，却掀起了日本研究渤海国史的热潮。
此后日本有关渤海史的研究著作迭出，“二战”以前最具影响力的是鸟山喜一的《渤海史考》（1915）在这部著作中鸟山不仅涉及渤海的疆域问题、政治制度等，还详细论述了渤海的民族盛衰及其文化。这部著作观点深刻，成为日本渤海史研究中的开山力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包括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并以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共同执笔的考古报告书《东京城》的发表，开启了渤海史的研究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新阶段。
围绕渤海的文化问题，日本涌现出多部著作：原田淑人的《满蒙的文化》，三上次男的《渤海国的兴亡及其文化》《唐代文化在满洲的传播与渤海国》，关于日本与渤海交往的《日满古代国交》。日本的研究者们更加注重渤海与新罗、日本的交往，扩大了研究范围，将渤海史的研究置于东亚的国际环境中，如滨田耕策的《唐代渤海与新罗的争长事件》。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渤海史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有藤井一二、石井正敏、新妻利久、酒寄雅志、滨田耕策、小岛芳孝等。
20世纪60年代前后，朝鲜学者朴时亨在朝鲜的《历史科学》第1期上发表了《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一文，明确提出了要重视渤海史的研究，“社稷延续二百数十年的渤海史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的王朝之一”。此文一出，几乎成了朝鲜研究者的公式，一切研究都是本着把渤海史纳入到“古朝鲜、夫余、高句丽、渤海”这样一个体系中去的。如1979年朝鲜科学院所编的《朝鲜全史》把渤海史列为其国史的一部分。同年，朴时亨完成了《渤海史》的出版发行。此外，朝鲜学者朱荣宪在其《渤海文化》中从考古学的角度，结合渤海的墓葬、城址、器物，认为渤海文化继承了高句丽的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的渤海史学者有李龙范、李佑成、李钟明等。李龙范在《渤海的成立及其文化》
文中，在第一个标题即提出“高句丽遗民创立渤海国”，认为“大祚荣以高句丽遗民为主体力量，吸收靺鞨之众，收复失土，开创新的国家”。总而言之，韩国的观点与朝鲜的基本一致，他们的提法是“渤海及统一新罗时代论”。目前，较为有影响的韩国学者有韩圭哲、宋基豪等。
早在19世纪初期，一些俄国学者就关注渤海史的研究。19世纪中期，瓦西里耶夫在《满洲志》中即确认东京城遗址为渤海上京城遗址。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加强对我国东北领土的扩张，并加强了对远东地区的历史研究与考古调查，掀起了俄国渤海史研究的高潮。十月革命后，B.包诺索夫考察了渤海的上京城，并撰写了《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不但详细地介绍了古城的全貌，而且还介绍了渤海国的其他遗存。20世纪50年代，远东考古勘察队成立后，对渤海古城、滨海边区进行了大范围的勘察。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滨海遥远的过去》、沙弗库诺夫的《苏联滨海边区的渤海文化遗存》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研究渤海的北部疆域和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