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大诗人温庭筠,以自己与渤海国王子交往的经历写下了著名的《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热情讴歌了渤海与唐朝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诗的第一句就满怀深情的写道:“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这是对渤海国文化特征和属性的高度概括。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印证了渤海国文化与唐朝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唐朝文化一直作为主体文化不断地对渤海国产生影响,并促使渤海国逐渐吸纳和接受了中原地区汉唐文化的主流。其中最富有鲜明意义的就是渤海文化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形式是流畅而又成熟的汉文字,这在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志铭文中已经有了最深刻的说明。这表明渤海国在与周边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对自身影响最深的依然是汉唐文化之风。他们利用汉唐以来的典章制度,说汉语,习汉字,着汉唐之服。在渤海的墓葬文化中所反映出的汉唐风气最盛。黑龙江流域渤海文化之所以高度发达,就是在于渤海立国的200年间,统治者奉行了切实可行的务实外交政策,即始终与唐朝保持着臣属和朝贡的友好关系,而与契丹、日本、朝鲜等国保持着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
仅从渤海墓葬文化的特点上看,我们不难窥视出渤海国繁盛时期所具有的文化面貌。墓葬研究主要是以考古发掘所见的墓葬结构、形制、建筑材料、施工特点以及出土文物等为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文献综合探讨当时社会条件下所具有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及其行为观念。在我国古代一些地区,尤其是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往往表现出与中原地区不一致的特点,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墓葬就是如此。它既有渤海人先世肃慎人、靺鞨人的风格,又对后世女真人的墓葬习俗产生重要影响。渤海贵族和高等级墓葬的建筑又显示出与汉唐风格相近的特征,当然这里不排除具有高句丽墓葬形制的特点,要知道高句丽的墓葬特色主要受汉朝墓葬影响较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墓葬的主要特征为汉唐风格是正确的。
对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研究,首先要考察渤海人的葬俗。这既要依靠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零星记载,更要借助地下的考古实物资料。目前有关渤海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直接叙述这方面的文字,我们只能通过间接的历史文献去了解渤海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丧葬习俗。渤海国是由靺鞨人建立的国家,而靺鞨人又是肃慎族系的重要民族,通过对靺鞨的祖先挹娄、勿吉以及后世女真人葬俗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判断出渤海人的情况。关于勿吉人的葬俗,在《魏书》《北史》的《勿吉传》中有明确记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很显然,勿吉人的葬俗因季节的不同,既有一次葬,又有二次葬。史书中的这些记载完全能够与考古发掘相印证。著名的渤海三陵2号墓以及宁安大朱屯墓葬群,都是一些多人合葬的大型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发现了10余具尸骨。这些尸骨有的保存完整,骨架上的各个部位丝毫没有错乱的表现,可以看出是一次葬,也即墓主人死后,直接入葬。而离这些尸骨不远的其他地方,则摆放着几具零乱的尸骨,有学者曾经推测这些人是作为墓主人的殉葬而被埋入的,但对这些尸骨仔细研究,并没有发现砍伤或者是捆绑的迹象,因此可以判断是后来埋葬进入的,属于二次葬的习俗,魏存成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原始家族葬的遗俗。虹鳟鱼场所发掘出的墓葬中,二次葬的特征较为明显。关于渤海人火葬的考古证据更多,在敦化六顶山渤海早期贵族墓葬群和牡丹江桦林石场沟墓葬群中,都有明显的火烧迹象。
史书中关于渤海国所属黑水部靺鞨的葬俗介绍,对于研究同一族属的渤海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旧唐书·靺鞨传》对黑水部葬俗做了详细的记载:“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殓之具,杀其乘马于尸前设祭。”可见,黑水部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实行土葬,而且不用棺殓之具;马在当时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通典·挹娄传》对渤海丧葬习俗是这样表述的:“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看来黑水部靺鞨与挹娄人的丧葬习俗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们都把家畜作为活着的人对死者死后的寄托,但有所不同的是猪与马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猪可能为死者之粮,而马则有另外一种含义,既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前的爱物。黑水靺鞨这种为死者随葬马匹的习俗,在后来的女真社会的丧葬习俗中也有充分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黑水靺鞨与挹娄人的丧葬习俗在为死者用椁和无棺殓之具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这种习俗是否直接影响过渤海国人的丧葬风俗,尚不可知。但从渤海墓葬的多种习俗上看,的确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可能。如从历史渊源上分析,上述两种习俗在渤海先民墓葬中都较为常见。
以上渤海先民的葬俗,主要反映了渤海建国前期的一些习俗特点,此时的渤海先民还没有摆脱落后的原始氏族部落的丧葬风俗。在大祚荣建立渤海国之后,尤其是大钦茂从旧国迁都上京龙泉府以后,渤海与唐朝的联系逐渐紧密,二者往来也日益频繁,表现在渤海的葬俗风格上是渤海的上层社会开始吸纳唐朝的丧葬习俗。渤海国从先民那里继承来的原有的土著丧葬文化开始分裂成二元体系。一方面在渤海的上层社会流行唐朝的风格,而在平民社会则表现出多元体系的习俗,尤其是靺鞨族系统的丧葬文化及其风俗依然强有力地保持着。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渤海国所统辖的地域内依然存在着其他民族的丧葬习俗,例如高句丽人的丧葬习俗也会或多或少的被延续下来。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丧葬习俗并不是渤海国社会丧葬习俗的主流,他们丧葬习俗的主体文化仍然是贵族阶层的唐风与平民阶层的靺鞨族风。
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牡丹江上游的渤海贞惠公主墓。从出土的墓志来看,贞惠公主是渤海文王大钦茂的第二女,卒于渤海宝历四年(777)葬于宝历七年(780)。这位公主在去世后,并没有直接入葬,而是采用中原的堪舆迷信之说,停厝三年,择吉而葬,并采用挽郎送丧的中原仪式。不仅这样,贞惠公主的墓制也基本仿照唐朝的昭陵而建,可见渤海的葬俗深受中原唐王朝的影响。现已发现的渤海贵族墓葬在地表往往存有柱础或者砖瓦等遗存,如著名的三灵坟,20世纪30年代清理墓室顶部时,就曾发现过4块础石,这明显说明地表处曾经建有规模不小的建筑物。这一特点,又恰好与《魏书·勿吉传》“冢上作屋,不令雨湿”的记载相吻合,再次证明了渤海人的葬俗是直接继承自靺鞨族。渤海平民阶层墓葬群的代表则是渤海上京城附近的虹鳟鱼场渤海墓葬群。
前面提到,渤海有火葬的习俗,这种习俗恐怕与渤海人民普遍信仰佛教和萨满教有很大关系。目前,在几乎遍布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墓葬中都能发现有火葬的痕迹。我们知道,渤海人笃信土生土长的萨满教及从中原传入的佛教,至于佛教何时传入渤海,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由于渤海王国与唐朝有着特殊的从属关系,唐朝又是我国历史上佛教文化最为成熟和发达的朝代之一,在渤海王国与唐朝的交往中佛教文化自然会深刻影响到渤海人的宗教信仰。无论在渤海的贵族墓葬还是平民墓葬中都发现了渤海人笃信佛教的事实。此外,在渤海王国建立之前,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政权和鲜卑人建立的三燕政权都把佛教当作自身的国教,佛教早在3世纪前后就已经在东北地区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因此,渤海国的火葬习俗必然是深受佛教影响的结果。更何况建立渤海国的粟末靺鞨族首领大祚荣,长期生活在佛教最为兴盛发达的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想必早就接受了佛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掘的渤海贞惠公主墓还出土过两尊蹲坐的石狮,这也是渤海盛行佛教的一个例证。狮子是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传入中国的,早期石狮大多呈行走状的动态样式,大概到了隋唐年间蹲坐式的造型盛行一时。根据《传灯录》记载,传说释迦牟尼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并且像狮子一样怒吼,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往往将石狮造像与佛教紧密联系。 这种怒吼状的石狮在中原的许多佛教寺庙都可以看到,目前在黑龙江流域出土的3尊渤海石狮,都是蹲坐式并呈怒吼状,石狮的神态与唐朝乾陵墓前蹲坐的石狮子也极为相似,同时还带有东北少数民族造像艺术浑厚质朴的特点。
关于渤海信仰佛教的事实在历史文献中也是有据可查的,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大祚荣派遣王子入京朝唐,便请求“入寺礼拜”, 并带回大量的佛像和佛经。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正月渤海使高礼进等37人朝贡,献金银佛像各一。 渤海历任国王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寺庙和佛塔。渤海名僧释贞素不仅学问高深,而且与当时的日本僧人灵仙大师的友谊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佛教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社会之所以这样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渤海国的建立,实际上改变了靺鞨族那种原始状态下的奴隶制社会结构,并促使靺鞨族快速进入到封建社会。随着封建主对靺鞨等民族的剥削日益严重,统治者急需一种麻痹民众的精神工具,而佛教“今生受苦,来世幸福”的教义恰恰迎合了这些下层民众的心理寄托,因此佛教在这一地区得以盛行。
从渤海墓葬的出土物和丧葬习俗上看,渤海人除了信奉佛教以外,还有原始的萨满教信仰。这是一种渤海先民挹娄、勿吉人普遍信奉的原始宗教。虹鳟鱼场渤海墓葬与黑水靺鞨墓葬中都曾出土过类似萨满使用过的腰铃和具有神圣图案花纹的铜带 ,说明渤海国宗教信仰也分为两种形式,佛教主要是在贵族中流行,萨满教则普遍在平民社会中盛行。可能在渤海国早期,佛教还属于较为奢华的一种宗教,而萨满教则是在我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地区非常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论。这种原始宗教不受地域、场所、教义、文化水准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具有较为广泛的信众,甚至在一些偏远的山区也有大量信徒。萨满教在渤海建国前的靺鞨人社会中非常盛行,且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原地区各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支配社会各阶层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从目前在黑龙江流域已经发掘出的渤海墓葬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渤海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是其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儒家思想至少在上层贵族中受到高度重视。这其中最主要原因还是唐王朝的影响。目前在已经发掘的渤海墓葬中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当属贞惠公主墓。在墓葬甬道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铭,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这篇只有几百字的铭文,利用孔孟之道对这位渤海公主进行了极力地歌颂与美化。这篇篇幅不长的墓志铭中,所引用的儒家经典文献就有《论语》《诗经》等书。很明显撰写墓志铭者对于儒家经典十分熟悉。值得一提的是,从墓志铭可知贞惠公主早年守寡,但她并没有再嫁,而是守节以终,这对于一名正处于青春年龄的公主来说并非易事,显然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深刻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 渤海人学习封建制度礼仪这一行为本身,即是他们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过程。《玉海》卷153载:“渤海遣使来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这些中原正统史书本身也是对渤海社会进行儒家思想灌输的重要工具。渤海数度遣使来长安也说明渤海国贵族阶层,尊奉儒家思想,仰慕具有强大魅力的唐朝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
《渤海国志长编》对渤海的行政建制有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渤海上层社会浸染之深。渤海仿效唐朝的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建立了忠、仁、义、礼、智、信六部,其目的是使儒家思想成为人们日常道德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尤其是对于官员来说更要牢记这种忠君报国、恪守封建礼教的思想观念。渤海政府机构名称有不少来自儒家典籍。渤海的胄子监仿照唐朝的国子监而设,主管渤海王国的教育礼仪和文化事业,其名称就是根据《尚书》中的“典乐教胄子”而来。它的长官称监,全面负责儒学的传播与教导。巷伯局则仿唐朝内侍省而设,主管宣布谕书和敕令。巷伯局一词来源于《诗经》。掌握禁军的左右猛责之名则来自于《周礼》。渤海贞惠公主墓志铭,包括后来发现的贞孝公主墓志铭都是用汉字书写,至于渤海有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不过渤海国通用汉字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文体都是早唐时期流行的骈体文。墓志铭文中有“早受女师之教”之语,这说明渤海国重视教育,且有专门的女性教师负责教授贵族女子。当然这是仅属于渤海上层贵族的教育特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这与中原王朝的情形很相似。
黑龙江流域渤海人民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吸取了唐朝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制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陶瓷艺术品。这些陶瓷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声誉,不仅销往周边国家,其精品还被选出以向中原王朝进贡。从目前在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中出土的各类陶器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出渤海陶器的发展脉络。敦化六顶山墓葬群是渤海早期的大型墓葬群,这里出土的陶器反映了渤海早期陶器的特点。如:盘口鼓腹罐和侈口双唇长腹罐,多呈红褐、灰褐和黄褐色,且含砂量较大,这是因为早期陶制品的工艺手法多为手工慢轮修整;陶器表面的颜色不匀是因为在烧制陶器时火候掌握不好,促使窑中的温度变化无常所致。陶器造型艺术上多保留靺鞨族的土著特点。从器物种类来看大多是生活器皿,如盘、碗、盆、钵、盂、侈口罐等。其中侈口重唇长腹罐与东宁县大城子墓葬中出土的敞口长颈深腹罐都是最为典型的早期渤海陶器,并与黑龙江畔绥滨县同仁遗址出土的靺鞨陶器基本属于同一序列。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把它们统称为靺鞨罐,由此可以进一步看清渤海国建立者的主体民族当为靺鞨族系无疑。
到了渤海的中后期,由于受到唐朝先进工艺手法的影响,渤海陶器的制作技术与风格完全不同于前期。目前渤海墓葬出土的渤海中晚期陶器,多为灰陶和红褐陶,颜色纯正、火候均匀,质地坚硬,这种规整的陶器的制作手法明显是较为先进的轮制技术。黑龙江支流绥芬河附近东宁县大城子渤海墓葬群中出土的渤海陶器的轮制手法已经非常普遍,并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从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出土的陶器纹饰来看,其花纹的样式和精美程度令人惊叹,表现了陶工匠人的艺术创造力。这些陶器上的花纹主要有弦纹、刻划纹和模印纹。这种纹饰对后来辽金时期的陶器纹饰影响极大。此外,渤海中晚期的陶器器形种类也有明显增加。在渤海上京城附近的虹鳟鱼场渤海墓葬群中就出土有短颈壶、长颈壶、鼓腹罐、敛口罐、折肩罐和重唇罐、双耳罐等器物。到了渤海晚期,陶器的工艺水平更是突飞猛进,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最典型的就是,在唐朝先进的制陶工艺影响下,渤海人仿造唐三彩制作出了渤海的三彩釉陶,如三灵坟出土的三彩熏炉、吉林省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中出土的三彩俑等。这种三彩釉陶烧制火温较高,呈白色胎,而且质地坚硬。926年,契丹灭亡了渤海,占据了渤海故地,渤海人的这种工艺得到了延续,极大地促进了辽代陶瓷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辽三彩”。
壁画也是渤海人一向引以为豪的艺术成就,据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载,渤海后裔“善画马”。又据《海东绎史》“渤海”条引《画史绘要》云:“大简之,渤海人,画工松石小景。” 这是目前关于渤海人绘画仅有的几条史料,然而,我们完全可以从渤海后裔的高超绘画技巧中想象渤海时期发达的绘画艺术。遗憾的是,由于当年契丹贵族害怕渤海人民反抗,将上京龙泉府一带经济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付之一炬,许多珍贵的绘画作品可能毁于这场大火,永久地消失在历史的视线之中。尽管渤海人的纸张绘画作品濒于绝迹,但随着渤海贵族墓葬中的壁画的发现,渤海画匠精湛的艺术作品还是得以重现。
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墓葬中,渤海贞惠公主墓和渤海三陵2号墓中都发现了壁画,前者出土过壁画残片,因墓葬早期被盗,所以壁画破坏较为严重,而后者保存较好,且规模较大。壁画主要发现于渤海三陵2号墓的甬道中,内容属人物画,人物形象清晰,女性居多,体态丰满。陕西省乾县唐朝永泰公主墓壁画所绘人物同样是形体丰满,线条挺拔。 渤海三陵2号墓中所画人物穿的服饰与同期唐朝人的着装十分相似,圆领、紧靴长袍,腰中束带,左祍,头戴幞头,着靴,编发。我国东北地区的墓葬壁画最早见于辽东、辽西的汉代墓葬中,较为集中的地区是辽阳和大连一带。后来高句丽时期的墓葬中也发现大批壁画作品。比较高句丽墓葬壁画和渤海墓葬壁画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壁画风格,所描绘的题材内容、绘画技巧和用料,以及壁画中所反映出的人物形象和服饰均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渤海墓葬的壁画风格和绘画艺术的技艺不是直接继承于高句丽,而是学于唐朝。与渤海国相始终的唐及五代时期,墓葬壁画的艺术发展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在陕西唐朝贵族墓葬中,发现有大量制作精美的墓室壁画,如前面提到的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及其他众多的唐墓壁画,其绘画艺术风格与技巧都与渤海墓葬的壁画相一致。这说明当时的渤海国在与唐朝的交往中,有派往唐朝专门学习壁画艺术的匠人,或者专门聘请唐朝的画师为渤海国的墓葬绘制壁画也未可知。
综上所述,从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中反映出的渤海历史与文化的面貌虽然不是全面的,但它向我们展示的渤海人的生产生活和部分社会状况却是真实的。我们通过对墓葬出土物和墓葬结构、建筑特点等进行梳理与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渤海国的诞生和存在对于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文明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渤海国之后,同为肃慎后裔的女真人又崛起于黑龙江流域,并在渤海故地建立起超过渤海国数倍的强大王朝国家——金王朝,把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入中原,同时也把中原历代王朝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传播到黑龙江流域。实际上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基础应该始于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