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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霞
摘要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时期，儒家思想虽偶有际遇稍衰，但始终是当政者的主导思想。本文试图从儒家荒政思想的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进而探析儒学作为官方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儒家思想使历朝当政者视救灾安民为己任，并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社会各层都积极备荒救灾。儒家防灾救灾思想中的灾异论备受诟病，然其对当政者的约束及稳定灾民情绪的积极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儒家思想对政治稳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凸显了儒家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各朝当政者以儒家为官方思想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荒政 儒家 灾荒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时期，儒家思想虽偶有际遇稍衰，但始终是当政者的主导思想。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探究原因，萧公权认为“儒家存在之所以特能久远者，盖半由其适应能力之强大，半由其思想内容之丰富。” ［1］ 余英时提到：“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自朝廷礼乐、国家典章制度，中至学校与一般社会礼俗，下及家庭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的价值。” ［2］ 干春松明确提出：“我们认为儒家之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当然并不仅仅在于儒家的观念适合传统的政治形势，而是它所标举的理想和价值观更符合中国人的理想，从而也使儒家呈现‘超越性’和普适性。” ［3］ 学者们多是从儒学本身的特质、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构成、政治形势等角度加以探讨，鲜有学者将儒家的生命力与中国的灾荒相联系。本文试图从儒家荒政思想的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进而探析儒学作为官方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由于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处于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交界处的强烈地壳运动区域，且在不稳定的季风环流控制下，中国自古就呈现灾害品种多、频率高、强度大等特点。据邓云特在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一七六六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后一九三七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六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 ［4］ 这个数据相当保守，实际上发生的灾荒远甚于此。中华文明史也是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尽管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然而中华文化从未间断，至今仍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儒家在防灾救灾方面功不可没。
孔子吸收西周“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为政以德”，这样才可能“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当政者应从仁的角度出发治理百姓，如“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处于孔孟之间的思孟学派提出“爱天下之民” ［5］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将民的地位抬高到国家和帝王之上，使当政者认识到民为治国之本。荀子形象地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警告当政者如果想要过上安定的生活必须平政爱民。秦汉之后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儒家思想虽然代有变化，然而民本、仁政的核心理念从未改变。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爱民如子”是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因而，面对大的灾荒，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历代帝王都将备荒、救灾作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甚至举全国之力与灾害抗争。“备荒和救荒的确是中国官僚制度的头等任务之一，这是中国传统的家长式权力统治的一部分，它体现了儒家的教义：‘养’民才能更好地‘教’民。” ［6］ 中国历朝历代所组织的各种救灾活动已经制度化，如报灾、勘灾、救灾等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只是由于国力、灾情的不同，在救灾效果方面差别较大。应当肯定的是，自古及今，政府作为救荒的主体地位从未改变。灾荒问题最为紧迫的无疑是粮食，灾荒面前，粮食短缺，生命危急，因而各朝都将储粮、赈济粮食作为首要任务。美国学者王国斌（R.Bin Wong）认为中国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古代中国的粮政，特别是清朝对粮食的储备与应对灾荒时的举措代表着官方对人民物质福利的责任，这些做法在欧洲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更遑论做到 ［7］ 。古代中国与欧洲对灾荒态度的对比更能凸显儒家思想的重大作用。
各朝为防灾救灾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并且不断完善。而要将这些规章制度落到实处，主要依靠的是各级官员的执行。各级官员多是通过读儒家经典，继以举孝廉或考科举的方式进入仕途，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在灾荒发生时，虽不乏漠视民瘼、中饱私囊的官吏，为数众多的是面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的有良知的官员。为救济灾民而奋不顾身的官员在二十四史的《循吏传》《良吏传》以及各种典籍中多有记载。汉代的汲黯不畏矫制之罪，擅发仓救助饥民，汉代的第五伦、东晋王蕴、唐朝刘敬和、元朝贺胜、清朝华善等皆因擅发仓而彪炳史册，诸如此类的良吏不胜枚举，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这种擅发仓的举措在专制皇权下竟然条例成文，写入荒政文献中，实乃奇迹，也体现了仁政的治国理念。这是因为“有重罪无赎之理，然能多出谷救荒，则虽枉法以生一人，而实救数千百人之死，亦权道也” ［8］ 。其他未能载入史册却能心系灾民、救民于水火的地方精英数量更多，他们在帮助灾民度过灾荒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灾荒著述的编纂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体现。被奉为荒政经典的《救荒活民书》，其名字就表明在灾荒来临时将救活民众当成第一要义。作者是南宋的董煟，他在该书序中说，儿时曾目睹富弼赈救河北饥民五十多万一事，深有感触；在困处乡间闾巷时，对国家推行的各种救灾政策有着诸多真实的感受，编纂该书，呈送宋宁宗审阅，并请求颁发各州县以救济更多的民众。后世荒政文献的作者也多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并有参与救荒的亲身经历，对荒政的重要性及各种措施的利弊都有切身的感受，在“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下著书立说。正是因为有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社会精英，使整个官僚体系自上而下地形成共识，将荒政作为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灾荒，儒家积极应对的态度也对防灾救灾起到至关重大的影响。孔子认为“灾妖不胜善政”（《孔子家语·五仪解》），面对自然灾害，只要当政者施行善政，抚恤百姓，就一定能安然度过。荀子认为天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遭受天灾也“不可以怨天”，而是吉凶由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应对，就会有好运，反之，则会出现凶险。荀子并没有提出人定胜天的说法，而是说“制天命而用之”，即在天命面前可以有所作为。风调雨顺时积极备荒，以备不测；灾荒来临时，不怨天尤人，不坐以待毙，积极、自信、乐观的精神是儒家面对灾荒的共同特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在执政过程中也多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灾荒。
历史事实证明，只要国家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可变灾害为治世。两汉时期，遇到大的灾害时，君主往往以“问策”的形式公开征询救灾对策。汉武帝时期是西汉自然灾害发生较多的时段，在位五十多年，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发生了四十次。频繁的灾荒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汉武帝积极预防，重视农业、仓储、兴修水利，增加农业生产，提高防御天灾的能力。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水灾，政府鼓励百姓种植能够帮助灾民“度凶年”的作物。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治理黄河水患，亲自前往黄河视察，并调发数万人堵塞决口，终获成功。天灾发生时，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赈济措施，如无偿向灾民提供救灾物资，在粮食难以及时运转灾区时采取大规模移民政策，并提供移民衣食，派人护送。灾后采取减免租税、移民屯垦、廪贷等救荒措施。这种早期预防、积极应对天灾、灾后重建等系列做法有效地缓解了因灾造成的危机，稳定了农业生产。唐太宗贞观二年发生大的蝗灾，蝗虫“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 ［9］ 。唐太宗亲自吞吃蝗虫，引导大家积极灭蝗。宰相姚崇带领百姓捕蝗，还专设捕蝗使分派各道捕杀蝗虫，并科学地利用蝗虫趋光性的特点，辅之以其他的方法，使“连年蝗灾，不至大饥”。这种例子俯拾皆是。
儒家经典《周礼》在《地官·大司徒》中最早提出系统的荒政理论，一般称为十二荒政，包括散利、薄征、缓刑、弛役、舍禁、去几、眚礼、杀丧、蕃乐、多昏（婚）、索鬼神、除盗贼。简言之，灾荒之年，借贷给百姓谷物粮食、减轻各种租税、宽缓刑罚、免除劳役、开放山泽，使百姓自取蔬食、免除市场税收、简化吉礼和丧礼的仪式，将乐器收藏起来，不再演奏音乐、鼓励百姓不备礼而结婚、拜祭鬼神、铲除盗贼，这些措施意在节俭，保存民力，恢复生产。可以说这些举措构成了后世荒政的主要内容。
史书记载，孔子到齐国时，恰巧齐国大旱，孔子对齐景公说：“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祈以币玉，祭礼不悬，祀以下牲，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孔子建议齐景公在灾荒之年约束自己的行为，厉行节俭，爱惜物力，乘劣马，不征发劳役，祈请的时候要用帛和玉，祭祀时不奏乐，还要用低一等的牺牲，这是贤明君主采取自贬的礼仪以救助百姓。孟子提出调粟思想，“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在空间上移民或移粟，调剂人与粮食的分配不均，使老百姓“凶岁免于死亡”（《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就是说，只要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么天不可能使人贫穷；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
预防灾荒的发生也是儒家防灾减灾思想的重要内容，如储备粮食、修筑河堤、藏富于民等，其中储粮是重中之重。《礼记·王制》明确提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国家必须有一定的粮食盈余，否则“国非其国也”。只要国家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即使遇到旱涝灾害也能安然度过。
早期儒家的防灾救灾思想奠定了儒家防灾救灾思想的基本内容，后世儒家在此基础上继承并发展。贾谊是西汉的儒生，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刘歆曾称许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10］ 贾谊倡简斥奢，提出积贮备荒、重农富民等思想，并得到汉文帝的重视，成为后世荒政的重要内容。二程之一的程颐提出“散财”论，要求富贵强宗尽自己的财力，主动捐粮，以救苍生；对具体的赈救过程中将“食之粥饭”和“给之米豆”两种赈救方法予以比较，提出为了防止有人冒领粮食，赞同“食之粥饭”的办法。儒学大师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首创在乡村设立社仓，且非常成功。在他的努力下，宋孝宗将此法推广全国，成为南宋荒政的一个重要制度。王夫之认为修荒政之术，发仓廪、节俭等方法都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最重要的是“裕民力”，老百姓若富足有余则不需要等待赈救。儒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防灾救灾措施，在政府的推动下加以实践，并且取得显著的效果。
儒家思想注重现世，不重来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珍视生命、善待生命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即使身处困境，也“素患难行乎患难”（《礼记·中庸》），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更不会轻言放弃生命。这种生活态度也深深地影响各阶层的民众。灾荒之年，社会各层的自救和救助，是国家救济的有益补充，且具有灵活、及时、有效等特点。
古代的中国自然灾害频发，为了维持生存状态，老百姓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体现在生活中便是节俭和储备。一些谚语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生活理念，如“有荒节约度荒，无荒节约备荒”“细水长流，遇灾不愁”“精打细算够半年，遇到荒年不受难”“吃饭宁可稀溜溜，不可断溜溜”“紧紧手，年年有”“饱时省一口，饿时得一斗”“年年有储存，荒年不荒人”等。这些谚语反映了为了备荒而节俭持家，实际上是一种自救行为。在小的灾荒发生时，乡里的互济也是非常重要的，诚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在强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时，依靠单个家庭及乡里互济难以为继，宗族的救济于是成为民间救济的主要力量。宗族以集体的力量担负起防灾救灾的责任，特别是国家救济达不到的乡间僻壤，或者是社会动荡、国家无力救济之时，宗族的作用尤显突出。中国古代的宗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注重亲情，提倡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尊老爱护、长幼有序等道德伦理。在灾害面前，患难相恤、同舟共济的精神使宗族有义务帮助贫困族人走出困境。宗族中的富户捐助钱粮甚至土地给贫者以度过难关，或集宗族之力修筑堤坝、建仓储粮以抵御天灾。《后汉书·朱晖传》有载：“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者，乡族皆归焉。”宗族制度的楷模当属范氏义庄。儒臣范仲淹在其家乡苏州创立了范氏义庄，照顾范氏同宗族的人，历时八百多年，不仅提供衣粮、婚姻丧葬的费用，还出资帮助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其他宗族也纷纷效仿，设立义庄。义庄的形式一直持续至民国。民国时期仍有民谣传唱：“子孙贵盛，家门之幸。当思范公，顾恤同宗。” ［1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者的人生理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是儒家的社会理想，饱读诗书的官僚、乡绅、儒商在灾荒时节往往以个人身份施财济贫。东晋元帝时，范广为堂邑令，时“大旱，米贵，广散私谷振饥人，至数千斛，远近流寓归投之，户口十倍”
［12］
。刘宋元嘉时期，“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
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
［13］
。据《湖州府志》记载，清朝顺治年间，归安人沈燕卿“散家财以活乡之饿者，姻党皆赖之以济”。此类事例较多，不胜枚举。灾害时期，虽有不良商人见利忘义、囤积居奇，然也不乏重义轻利、仗义疏财的儒商。儒商虽然是商人，却有着儒家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帮，如明清时期徽商和晋商，都是为富且仁，多方捐助赈济。灾荒发生时，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灾害对其经商影响很大。然而，他们节衣缩食，尽力救济灾民，力图与同乡共度时艰。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谈到中国老百姓面对天灾人祸的态度：“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事实虽未必尽然，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依赖神灵的一面。孔子处事的态度是“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天命为何并未详述。董仲舒明确提出“天谴灾异说”，将国家发生各种异常自然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失道”“失德”而引起的，是天所给予的惩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14］ 。朱熹也大力提倡禳弭救灾的思想，在其奏折和著述中多有提及。灾异思想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灾荒发生时每每被人论及，影响深远。这种迷信思想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古代防灾救灾的实施，同时阻碍古人探求自然灾害形成规律的热情。儒家防灾救灾思想中的灾异说备受诟病，但其积极作用也非常明显。
首先是对当政者的约束作用。“灾害时期，‘天人感应’与‘灾异天谴论’的儒家理念使君臣在灾荒时期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为救灾尽心尽力。” ［15］ 中国古代是专制皇权社会，没有西方那种可与政府相抗衡的教会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帝王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灾异说使帝王“畏天”，面对灾荒，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禳灾举措，如皇帝自谴、减膳避殿、祭拜神灵等。同时也是帝王反省朝政、整顿朝纲、整治吏治的有利时期。大臣也往往借此对帝王进行劝谏，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如汉代丞相多会因为重大灾害而失掉相印，“在灾害天谴说的谴告威胁之下，两汉君王小心谨畏，唯恐自己失德、失道，于是灾后纷纷下诏自责，罪己之过，同时对朝臣和地方官吏进行谴责” ［16］ 。继后各代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虽有变化，对天的敬畏态度却是一以贯之的。
其次是稳定灾民情绪的作用。孔子虽然不谈“怪、力、乱、神”，但是却支持祭祀神灵的活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上海博物馆新出竹简中有《鲁邦大旱》一文，记载鲁国发生大旱，孔子给鲁哀公两条建议，其一是祭祀山川，其二是“正刑与德”，在施政上加以改进。弟子子贡对孔子提出祭祀山川颇有非议，说：
如夫政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如天不雨，石将焦，木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何必恃乎名乎？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如天不雨，水将涸，鱼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何必恃乎名乎？
子贡认为倘若山川有灵的话，不需祭祀也应及时下雨。因为天不下雨，石头变焦，树木枯死，河水干涸，鱼虾死亡，山川应该比我们还着急，何必看重这种攘除旱灾的祭祀？孔子的回答颇可玩味，他说：“（命也者，君子以为文，庶民以为神。如不命，王）公岂不饱粱食肉哉，抑无如庶民何？”
意思是说，对于天命，君子认为仅是文饰，而百姓则认为是神灵。按照传统习惯，遇到大旱，国君就当祭祀求雨，这是职责所在。倘若不行祭祀，王公贵族岂不是仅仅饱食粱肉，这就是失职，又哪里想到老百姓呢？其实孔子并非认识不到鬼神的虚无，但是却认可雩祭等措施，实际上是尊重百姓的思维习惯，给民众以安慰，这种顺乎民情的做法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荀子·天论》的一段论述与孔子之说可谓异曲同工：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大意是说：有人问，举行求雨的雩祭就下雨了，这是为什么？荀子说：这没什么，不举行雩祭也同样会下雨，这雨并非雩祭求来的。出现了日食月食等现象就敲着盆子去救日月，出现大旱就求雨，用卜筮的方式决定大事，这并非得其所求，而只是以文饰政事而已。君子认为这是文饰政治，百姓认为是神异。顺人之情、以为文饰则天下大吉，而淫祀求福、以为是神异则对国家有害了。
借用人类学上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加以分析，儒家不简单地否定祭祀，并非祈望神灵予以帮助，而是在了解民众信仰前提下的做法，希望用这种方式稳定灾民的情绪，是现实而理性的态度，也是为政的基本原则，不能简单地贴上迷信的标签。为了消灾祈福，历代帝王都会进行很多求神禳灾活动，如旱灾时举行雩礼。古代帝王将相未必都愚昧地坚信求神禳灾可以消除灾荒，而他们坚持这种做法，历两千年不变，恰恰是顺应“小传统”的举措。事实证明，儒家的这种做法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有学者研究汉代的求神禳灾活动时，评价道：“毋庸讳言，用这种方式来消除灾荒，当然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迷信行为，也不会真正起到禳灾的作用。但是从当时的社会心理分析：在科学认识水平不高且生产力很低的汉代，由于人们尚不能有效抵御自然界的暴虐，同时又绝不愿就此绝望，这对于稳定民心、从精神上寻求力量还是具有一定作用的。至少在心理上会得到某些安慰与希望。尤其这些活动都是由官方主持的，它一方面代表国家向全社会表明了对灾害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对于民众的关心，并为那些无望的灾民提供了一线战胜灾害的希望——尽管这是一种不成其办法的办法。这就更使人们在心理上会获得某些安慰，不但可以减轻一些精神上的压力，而且可以重新燃起求生的欲望。” ［17］ 这种看法不仅适用于汉代，也适用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昌明的今天，遇到大的灾害，甚至也有百姓会求神祷告，因此，我们不可以今度古，更不能苛求古人，而是应抱着“了解之同情” ［18］ 的方法“设想与所研究之古人处于同一环境中，始能对古人的人地关系观念产生设身处地的同情心” ［19］ 。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屡遭困境。早期有儒家与诸子百家的辩争，汉晋之际有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运动，南北朝至唐朝面临佛教的冲击，晚明时期的泰州学派公开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儒学总能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不变的前提下，适时调整，从而走出困境，恢复活力。“我们说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漫长的中国传统秩序的价值支撑，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得到权力的支持。传统的制度设计之所以更多地符合儒家的理念，当然也在于儒家的理念在实践中的效果。” ［20］ 儒学之所以有如此的生命力，居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除了前贤学者所述的各种原因外，当然与其“理念的实践效果”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面对无法预知的灾荒，儒家的荒政思想影响到从防灾到救灾、灾后重建全过程，涉及自上至下各个阶层，对整个社会的调动是全方位的。历代君王洞悉巨大灾荒关乎朝代兴亡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土地上，灾害频繁，重大灾害时有发生，更是将防灾救灾视为事关国计、攸系民生的大事。儒家思想对政治稳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凸显出儒家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各朝当政者以儒家为官方思想的原因之一。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10，第599页。
［2］余英时：《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第253～254页。
［3］干春松：《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儒家的构成和发展》，《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第38页。
［5］《唐虞之道》，《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第157页。
［6］〔法〕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4页。
［7］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104～105页。
［8］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第17页。
［9］《旧唐书》卷3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第1365页。
［10］《汉书》卷36《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第1969页。
［11］选自民国武进《吴氏宗谱·家训·先祖明训》。
［12］《晋书》卷90《范晷传》，中华书局，1974，第2336页。
［13］《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中华书局，1971，第522页。
［14］《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第2498页。
［15］李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社会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6］王涛：《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4页。
［17］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79页。
［19］张建民、鲁西奇：《“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20］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
（责任编辑：儒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