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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模
摘要 梁漱溟先生以“意欲”“生活”的两个概念来把握文化形成的逻辑结构，通过“文化三路向”分析西方、中国、印度文化之所以不同的内在原因，通过“文化早熟”论证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进一步提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不过，他的文化形成理论和中西文化观具有逻辑上的矛盾。他所提出的“文化三路向”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论”的观点，他在“文化早熟”上采取的却是“文化绝对主义”“文化一元论”的立场。梁漱溟之所以探讨文化问题目的并不是在于回应全盘西化思潮，而是在于论证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开拓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现代化道路。以一个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化之路是文化一元论的路向。如果他的文化观停留在文化多元论的立场，那么开拓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现代化道路只不过是一种空想。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矛盾，是因为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本着对中国文化的强烈信念，感性超过理性。因此，也许他不可能逻辑地分析文化的内在结构。
关键词 意欲 生活 文化 三路向
本文主要探讨梁漱溟（1893～1988）的文化生成理论与东西文化观。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产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自1917年开始学术活动，到1988年临终之前，著述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众多著作。他一生呕尽心血地从事写作活动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是为了实现北宋大儒张横渠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文化理想，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正在梁漱溟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和纠葛达到高潮。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作为契机，以为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不是科学技术、政治上的问题，而是文化上的问题，因此兴起了要从文化方面着手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风潮。不过，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深化，一些人内心矛盾也随之加剧，虽然在学术界初步形成了从文化方面解决中国问题的潮流，但由于对现代化的理解差异、追求的文化理想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一度产生众多文化选择分歧，出现了以中国本位、全盘西化、现代新儒家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诸多学派。
一部分知识分子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流行的“中体西用”文化模式被打破，兴起了“全盘西化”思潮。梁漱溟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正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盛行、“全盘西化”的思潮达到高潮的时候，梁漱溟反而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帜，回应西化思潮，宣扬儒家传统的价值，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的新出路。他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把中国问题直接引入文化问题，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东西文化，提出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未来方向。因此，要理解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首先要理解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显现出来的文化形成理论。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主要探讨梁漱溟的文化生成理论与东西文化观，具体内容是：第一，梁漱溟如何理解文化形成的过程。第二，他如何分析东西文化差异。第三，他提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最后，考察他提出的东西文化观所具有的意义与局限。对这一方面的考察可以帮助理解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也可以帮助理解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
在梁漱溟的一生中，思想方面变化最大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他在1919年之前主要研究佛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印度哲学概论》。从1920年开始探讨文化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开始探讨文化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和西方人的精神烦恼、对中国人盲目地追求西方文化的逆流现象怀有一种恻隐之心，这些心态直接推动梁漱溟由佛转儒，热情地从事于文化探讨的工作。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首先批评中国近代初期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梁漱溟认为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探讨文化问题。正如徐光德所说：“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东西文化观是非科学的，所以梁漱溟批评他们的文化思想。” ［1］ 在梁漱溟看来，首先要解决根本问题，才有创造新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梁漱溟从批评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开始，具体探讨文化的根本问题。为了理解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先看一下如下论断：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个色彩？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 ［2］
由这一论断可见梁漱溟文化形成论的逻辑结构。梁漱溟说：“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在这里最重要的词就是“生活”与“意欲”。梁漱溟以“生活”与“意欲”来阐述“文化”形成的逻辑过程，进而说明东西文化之所以不同的理由，论证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因此，“生活”与“意欲”是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关键，要理解他的东西文化观，首先必须理解二者的义蕴。
梁漱溟为了理解“生活”，提出了比较陌生的几个概念。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生活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努力。” ［3］ 在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中，“现在的我”“前此的我”“奋斗”是理解生活的核心概念。“前此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只在梁漱溟的著述中看到的概念。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一卷中说：“世界是我的表象。” ［4］ 在他看来，世界是通过人的认识活动而显现出来的，所以，客观存在的世界是“我”的表现形式而已。梁漱溟依据叔本华的这一观点，提出了“前此的我”和“现在的我”的两个概念。
从梁漱溟看，“现在的我”是“认识主体”、有意欲的我、生命跳动的我。我们在生活的时候通过眼睛看、通过耳朵听、通过手摸的世界是物质世界或感觉世界。物质世界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面对的世界。所以，“前此的我”是“认识客体”，“现在的我（已成的我）”所面对的“对象世界”“物质世界”“自然世界”，也可以说“整个宇宙” ［5］ 。“现在的我”属于“心”或“精神”，与“前此的我”相对。可以把“前此的我”和“现在的我”的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现在的我”和“前此的我”
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前提，是我们面前存在着已经完成的物质世界。我们在物质世界上为了更好生活而不断奋斗努力。就如梁漱溟说：“我们的生活无时不用力，即是无时不奋斗，当前为碍的东西是我的一个难题，所谓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的。” ［6］ 从梁漱溟看，“前此的我（已成的我）”是“我在生活的时候所面对的一种障碍”，“奋斗”是“我排除障碍（前此的我）的一种努力”。梁漱溟在以下文字上更具体地论述“奋斗”的意蕴：
所谓生活，就是用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那么，什么叫做奋斗呢？因为凡是“现在的我”要求向前活动，都有“前此的我”为我当前的“碍”，譬如我前面有块石头，挡着我过不去，我须用力将他搬开固然是算是碍，就是我要走路，……这种努力去改变“前此的我”的局面而结果有所取得，就是所谓奋斗。 ［7］
如梁漱溟所述，走路的我就是“现在的我”，在路上有石头的情况是作为我人生障碍的“前此的我”，我为了走路把石头拿开就是“奋斗”。就如我把石头拿开才会走路，“现在的我”克服“前此的我”才会进步、变化、发展下去，才会做创造的活动。
梁漱溟在1936年著述的《朝话》一书中更具体地解释“生活”。他在书中说：“生命与生活只是字样不同，一为表体，一为表用而已。” ［8］ 由此可以看出，梁漱溟依据传统的“体用”关系来理解“生命”和“生活”，“生命”是“体”，“生活”是“用”。他又把“生活”再分为“生”和“活”。从他看，“生”和“活”是一个意思，“生即活”“活亦即生”。他说：
生命是什么？就是活的相续。“活”就是“向上创造”。向上就是有类于自己自动地振作，就是“活”；“活”之来源，则不可知。 ［9］
在这篇文字中，梁漱溟把“生命”理解为“活的相续”，把“活”理解为“向上创造”。根据梁漱溟的观念来分析我们一般所说的“生活”的意义，“生”即是生命，“活”即是向上振作的“创造活动”，“生活”即是“生命不尽的创造活动”。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所提出的“向上创造”很相似于柏格森（Bergson，1859～1941）所提出的“生命冲动”。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一书中说：“我是不断地变化” ［10］ ，“宇宙是继续的” ［11］ 。在他看来，这些变化、连续的动力是“生命”。人的生命具有“跃进力”和“创造力”，“跃进力”和“创造力”是生命自己运动、创造活动的根源，能够促进万物的进化，导致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说，生命的本性是同化、利用物质而克服物质抵抗的自由活动。梁漱溟跟着柏格森的思路，认为生活就是不断地“向上创造”的“生命活动”，人的生活意味着人（现在的我）通过生命活动不断地克服物质障碍而继续进步、发展下去。
梁漱溟把“生活”理解为不断地“向上创造”的“生命活动”。那么，人为什么不断地继续生命活动？为什么不断地进步、发展？梁漱溟认为，其原因在于人的本能（原初的），即意欲。我们看以下梁漱溟的议论：
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在这些工具之后则有为此等工具所自产出而操之以事询问者，我们叫他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 ［12］
在上文中的“事的相续”就意味着“生活”无已的相续，“事的相续”的原因是“大潜力”或“大意欲”。所以他说：“现在所谓小范围内的生活——表层生活——就是这‘大意欲（原初的本能）’对于这‘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 ［13］ 在梁漱溟的观念里，人有意欲才能做到创造的生活。“意欲是在梁漱溟的哲学体系，属于存在论的范畴，具有宇宙的本质、动力、根源的意义。” ［14］ 如梁漱溟自己所说：“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 ［15］ 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意志是在自然界存在的‘力（内在的动力）’。” ［16］
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再进一步，我是通过意志认识世界，世界就通过我们认识活动显现出来，所以可以把“世界是我的表象”理解为“世界是我意志的表象”。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意志（will）”是“生命的本质”，世界是“意志的表象”而已。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的根源是求生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人的生命的基础，世界是“意志”的产物，只不过是“意志”的客观化。 ［17］ 梁漱溟把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作为自己文化生成论的理论根据，把叔本华的“意志”理解为“意欲”，从“意志的结果是表象”的图式上引出“意欲的结果是文化”的文化形成图式。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梁漱溟的文化观上，“生活”是文化的根源，“意欲”是求生的意志、驱动生活的本因。文化的生成过程是意欲⇒生活⇒文化的展开过程。整体上看，人的“意欲”是形成文化的内在动因，意欲的方向决定文化的样式。文化只是人类创造活动，即意欲趋往的产物。按照这一逻辑把梁漱溟的文化生成观如表2所示。
表2 文化生成图
“现在的我”是有意欲的我，“前此的我”是我在生活的时候面对的物质世界，即我当前的“碍”，“奋斗”是我排除障碍、克服物质世界的努力，“生活”是我对物质世界继续用力，奋斗的每时每刻、个人的生活显现出来的就是“文化”。形成文化的内在动力是“意欲”，“意欲”的不同流向决定文化形态，“意欲”是文化形成、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因此，正如徐光德说：“要研究文化的比较，应该从正确地把握意欲的方向开始。” ［18］
如果说梁漱溟所批评的近代知识分子主要关注已经类型化的文化，那么梁漱溟主要关注的是决定文化的内在根据。这一特点在他的“文化三路向”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前所述，在梁漱溟看来，决定文化的主要因素就是“意欲”和“生活”。文化是由人的生活态度决定的，人的生活态度是由人的意欲决定的。因此，西方、中国、印度文化之所以不同，在于各民族成员的意欲不同。梁漱溟把人的不同意欲概括如下：第一，意欲向前要求；第二，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第三，意欲转身向后要求。
梁漱溟认为，人所具有的这三个不同意欲引起三个不同的生活态度，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三个不同的生活态度引起三个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梁漱溟把三种生活态度说明为：第一，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决绝，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第三，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19］ 。由于这三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的文化大约不出三个路向。第一路向是“向前要求”的路向，第二路向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的路向，第三路向是“转身向后去要求”的路向 ［20］ 。这三种路向就代表西方、中国、印度文化的路向。把西、中、印的三种文化路向和由此形成的文化样式如表3所示。
表3 文化三路向与西中印文化
按照梁漱溟的思路，西方文化走上第一路向，所取的是奋斗的生活态度，形成了物质文化。中国文化走上第二路向，所取的是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形成了伦理文化。印度文化走上第三路向，所取的是禁欲的生活态度，形成了宗教文化。整体上看，由于民族成员的意欲不同、各自走的路向和生活态度不同，其结果形成的文化样式也不同。
“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主要关注人与自身的生命。他们根据佛教的“人生是苦”，遏制欲望、追求出世、讲究精神解脱，反对物质享乐和向前奋斗的生活态度。梁漱溟认为，印度人意欲转身向后要求和禁欲的生活态度是最违背生命本性的。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所以他说：“原来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我们所谓第三条路。” ［21］
“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人“对于自然宇宙固是取利用、要求征服的态度，而对于对面、旁边的人也差不多是如此的态度。” ［22］ 由于这种生活态度，他们重视个人权利和利益、强调算账的态度，因此实现科学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得到自由、平等、民主的三大异彩，“然而，在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 ［23］ 梁漱溟认为在西方社会存在的人间疏远、人生苦恼、精神空虚、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等问题都是“意欲向前奋斗”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在第一路向发展中显露出来的必然流弊。
“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主要关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强调“人的和谐”，重视“反求内省”，追求精神自得与理想的道德人格，形成了满足已成的物质成就、讲究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中国文化由于“调和”“持中”“内在满足”的生活态度走上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向，形成了重视人间关系、伦理道德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虽然当今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不及西方之处，西方文化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不及的；西方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又是没有的；西方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莫克拉西”，中国又是没有的。 ［24］ 在物质生活方面，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在社会生活方面，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在精神生活方面，没有西洋宗教那样伟大的尚爱精神 ［25］ 。不过，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物质享乐的，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一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 ［26］ 。
在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上，西方、中国、印度文化由于不同的意欲和生活态度演化出不同的文化系统。不过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随着生活的变化它也应该实现相应的发展。整个人类文化最合理的发展方向是从西方文化到中国文化再到印度文化，即物质⇒伦理⇒宗教文化的方向发展下去。他把这样的文化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人类文化发展图标
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应该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方向发展。一切生物都具有“个体生存”和“传种”的两个基本欲望，这些欲望是一切生物的存在方式。人类也作为生物的一个种类，依据这一基本欲望而生活。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向外界斗争、改造、争取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第二期文化是基于第一期文化上形成的。这时期的文化是比较高等的文化。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人并非只靠本能而生存。虽然人也像别的生物一样，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对外界总是抱持对立的态度，不过形成社会之后，人类除了生存问题之外，又面临另外的问题。梁漱溟认为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人要解决的问题和所持有的态度都不一样：
第一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第一态度即向外用力的态度。现在总说作：从身体出发。第二问题即人类对人的问题；第二态度即转而向内用力的态度。现在总说作：从心（理性）出发。 ［27］
在第一期，人与自然一直处于对立的关系，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征服自然。这时期的文化是对立的文化。在第二期，人类组织社会，开始社会人的生活，由此出现另一种问题，即人与人的问题。这一时期如果人的生活态度停留在第一期的阶段，就不能维持社会体制。在这时期需要解决共生共存的问题，因此纽带与和谐的态度逐渐替代竞争和对立的态度。所以梁漱溟说：“第一期假如可成为身的文化，第二期正可称为心的文化。第一期文化不过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才是人的生活。” ［28］
梁漱溟以“身”与“心”比较文化的目的在于说明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他认为文化如人的身心发育一样有着其内在发展过程，最先围绕着“身”的问题发展，然后逐渐转移成“心”的问题。他说：
就人的个体生命说，心身之发育成长，是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这同样的顺序，亦可于社会生命见之。社会是随着文化之发生开展而发育成长的，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所以社会的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 ［29］
如果从人的生长过程看，人的发育首先从身体开始慢慢发展到精神。身体发育没有相应的精神发展，这样的人是“低能儿”。没有身体发育，精神有大的发展，这样的人就是“早熟儿”。文化也是这样。文化的发展如身体发育一样，就“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的次序发展。若只发展“身”的方面就是“畸形文化”，心的方面发达于身体方面发达之前，这就是“文化早熟”。从梁漱溟看，文化也应该从跟随人类的生活态度，从第一期发展到第二期，低级状态变为高级状态，从“物”的文化变为“人”的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梁漱溟的文化结构上看，理想的文化应该在第一期的基础上进入第二期，再进入第三期。不过西方文化一直停留在第一期之上，中国文化还未完成第一期的时候进入第二期。因此西方文化可以称为“畸形文化”，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
依据这样的逻辑来看，梁漱溟在文化三路向上说的中西印文化，在态度上看从“意欲向前要求”的生活态度变为“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生活态度，再变为“意欲向后”的生活态度；在发展路向上看，从第一路向发展到第二路向，再发展到第三路向；在文化上看，从物质文化发展到伦理文化，再发展到宗教文化。因此，他说：
不料虽然在以前不合适宜而此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近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第二路。……与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适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的原来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 ［30］
梁漱溟认为，“我们东方文化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与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来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 ［31］ “文化早熟”是中国文化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如西方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人到近代饱受西洋人欺凌的原因。不过西方文化虽然辉煌一时，但现在病痛百出，已近穷途末路。因此梁漱溟预言“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之后继续到来印度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认为，征服自然、满足欲望的西方文化已到尽头。世界文化已经从物质不满的时期进入精神不安的时期。因此中国文化已经开始显现出自己本身的价值。不过，中国文化本身具有一种问题。徐复观在《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一书中说：“中国文化所遗留的问题，是在物的方面。因物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反撞将来，致令人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32］ 中国文化具有的“自为调和持中”的意欲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是没问题的，不过从文化发展的阶段上看，中国文化还没完成第一阶段文化成果的时候进入第二阶段，而显现出文化早熟的面目。所以，中国文化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一边要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一边要避免物质文化的弊端，为此，一边要接受第一阶段的优秀文化成果，一边要维护第二阶段的优秀文化态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成就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后半部提出中国人应持的态度：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 ［33］
梁漱溟明确地指出这三条是他研究文化问题的最终结论。他虽然把印度文化放在最高的位置，但认为应该排斥印度文化的消极生活态度；虽然认为西方文化是违背生命本能的文化，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又是不能不学的，否则，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西方的种种弊端又不能不防，因而由孔子开辟的传统文化的长处又必须继承。梁漱溟说：“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方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或者是个作到好处的；惜乎除中间有些萌动外，没有能够流行到一般社会上！” ［34］ 因此“批评的把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这个“原来的态度”就是梁漱溟提倡的“刚”的态度。他说：
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 ［35］
梁漱溟说：“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 ［36］ 梁漱溟说的“刚”就是孔子提倡的“仁”。梁漱溟认为“仁”是一种内心生活、向上之心。“仁”的生活就是在一切自然变化中，每时每刻体现一个“中”，一个“平衡”，一个“刚”，“仁”就是一种敏锐的“直觉”“调和”“中”绝对的“乐”，一种“刚”的态度。这种“刚”的态度包括两个意蕴。一个是向外逐物的态度，一个是向内关注生命的态度。因此“刚”的态度既是“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 ［37］ 。若中国人采用这种“刚”的态度，就既能解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又能避免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这种“刚”的态度是最符合于时代要求的态度。
综观上述，梁漱溟先以“意欲”“生活”“奋斗”的概念来把握文化形成的逻辑结构；通过“文化三路向”来分析西方、中国、印度文化之所以不同的原因；通过“文化早熟”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进一步提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不过，我们看他的文化形成理论和中西文化观，就会发现他的文化观具有逻辑上的矛盾，很多学者提出过梁漱溟文化观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例如乔清举说：“梁漱溟的文化观在多元论和一元论之间徘徊的，是事实上多元论者、理念上的一元论者。他用理念的一元论纠正事实的多元论的结论，用事实的多元论纠正理念的一元论的结论，最终达到的则是一个中体西用的结论。” ［38］
他在“文化三路向”上认为西、中、印文化都各自走上不同之路，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结果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样式。这种观点属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论”“文化多元发展论”的观点。不过他在“文化早熟”说上强调文化的阶段性，认为文化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再发展到第三阶段，即从低级文化向高级文化发展。这种观点就属于“文化绝对主义”“文化一元论”“文化单线发展论”的观点。
梁漱溟的文化观形成时期，否定传统、走上西化之路成为时代主潮，西化论者主张的“全盘西化”依据于达尔文（Darwin）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采取的是文化单线发展论。他们认为中国走上西化之路是顺应进化的公理，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之路。“文化三路向”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而提出的。梁漱溟通过三种文化比较，强调各民族文化都在不同的路向上发展，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在价值上等值的。因此，他否定当时主流的文化一元论（文化单线发展论），提出文化多元论（文化多线发展论）回应西化思潮。
不过，梁漱溟探讨文化问题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回应全盘西化的思潮，而是在于论证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开拓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现代化道路。以一个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化之路是文化一元论的路向。如果他的文化观停留在文化多元论的立场，那么开拓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现代化道路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因此他在“文化三路向”上提出的“文化多线发展论”在“文化早熟”说上变为“文化单线发展”模式。
虽然梁漱溟的文化观存在着一些矛盾，表现为在多元论和一元论之间徘徊，但从这些矛盾中能够发现他对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信念。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很明确地说了他之所以探讨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导向孔子之路。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信念，感性超过理性，因此，也许不可能公正地探讨文化问题，不可能逻辑地分析文化的内在结构。
［1］徐光德：《192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与“格义”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第33辑，2006，第95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32页。（以下凡引本书只列书名及页码。）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57页。
［4］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권기철译，东西文化社，2014，第39页。
［5］文善映：《有关文化的几个思维》，《中国语文学论集》第39号，2006，第133页。
［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57～58页。
［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57页。
［8］梁漱溟：《朝话》，《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92页。
［9］梁漱溟：《朝话》，《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93页。
［10］柏格森：《创造进化论》，황수영译，아카넷，2005，第20页。
［11］柏格森：《创造进化论》，황수영译，아카넷，2005，第35页。
［1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56页。
［1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57页。
［14］崔洪植：《有关梁漱溟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东样哲学研究》第33辑，2003，第365页。
［1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32页。
［16］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권기译，东西文化社，2014，第158页。
［17］“惟‘意志’是‘物自体’。这些意志不是表象，与表象完全不同。一切表象，即一切客观是意志显现出来的，……‘意志的客观化’。”《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157页。
［18］徐光德：《192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与‘格义’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第33辑，2006，第98页。
［1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61页。
［2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61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73页。
［2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42页。
［2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70页。
［2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71页。
［2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156～157页。
［2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72页。
［2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第268～269页。
［2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第274页。
［2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第272页。
［3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03页。
［3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05页。
［32］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第81页。
［3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04页。
［3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157～158页。
［3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14页。
［3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13页。
［3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14页。
［38］乔清举：《梁漱溟文化思想通论》，《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