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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胡疆锋和陈国战两位同事的辛勤劳作，本期《文化研究》如期交到我的手里，它由三个专题和其他几篇文章组成。
第一个专题是“空间正义研究”。这个专题缘起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2015年11月间在北京召开的“空间正义与城市规划”学术研讨会。据我所知，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此为题的大型学术会议。我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空间正义是空间生产、分配和消费中的正义诉求和正义原则，是公民权益在空间资源配置中的体现。”空间之所以有正义问题，是因为我们所说的空间是人居住和活动于其中的空间，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正义问题。在西方，对空间正义问题的关注有一个较长的历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都有与空间正义问题相关的理论阐述；另一方面，空间正义研究的兴起，也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相关。这场社会运动聚焦于社会正义问题，比如性别权利、种族权利，其中也包括城市权利，由此激发了以城市空间为背景的城市社会正义的研究热潮。
我国的空间正义研究起步较晚，它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城市文化研究、空间文化研究成果的引入；另一方面与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空间资源配置中的各种非正义现象相关。我们专门召开以“空间正义与城市规划”为主题的会议，就是因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空间生产和分配中的严重非正义现象，空间贫富差距悬殊，甚至不乏空间赤贫现象。空间贫困会影响人们的心态和价值取向、情绪感受，导致自卑感、被抛弃感等消极情绪，弱化人们对城市建设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甚至大大增加犯罪数量；而过度的空间贫富差异则会大大阻碍城市人群的沟通和交流，会造成城市居民之间的隔离乃至仇恨，从而更深层地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空间贫困问题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尊严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的政治伦理问题。
今天呈现给大家的这个专题就是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产生的，大部分文章直接来自会议论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了空间正义问题。比如，易莲媛的《全球好莱坞的地方化空间——印度与中国大陆的多厅影院》比较了全球文化工业时代的印度和中国的多厅影院，指出其对传统单座影院的取代，既是一系列娱乐技术革新、城市空间与人口构成变迁的结果，又强化了美国视听工业的全球扩张，建构了“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体系。而印度和中国大陆的多厅影院更是重组了电影观众的阶级构成，文章探讨了空间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相互建构以及资本将这些地区编织进全球好莱坞链条的机制。
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一直持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类大型文化和政治集会空间被挪用作各种商业和消费场所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同时，原来那些位于大型工厂内部的各种俱乐部、会场、图书室，也都被纷纷拆毁或改为生产或消费空间。从这个变迁中，我们可以一窥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空间生产逻辑和阶级政治演变。王洪喆的《重访工人阶级文化空间：工人文化宫与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政治》以东北“钢城”工人文化宫作为20世纪社会主义城市文化空间的个案，从空间社会史的角度阐释文化空间、阶级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日常生活等之间的相互关系，检视了中国工人文化宫的苏联起源、文化政策安排、与其功能性相关的城市日常生活经验、矛盾及其转型等，进而探讨这一空间社会史路径对于中国城市和劳工研究的理论潜能。20世纪80年代，工人文化宫内部拥有电影院、灯光球场、茶室、棋牌室、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人补习班、会议、演剧活动，工人只需交纳一年2元钱的象征性会费，就可以成为文化宫的会员。而进入90年代，工人文化宫充斥着各种商业化的补习班、网吧和超市，文化宫成了一个“房东”。文章把空间研究紧密联系于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权力问题，通过对工人文化宫的社会史研究揭示城市阶级意识、阶级政治的再生产。工人文化宫作为社会主义城市公共文化最集中的空间喻体，作者对其起源、历史、现状做一个梳理性的叙事，其结果可能会帮助我们将“阶级”带回城市空间研究的论域。本文的实证材料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历史文献、现有研究成果和位于东北“钢城”的田野调查以及工人口述历史。
上面我们提到了空间贫富分化的问题。郑以然的《从五环到六环：北京城市边缘空间及其艺术再现》即以居住在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城乡结合部的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北漂”）为对象探讨了这个问题。其所描述的很多细节和给出的数据每每令人震惊，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城市边缘居住条件之恶劣。村落里集体性的聚集工作与生活方式，对居住其中的艺术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底层“北漂”中有很多农民工，土地改革、城镇化政策驱使他们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土地。然而他们却无法真正融入自己所在的大城市，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并且遭遇着近年来越来越严苛的房屋限购、车辆限购、子女上学等一系列政策的排斥。就算那些已经努力多年相对富裕的“北漂”，仍然不能在北京买房，不能把车开进五环，孩子的打工小学被关闭而且要回老家升学考试……他们永远是无法扎根的浮萍，悬停在村庄与城市之间的“半路上”。他们与作为“光明之城”的北京环路相隔，咫尺天涯。文章还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家调查项目和“东村”艺术家的作品为例提出，艺术家们乐于将自己作品聚焦于厕所等阴暗角落，在实现其社会批判诉求的同时，也是对自身边缘化和被放逐的身份的探寻。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意义的特殊空间，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一张社会冲突的温床，当然也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因为在这里，个体之间相同的社会属性与文化观念让他们联结成集体，凝聚起了巨大的力量。
特别有意思的还有商昌宝的《挥之不去的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文化的租界》。一提起租界，我们立刻会联想到“民族创伤”“丧权辱国”等极大地固化了的负面意义，尤其是那个让多少代人深以为耻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但这篇文章通过大量史料，详细考察了租界的形成、管辖权限、话语阐释等的历程，证明租界的固定意义和情感反应与其说是基于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民族和阶级革命的话语建构。换言之，租界的被建构和被阐释的创伤记忆与历史的本真面目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可以说，这种创伤记忆与其说来自历史事实，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文学性、宣传性的各种叙事。这个例子表明，空间的正义与否的标准本身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的脉络中建构的。
本专题的其他文章也各有看点，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
第二个专题是“农村文化研究”，所选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了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浪潮中严峻的农村问题。比如，朱善杰的《两种环境危机下的新农村建设——以沂蒙山区南部的西河村为个案》通过沂蒙山区南部西河村的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农村正在遭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严重危机。作者在这个语境下提出了依靠绿色农业和生态文明，建设健康新农村的迫切问题，呼吁全社会在“城乡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共同努力，改变当前过度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城市化一边倒的社会发展模式和被消费主义严重笼罩的日常生活方式，创造出接地气的当代农村新文化。常培杰的《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指出了城乡二元结构引发的农村传统伦理的瓦解，农村青年群体情感的不稳定性增加，老人无法得到很好的赡养，传统习俗渐趋崩解，等等。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当下农村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根本原因和最终出路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的见解却常常大相径庭，有些分析和结论是很成问题的。其中特别突出的问题是诊断不准确，结论大而空。比如有人把中国农村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认为“资本的本性就是疯狂追逐剩余价值，根本不会顾及社会文明，为了高额利润，不惜毁坏大自然与社会关系”（朱善杰《两种环境危机下的新农村建设——以沂蒙山区南部的西河村为个案》）。果真如此吗？新自由主义是出现和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可是为什么那些国家却没有我们农村面临的如此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这个从西方拿来的概念如果不结合中国的本土现实（比如政府部门对环境的疏于监管和治理，农民土地所有权缺失等），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再比如，包括本专题作者在内的很多大陆学者，常常把中国农村遭遇的中国式困境，笼统归咎于抽象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化”，仿佛农村建设的出路应该回到“鸡犬之声相闻”的前现代。
因此，我更加赞同孟隋《城市化冲击下的农村文化变迁——兼及当前公共讨论中的农村问题》一文的看法。他认为，当下网络流传的“记者回乡手记”“故乡沦陷”一类文章虽然影响不小却颇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形。尤其是这些文章普遍存在把作者自己的怀旧情结和反现代情绪嫁接给农民的问题。很多出身农村的文人学者对于农村的凋敝、沦陷会生发出深深的怀旧情绪，认为过去的农村是田园牧歌式的，如今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才变得破败不堪，农民生活变得非常悲惨。文章指出，这个常见的论调很不符合农民日常生活的常识，属于一种浪漫化“文人情结”的产物。农村文化是工具性的实用文化，农民群体同样具有经济理性。“故乡沦陷”一类文字固然体现了青年学子可贵的人文情怀，然而这种常常流于情绪化的文人式感伤常常阻碍了客观认知的形成，低估了农民的判断力和经济理性。把农村文化视作一种天然地排斥现代性、排斥城市化的文化不符合实情。处于前现代、前工业化水平的农民绝不像浪漫文人想象的那样“诗意地栖居”在原生态的田野上。相反，大多数农民对传统农村生活没有特别强烈的眷恋，他们追求更现代、更好的生活。很多农村青年试图以务工和求学的方式融入城市，他们遇到了一系列制度性和现实性的阻碍，他们“乡愁”有限，更多的是“城愁”（这是比“乡愁”更加真实的忧愁）。
第三个专题是“阿伦特研究”。所选五篇文章的作者既有国际著名学者，也有国内阿伦特研究的年轻专家。达娜·维拉（Dana R.Villa）的《阿伦特、亚里士多德与行动》详细而深入地梳理了阿伦特的行动/政治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阿伦特思想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这是学术界的共识。阿伦特追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家庭和城邦的区别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的基础，也是自由和必然的区别的基础，这个区别成为阿伦特政治理论的轴心。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观点，他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也为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提供了基本结构。但是文章同时指出，阿伦特在政治的自足性问题上有异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个问题上阿伦特比亚里士多德走得更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家和公民的实践活动（即政治行动）最后仍然是通过其对国家正义——共同善——的贡献得到评价的。行动/政治的价值不在自身，而在于实现国家的最终善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制作的区分没有能够彻底告别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目的论框架。哈贝马斯的《阿伦特的交往权力概念》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哈贝马斯在文中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框架出发阐释阿伦特的行动概念，认为阿伦特阐释了发生于言语实践中的交互主体性的建构。他赞赏阿伦特从交往行为的规范特征中解读出一种未受损害的权力概念和主体间性概念的努力，但同时指出，阿伦特以古希腊城邦为原型界定政治的本质，采用了公共和私人、国家与经济、自由与福利、政治活动与生产活动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框架，这些僵硬的区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已经不再适用。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现代条件下，一种完全清除了社会经济问题的政治是不可想象的。哈贝马斯的质疑在西方政治哲学家中有很大的代表性，也是阿伦特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再评价》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和评价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认为阿伦特使用的“极权主义”概念与通常的理解虽然有共通处，但差异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一般描述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死寂、僵死、一体化的状态，强调其静态性；那么，阿伦特更强调极权主义的动态性，认为极权主义是混乱的、非功利的、无休止的毁坏运动，它摧毁了使政治成为可能的一切人性的和人工世界的特征。这三篇文章的作者中哈贝马斯的学术地位不用我多说，卡诺万和维拉也是国际上著名的阿伦特研究专家，我相信把他们的文章介绍到中国，对推进国内阿伦特研究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
陈伟和王寅丽是国内阿伦特研究领域的青年才俊。陈伟的文章聚焦于阿伦特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但全面阐释了阿伦特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而且特别提出了如何消解和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一个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极权社会，人们据以做出判断和行动的流行规范是颠倒的（比如“文革”时期抄家、打老师不但不被斥为不道德，而且被认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这样，遵循流行规范做出的行动恰恰是不道德的。文章最后指出，面对这个难题，阿伦特给出的消解之道是公民思考能力的提升，因为在阿伦特看来，思考就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对话，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乎的不是“我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上级指示或有异于他人”，而是“是不是对得起自己”。阿伦特称颂的思考者的典范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宁愿自己承受不义，也不愿意去行不义。阿伦特解释说，苏格拉底式的“思”之所以可以防止人作恶，是因为在我们内心一分为二的无声对话中，我们不想和一个恶人成为终身伴侣。可惜对这个我以为最为紧要问题，陈伟的阐述似乎还可以展开得更加充分些。正如王寅丽自己说的，她的《邻人之爱何以可能：阿伦特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聚焦于阿伦特192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特别是“邻人之爱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在阿伦特研究中是长期被忽视的。文章梳理了阿伦特阐释奥古斯丁的“爱”的两种概念化语境：“欲求”和“回返”，而重点在于强调：阿伦特对奥古斯丁关于爱的定义的第三重语境，即“社会语境”的分析，包含了邻人之爱基于历史的共同命运和归属的思想。由此作者认为，阿伦特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非像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非政治的”神学研究，而是她通过对奥古斯丁的研究所做的对共同体的反思。我以为这篇文章的最大意义在于纠正了两个不相关或基本不相关的阿伦特——做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阿伦特和此后的阿伦特——的错误印象。
最后我想谈谈专题之外的另一篇文章，就是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与天使较量：将文化研究置于当下》。在我看来，格罗斯伯格自始至终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三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语境或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接合（articulation），以及“交合”（conjuncture，译者译为“情势”，即多种复杂关系在特定时期形成的扭结点）。这是文章中出现最多的三个关键词。格罗斯伯格希望通过这三个关键词强调在这种具体复杂的语境中把握和建构文化研究的方法选择、价值取向、批判目标和政治立场，既反对普遍主义、本质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这是一个把文化研究的想象力在具体的语境中付诸实践、解决具体的复杂问题的实验性过程。在这里，不可能有现成的方法和理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语境化或接合的实质，就是不断建构的各种复杂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研究时不断发现和建构的。因此，他的方法也可以叫作关系主义。
文化研究难以回避政治立场问题。文化研究要对权势说不，要为现存权力关系、权力结构的受害者发声。但是文化研究为弱者伸张正义、介入现实，是要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不等于政治行动，但对于成功组织和运作政治策略和政治斗争而言，知识不可或缺。文化研究的政治关切必须基于对人们生活的具体而复杂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深刻把握。当然，知识最终是为了解释和改变现实，而现实是由互联关系组成的。文化研究与其他“相互联系”理论的区别在于：它要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极。前者把互联关系看作“固着的、恒定的”；后者（反本质主义）则过分强调互联关系的变动不居和被不断解构的特性，最终认为它是非实在的、不可把握的，从而走向宿命论和相对主义。文化研究把社会现实看作互动关系正在进行中的生成和转化。这样的互联关系是实在的、有实效的，但从来不是恒久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相互关系从来都是依时依地依事而存在并且发生变化的，现实也是依时依地依事而存在并且发生变化的，由此没有先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接合：文化如何被接合进（be articulated）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文化如何阐释（articulate，这个词既有接合的意思也有阐释的意思，通过接合而阐释，在接合中阐释，一语双关）社会历史语境。语境化就是接合，接合就是阐释。语境化既确立了也限定了（define）文化研究的权威性，以及文化研究对“真理”的宣称。文化研究的真理宣称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语境的经验性现实（因此不是普遍真理）；另一个是运用文化研究拥有的知识对语境的政治性要求做出回应（因此是带有政治性的真理，不是“价值中立”的真理）。
在这里产生了文化研究的特殊真理观：一方面拒绝现代主义那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主义真理观；另一方面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文化研究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意味着其所发现的“真理”只在特定语境及其政治问题域的限度内才是真理，不妨说它是依赖于语境的真理，它对于真理的条件有清醒的自我反思意识。
语境主义或“激进的语境性”（radical contextuality）还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政治立场也都是语境化的：语境化的真理，语境化的方法以及语境化的立场。这些都不是预先确定的，不管理论方法还是政治立场，它们都不能作为思考和批判的出发点，文化研究总是依据具体的语境需要致力于灵活寻找和使用最适用有效的理论工具，使得研究者拥有更强的能力来理解正在进行中的情势。实际上也就是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主义出发，从本本主义出发就会事先确立理论方法，而且还没有深入研究就有了答案，这样就无法应对各种始料未及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文化研究当然是一种理论实践，但它是一种没有先定理论的理论实践。这也就是霍尔所说的，做一个“没有理论的理论家”。并不是真的没有理论，而是没有预定的理论和僵化的理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现实问题都固守一个理论和一个立场），而是依据现实需要选择理论和立场。顺便指出，汉语中“立场不坚定”这个说法要重新理解。“立场”就是立于场中，“场”就是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不同的立场，这其实很自然，并不是“变色龙”。
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学会在复杂性（complexity）中思考、行动甚至生活。现实世界比任何理论或者方法所能昭示的都要复杂，各种关系每时每刻都在错综交织，是多重决定的（overdetermined），各种因素相互矛盾冲突。对复杂性的坚执意味着反对任何形式的简化/化约（reductionism），“没有底线，没有最后答案，没有什么把所有显然的复杂性包装成一个齐整好看的现成包裹”。但文化研究也不能被淹没在复杂性之中。最有效用的方法或许是从“一种特定的抽象层面”来视察社会现实，这个“抽象层面”被称为“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或者所谓“交合地带”（conjuncture）：在这个交合地带，多种线索、多重力量、多种趋势，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国内的、国际的，政府的、市场的，民间的、知识界的，等等，在一个特定的点上发生交合，文化研究者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确立自己的具体实践策略。
最后我要指出：格罗斯伯格的语境化理论和接合理论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邓丽君现象、双卡录音机走私现象、喇叭裤、长头发等奇装异服，只有在特殊语境中才能把握其复杂具体的政治文化意义。对于这些现象做抽象的批判或者肯定都是简单化的，应该使用语境化的和接合的方式加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经历了频繁而冗长的政治运动，从政治信仰、道德理想，到衣食住行等，都被强求统一。人们不仅由于普遍的贫困而无法追求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而且由于政治上极左的束缚而不敢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歌曲传入内地并极度流行，但官方又在批判所谓的“靡靡之音”。流行歌曲让人们板结已久的内心开始软化，仿佛开启了另一种投入全新生活的情感。它的流行，充分说明了在那个年代，饱受政治压抑的人们需要一种抒情、甜美的声音来抚慰疲惫和麻木的心灵，人们渴望在这样的音乐中，找回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体味人世间的温暖。流行歌曲的“情感和人性意义上的启蒙”的力量之巨大，只有结合当时正在解冻却依然春寒料峭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充分理解。
我相信，语境化理论和接合理论还可以对中国大陆更多的大众文化现象做出精彩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