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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主义被放弃而精神主义被强调的过程，也就是表现受到限制和抑制而简素得到肯定并强化的过程，其结果则不能不导致平淡化。
唐代文学看重的是四六骈俪体的文章，所以不能不倾向于华丽的装饰。但到了宋代，由于强调精神主义，骈俪文因缺乏余情风韵而遭淘汰，简洁的古文受到推崇。古文复兴运动由此开始兴盛。
古文复兴是由唐中叶的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首先提出来的，至宋代趋于繁盛，古文学家辈出。
韩愈说：“非三代西汉之书不敢观。”柳宗元说：“殷周以前文而理也，魏晋以后汤而靡也。”都强调复兴古文的必要性。
北宋的欧阳修（1007～1072）承其后，其文字以简约质实为宗。据《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记载，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时，最初为描述滁州四面群山之景色，费了数十字，但不久便简而约之，只用了“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苏东坡（1037～1101）也因《论语》《礼记》等文字简澹而深爱不已。南宋朱子（1130～1200）则看到了当时学者在解释经典时肆意推测、随意议论的弊端，以为这并不能求得古人之意，所以他著的《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言辞都极为简要（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谈到诗，到了宋代，有所谓“渊明之文名，至宋而极”的评价，对晋代陶渊明（365～427）的诗推崇备至。因为渊明的诗“外枯中膏，体癯实腴”（近藤元粹《萤雪轩丛书》之《东坡诗话》），“词简质而意有余”。
黄彻（1090～1168）曾针对渊明“衰荣无定在”的诗句说：“诗人以来无此句，词简而意足。”（《萤雪轩丛书》之《（上巩下石）溪诗话》）严羽（约1192～约1241）则把谢灵运（385～433）的“池塘春草生”之诗句与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诗句均作为佳句，并认为：“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沧浪诗话》）盛赞渊明之诗有天成之质。
不过不要忘记，渊明之诗还质而藏华也。比如说，秋实冬藏中就内藏着春生夏茂之意。
在文艺上追求简素，那么在表现上也就必然变得平淡枯澹。清初画家恽寿平（1633～1690）说过：“妙在平淡中，奇亦不能过。”（《瓯香馆画跋》）
平淡也受到了文人的宠爱，若追求新奇、危险之语而发挥创意的话，那就反而会留下斧凿之痕迹，破坏天成之含蓄。对此东坡有所谓“好新规，诗之病也”之说（《东坡诗话》）。不过，他们所说的平淡枯澹中是藏有无限之深意和自然之命意的。所以东坡说：“发纤穠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东坡后集》卷九《书〈黄子思诗集〉后》）他在给外孙的信中也说：
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谓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陈秀明《东坡诗话录》）
贵枯淡者，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若中边皆枯淡，则何足道哉？（同上）
当时的士大夫有好用“平淡”二字的风气，但若没有内在深邃的话，也就会失去诗意。对此识者是有过感叹的。（周少隐《竹坡老人诗话》）
朱子作诗也主张平淡之要，并对所谓“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的论调进行了反驳（《朱子文集》卷六十四《答巩仲至》）。朱子不仅在写诗时，而且在解释经书时也主张体认圣人之平淡。他说：
圣贤语平明，中有无限味。若从容玩味，默识心通，则可立学问之根本，发挥大働矣。故立说贵新规，类推欲广博，则必失圣人语平淡之真味，徒劳口耳之末习耳。（《朱子文集》卷三十五《答张敬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