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日本人,不管谁到了晚年都会憧憬那洒落的境地吧!
自古以来,洒落在东洋都是作为高尚之心境而得到尊崇的,因而达到此境地的贤人传记也特别叫人爱不释手。
就我本人来说,字虽写得不怎么好,但也喜欢赠给别人像“洒落”“洒洒落落如光风霁月”“人生达命自洒落”等字幅。与其说这是由于别人希望达到这种心境而向我索取,还不如说是我想把自己的心愿一吐为快。
那么,所谓洒落究竟是怎样的心境呢?要想确切地说明,并非易事。与其加以穷根究理式地说明,倒不如读一些体悟此心境的贤人传记来得易懂。此处稍许赘言几句,以作说明。
冈田先生手书“洒洒落落如光风霁月”
《易·系辞》里有所谓“乐天知命”说。“乐天”就是安乐于天命之境遇的意思,“知命”即是知天命、悟天运、自觉天所赋予之使命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洒落的境地。
然而,基于道家、佛家的超越主义立场解释“乐天知命”,与基于儒家的理想主义立场解释“乐天知命”,其含义是大相径庭的。
明代的王阳明虽说“人生达命自洒落”,但仅仅这个“命”字,若仔细琢磨一下就会有各种解释。在儒家那里,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天理,即天赋予人的理法;二是指人力根本不可及的宿命。而且在儒家看来,只有服从天理,才会随任宿命而达到洒落之境地。道家、佛家则把人生的一切都置于宿命的束缚之下,祈求解放或解脱,结果却是一味地随顺自然,以求达到所谓的洒落之境地。
王阳明所谓“人生达命自洒落”的境地,是基于儒家立场的一种表述。这与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吉田松阴赴刑场前对门人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时的境界,可以说是不无二致的吧!
借此机会,我想就阳明的洒落之心境做点说明。其实阳明的这句话出自于题为《啾啾吟》的诗,当时阳明被佞臣所追逐,身陷困境。但该诗不仅是阳明那超脱苦境、达到洒落之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那耿耿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反映。
一讲到洒落,就会很自然地想到禅僧的所作所为,而洒落之心境则又可以说是顿悟方式的明证。因此,记述洒落之心境的禅僧传记亦可谓数不胜数。下面介绍一下我耳闻目睹的事情。
昭和十年(1935)前后,我在参禅时曾听老师说过这样的故事:
古代有一位以学识而名扬天下的一代名僧,因病卧床,直至临终都没有说上一句话。在枕边一直守候到老师临终的弟子们,虽各有名声,但此时却一个个正襟危坐。他们都以为,作为大彻大悟的老师,想必已达到了极乐往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时老师嘴里突然吐出了“苦!苦…”几个字,而且还不止一两声。大家听后皆哑然了。其中只有一位弟子看不下去,说道:“老师作为天下名僧不是为人们所崇敬吗?瞧你那副丑态,不是太丢脸了吗?请多少忍耐一下,不要一个劲地喊苦、苦、苦的!”而老师却回答道:“欸!怎么了?那可是鸟在鸣叫呀!”在这种出乎意料的场合,也许存有悟的真谛吧!
这位老师的洒落显示了完成真正悟道时的心境。多嘴多舌,以为是生死大事,就不能只超脱了之。若再超脱一次,也绝不可能达到这种境地。到此为止,超脱才算得上是绝对的。这种绝对境界,不能仅仅超克“有”,若再超克一回,就必须做到有即无,换句话说,就是无“无”。我把这种超越称为“绝对性的超越”。
佛教把生死称为一大事因缘,并用心于生死之解脱。禅宗则基于专门的实践之修行而获得了解脱。禅宗最初也是重静虑的,后来才开始摆弄奇言,发喝捻棒,甚至捶胸拧鼻,立指拂尘,并用这种怪异行为教导弟子。所以儒者有所谓“无风起浪”“惊天动地”之评语,并斥责禅是说大话,是违背自然。儒者的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因为在儒者看来,“有生就有死”,生死乃自然之理法,故应老老实实地遵从理法,而不应该夸夸其谈。
在日本受到推崇的禅宗的洒落之心境,不同于中国的风格。如上所述,禅宗在日本显示的是一种悟道之境地,而在中国则多少有点肆意夸大、貌似深刻、凸显苦诋之嫌。但这些在日本均显得十分轻妙。这只要看看常与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的良宽和以顿智令天下人震惊的一休 等的事例,就可一清二楚了。博多的仙崖(1750~1837)等人创作了狂歌 ,当唱到“我以屁为空白哟,故言佛字即成佛”的状态时,就不无有些堕入无聊之诙谐的倾向了。
即便是狂歌,也能唱出洒落的生死超然之心境。而正因为是狂歌,就自然会有滑稽、戏谑等要素,但恐怕不能将其一概贬斥为“文字之游戏”。不要忘记,这里面有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下面摘录几首狂歌:
门松在冥土之旅的一瞬间,既幸运又不幸运。(一休宗纯)
若问宗鉴去何处,随口吐出彼世来。(山崎宗鉴)
与尘世诀别,若与线香之烟共烬。(十返舍一九)
可见,日本人的洒落与中国人的洒落比较起来,显得更为简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