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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自然崇拜已如前述。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同属单一民族，所以不仅使人与自然结为一心，而且还使人与人也结为一心。故而日本人的思维构造极为单纯，和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神与人、神与自然都对立起来的西洋的复杂性构造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果使日本人对物和人都抱着感恩崇拜的心理。像日本人那样兼备温和而敬让之德的民族，是不多的。兹举例说明如下：
日本一直以来就有在八幡宫举行放生会的传统，这原来是从佛教那里学来的。中国过去为了在寺庙积功德、戒杀生，而有在祭日或佛祖诞生日把鸟、鱼等生物放生的习惯，所以叫放生会。这个习惯也传到了日本，并作为佛教仪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神佛混淆的情况下，如今的放生会常在京都的石清水八幡宫、大分的宇佐神宫、镰仓的鹤冈八幡宫、福冈的箱崎八幡宫和宗像神社等八幡宫举行，这是因为放生会最早起始于作为八幡宫的宇佐神宫
石清水八幡宫
而且在日本，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即使像裁缝用的针、书法用的笔，也会把它们放在一起，建一块供养之碑，这似乎表达了日本人对物的感谢之念。
早在孩提时代，我们若对物品粗暴待之，就会遭到大人的训斥甚至处罚，这大概就是出于一种人与物的亲近之情吧！我们不应忘记物所给予人类的恩惠。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传统上对物就有一种崇敬之心。日本人在物的名称前都要冠以“お”“ご”这样的敬语接头词，以表示敬意，如お月さん（月亮）、お阳さん（太阳）、お汤（热水）、お砂糖（白糖）、お茶（茶叶）、おつけもの（酱菜）、おみおつけ（酱汤）、お料理（菜肴）、ご饭（米饭），等等。
既然对物都是如此态度，那么对人使用敬语就更是理所应当的了。不过最近日本人有不用敬语的趋向，这大概也是因为在日本人中间出现了西洋式的强调自我、主张个性的风潮吧！
日本人温文尔雅、待人谦逊，这已为欧美识者所认同并赞许。大正时代来日的克洛岱尔，有一次在超越货车时，驾驶员不仅不生气，而且流露出会心的一笑。要在法国，若避开汽车的动作迟缓一点，驾驶员就会骂不绝口。日本所看到的情景却正好相反，这使克洛岱尔感慨不已。
日本人的谦逊之德是与生俱来的，这从日本人有向对方再三说“非常对不起”的习惯中，就可见一斑。如今虽已有所改变，但在许多场合仍保留了这一习惯。如汽车发生冲撞事故时，即使是对方的责任，也会说“非常对不起”。在欧美则不可能有这种事，即使责任在自己一方，也不会向对方道歉，反而还要指责对方。在日本，即使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若对方受伤住了院，也一定会去医院看望。这在欧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若去医院看望，就会给人一种承认自己过错的感觉，从而不利于司法裁决。所以，除非有特殊情况，欧美人一般是不说“对不起”的。
渡边丰辅氏在《现代大学生的应有状态》中指出：
在欧洲，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形象意味着缺乏道德。在我们看来，既然是人，就应当遵守其固有的道德，人性天生就是善的。但在欧美人看来，人生来就只考虑个人和自我，社会只是个人的集合体，并且由于科学的分类，还使法律这门学科相当发达。欧洲人的这种思想方式也反映在他们突出自我的语言表达上。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人虽也有抑制自我、包容大度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突出自我、言辞激烈的一面。
当然，近年来日本人也开始推行个人主义，流行起欧美式的思维方式。但即使这样，传统的谦逊美德仍未丢失。比如，驾驶员之间的相互让路；当步行者在狭窄道路上行走时，从后面上来的汽车总是先慢慢避让，向路人表示谢意后再通过，这种情景今天仍偶尔能见到一些。
至于日本妇女的谦逊美德，则更是受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在神岛二郎氏的《新版日本人的发想》中收有小说家黑井千次氏的《步行者》（1975）一文，文章记述了作者在会晤横滨海外移住中心的一对从南美移民来的年轻夫妇时的感受：
丈夫三十岁，从乐器推销员做到营业所长，据说出身于九州。妻子二十六岁，白白的皮肤，圆圆的眼睛，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好多，出生在秋田。丈夫想要回巴西去干农活，而妻子则极力反对。她头朝下，嫣然一笑，不管丈夫怎么问，就是不回答。丈夫说：“真没办法，因为是跟着我来的。”回去后只好再征求妻子的意见，赞成与否总要有个明确的答复。吃惊的是，直到现在她都没有表示赞同。
“那你还去巴西吗？”一听这个问题，她便一边笑，一边流露出注视远方的眼神，一个劲地点头。
在这种令人费解的姿势中，面对紧张的丈夫，妻子好像已舒适地享受着巴西的生活似的，温柔之情溢于言表。
神岛二郎氏对此有以下评论：
黑井千次说：“那种姿势里包含着某种相反的意思，即讨厌的意思，所以她当时充满着无穷的魅力。”这点正是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情节。如果是在战争中的日本，这点大概会被宣传为“夫唱妇随”“妇女的牺牲精神”吧！但是这种解释明显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它是极端权力主义的解释。这点我以为值得倾听一下黑井千次所发的“她当时充满了无穷的魅力”的感慨，因为那里面蕴涵着有关人之理想状态的传统思维模式。（《日本人的发想》）
若就西洋传统而言，这位妻子的行为也许是没有个性、缺乏主体性的表现。但只要细想一下，就可以看出，这实际是比普通主体性更高层次的主体性。我觉得这种个性与殉于陆军大将乃木希典（1849～1912）的静子夫人（1859～1912，父亲汤地定之是鹿儿岛藩侍医——译者注）的立场有一脉相通之处。
对他人怀有深念之情或笃敬之心并以此为本的自他一体之境界，不仅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从这种立场出发去思考那位妻子的所作所为，大概就不会再非难她在安逸中丧失主体性了吧！不仅如此，反而还会对她那超越了是非善恶之判断的纯粹之心产生深切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