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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本人是用理性之前的潜在意识即直观把握物之真实，而西洋人则重理性，是运用所谓的科学分析方法认识事物。
比较而言，恐怕可以说，日本人是重感性直观的民族，而西洋人则是重理性认知的民族。进而言之，日本人是艺术性的民族，而西洋人则是科学性的民族。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
摩拉爱思在《日本精神》中说过：“日本的一切都是艺术。”“日本的所有人都是艺术家。”最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摩拉爱思所说的，“日本艺术的长处在于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单纯性”这句话。不过就单纯性而言，并不仅仅限于日本人的艺术，其他类型的文化思想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摩拉爱思所谓的“贯穿于日本艺术之中的是简素精神，在那里面有日本艺术的特色”，倒是至理名言。
摩拉爱思认为，日本全土皆为艺术作品。所以他说：
日本的无数岛屿在云雾缭绕的轮廓之下，生长着茂盛而珍奇的松柏。凸显的地平线的被遮盖处，飘浮着珍珠色和蔷薇色的云彩。穿透云彩的是那神圣的富士山顶。这些出神入化般的图景，全都融入远离鲜明的人类艺术意图的自然姿态之中。
日本的风景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所见到的风景极不相同。因其景色十分罕见，所以一般来说，不应将其归功于人的行为，而应归功于神的行为或艺术家的神圣行为。
无论日本的城市还是乡村，摩拉爱思都把它们看作艺术品。街头小店的工具，便宜又便利，这是艺术；用竹子做成把手的茶壶，纤细模样的小瓷酒杯，圆圆的火炉，树叶形状的盘子和茶托，以及并排在店铺里的扫帚、簸箕、水桶、烟袋（尤其是女人用的烟袋），等等，也是艺术品。
不仅如此，一离开城市到了乡下，那姿态幽雅的乡间小道，精巧有序的耕作灌溉，也具有艺术性。还有，到旅店宿泊，在绵绵细语般的迎客声中，穿过房间，只见典雅的庭院和精美的料理，这些也都是艺术。可以说，是自然环境才使得日本人的艺术灵感达到了如此旺盛的程度。所以摩拉爱思的下面一段话非常引人注目：
日本人在快速汲取西洋科学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利用其本来就有的艺术性倾向而走了一条简单化的道路。（《日本精神》）
我个人认为，日本早期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氛围，常常汲取国外的好东西，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这些都是建立在神道精神之上的。而一想到重视自然崇拜，推崇潜在意识的直观，并对物之生命持虔敬态度的神道，就会觉得摩拉爱思所说的，日本人是艺术的民族，他们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艺术性地吸纳了西洋科学，绝不是无的放矢。
我不赞成把物称为物资，而是希望以视物为生命体的世界观为基石来推进科学。如果不是这样，我看科学说不定会变成恶魔。仅从这点来说，摩拉爱思的观点也是值得倾听的。
至于西洋人是科学的民族、日本人是艺术的民族这种观点，已故的长崎大学医学部教授渡边丰辅氏的经验之谈，表达得更为清楚。渡边氏出身于旧制的姬路高等学校，比我晚几届毕业。在我的好友竹下肥润氏主持的东京讲演会上，渡边氏的同年级同学曾送过我一本渡边氏的讲演录《现代大学生的应有状态》，书中记载了著者的以下经验之谈：
富士三十六景·甲斐御坂越
歌川广重作
我曾有过让德国青年寄宿我家半年的经历。有一次，在一个静悄悄的秋夜，我们一边听着唧唧虫叫声，一边喝着酒。这时我说：“你听，多好听的虫叫声啊！”可他却漠然地答道：“我只听见杂音。”可见，“秋色映入眼帘，地里风声啾啾”这样的感觉他是没有的。
“我思故我在”，众所周知，这是笛卡尔的名言。但西洋人的癖好是把“我”作为一个不动的固体看待。
实际上，“我”也是动的，是无常的，所以并没有那样的实感。发明了相对性原理的欧洲人，却不注重“我”的相对性。把自我固定为一个坐标去眺望自然，从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真正的人学却还在襁褓之中。
也许在西洋人看来，月亮、小虫都是人类移情的对象，所以即使看到月亮、看到小虫，也不过是发出一声“啊呀”而已。
那么，西洋人的认识方法与日本人的认识方法，哪一方是正确的呢？若考虑一下从混沌的宇宙中产生地球，从地球中产生物，从物中产生生物，再产生人类的过程，就不能不承认，人与生物，人与物，本来应是同一的，是在其中分化出来的生命。当然，这种生命是异质的，是生生不息的存在。
日本人觉得自然与人是同一的，这固然是由于自然环境造成的，但是不是也有对浑一世界和全一世界的不知不识的直观的因素存在呢？又是否可从这一立场出发，再去直接面对西洋人与日本人的认识方法和情感方式，并比较一下他们的自然观呢？